十六年粤桂战争的因果 / 黄旭初 (1)

十六年粤桂战争的因果

黄旭初

    广西和广东，自民国十五年都统一于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彼此似乎不应该再有战事发生了，然而，由十六年起，竟又再打起来！作战的双方，都是两广的部队。战事继续循环发生，一直延长到十九年才告停止。其间的正统、叛逆、是非、曲直，不特局外人难以了解，就是我们局内人也只是莫名其妙的打来打去。事实上是由于国民党内同志中的领袖欲、权利欲作祟所引起。

    现在且先述十六年秋冬两次战役的前因后果。两次我都曾亲与其事。两次的战斗详情，我曾另文记述过了。

为粤共披猖、调桂军助镇

    十六年四月，清党事起，国共分裂，广西境内大致平静无事。广东共产党的潜力却是很大，尤其是东江方面海丰、陆丰一带，在其操纵之下，农民协会的组织，已普遍发展，屡次发生过武装暴动。那时广东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大多数已出发北伐，后方非常空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奉命坐镇革命后方根据地，因广东兵力不敷分布，用蒋总司令名义，令广西派兵八团到粤相助，以两团驻钦廉，六团驻北江。黄绍竑主席即遵令照派，派往北江的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黄旭初的第四旅（辖许宗武第七团、林畅茂第八团）、伍廷飏的第五旅（辖郭凤岗第九团、梁朝玑第十团）和韦云淞的第六旅（辖徐启明第十一团、叶丛华第十二团）。第五、六两旅先行；伍廷飏因兼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未能离省。由其参谋长雷飚率领出发；我因在南宁处理清党事务耽搁，迟至七月廿九日才率队离邕东下。三个旅都驻在韶关附近。这是广西部队入粤的原因。

    当宁汉分裂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曾下令唐生智东征南京，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南下广东。到了七月二十日，汪氏因发见共产党秘密文件，共党有颠覆国民党和陷国民革命于绝境的阴谋，也起来反共清党。但张部回粤的计划，并未因此而改变。李济深、李宗仁都曾对张氏忠告劝阻，而未被接纳。八月一日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对张氏变叛，第二方面军因此分裂为三部分：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廿四师，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原属李汉魂的第廿五师）与第三军的朱德教导团合流，公开共产旗帜，由南昌向临川、瑞金、会昌，企图经寻邬下梅县入东江直趋广州；蔡廷锴的第十师，当暴动时也在南昌附近，旋因共党不重视他，他遂将师内共产党的军官和政治指导员等悉行捕杀后，脱离共党，向赣东转入福建，表示拥护旧军长陈铭枢，陈即派蒋光鼐前往收抚；张发奎只剩黄琪翔的第四军两个师（缪培南的第十二师和李汉魂的第廿五师）和朱晖日的第十一军的一个师（许志锐的第廿六师），逗留南昌。八月十二日，张发奎表示拥护旧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李氏因派陈可钰为代表赴南昌接洽，知张决心返粤，无可变更，只好表示欢迎。李氏对贺龙、叶挺等，立即派第卅二军军长钱大钧率部先向会昌阻击，复派我率驻韶第七军六个团续进增援。

汕潮均克复、贺叶被消除

    第七军北伐部队，已废旅改编为笫一、二、三各师，今在省部队也依照改编。以第五、第九两旅合编为第四师，伍廷飏为师长，吕焕炎为副师长；第三旅和封高爵，余志芳两独立团合编为第五师，刘日福为师长，俞作柏为副师长；第四、第六两旅合编为第六师，黄旭初为师长，韦云淞为副师长。师长和副师长的任命状，由李宗仁军长寄到广州第七军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转发。当时伍、吕、刘、俞四位都不在粤，韦云淞已指挥其第六旅和第四旅先行入赣，都尚未就职。只我于八月十日在韶关就第六师长职，随即率第七、八两团前进指挥。

    钱大钧部在会昌被贺、叶所部击败，退往信丰。我韦云淞部进至雩都、会昌间的洛口，与敌遭遇，因逐次使用兵力，战亦不利。我到达和韦部会合后，令全部转守会昌以南的筠门岭，与敌相持。贺、叶见我有备，才由筠门岭转入福建的长汀、武平、上杭，似欲由大埔折入潮梅。

    黄绍竑在五月底再赴南京参加一个中央的特别会议和六月十九至廿一日的徐州会议后，回到广州，患上了很厉害的肺膜炎，因此留在广州疗养。李济深第八路总指挥（蒋总司令所任命，八月十日就职）见前方失利，令黄加兵向赣南增援，并要他担任第八路前敌总指挥名义，代其亲往前方指挥各部作战。黄氏那时尚未完全恢复健康，但局势严重，只好勉强出发。并再由广西调来吕焕炎的第九旅（辖杨义第十七团、蒙志第十八团），亲率续向赣南挺进。他行抵南雄，知贺叶部除已转入闽境，于是令我率部退到寻邬集中，钱大钧部经三南到梅县集中；并请李总指挥令陈济棠、薛岳两师进驻兴宁、五华，他率吕旅经信丰进驻寻邬，以防贺叶由蕉岭、平远折入梅县。他到了寻邬，率第七军各部继续进驻平远、蕉岭。因情况不明，乃派营长黄鹤龄率部向大埔威力搜索，知贺叶全部已由大埔、三河坝沿水路直下潮州、汕头，只以朱德、周士第等小部留守三河坝，于是令钱部进至松口以牵制三河坝敌军，掩护我军侧背；而自率第七军全力直趋潮州，九月三十日一攻即克。同时，陈、薛两师在汤坑将敌主力击溃，追向海陆丰，将其包围缴械，全部消灭。贺龙成为俘虏，但后来又将其释放。朱德、周士第等二千余人在三河坝见大势已去，急向赣南的上犹、崇义一带山区逃窜，后来得韶关范石生收容其在第十六军。战事即告结束。

    战后，第五、第九（除蒙志团）两旅即船运回梧，第六师和蒙志团移驻韶关。吕焕炎因屈居副师长而不肯就，俞作柏因反对清党已离开广西，乃改以梁朝玑为第四师副师长，朱为鉁为第五师副师长，而将第九旅改为第七师，以吕焕炎升任师长。人事问题既解决，第四、五、七各师乃宣告成立。

回师抱企图、灭共招仇视

    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于九月十八日由江西回到韶关，将总指挥职务交黄琪翔代理，他本人即赴香港。黄琪翔率前队二千人于九月廿一日到广州，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第二方面军一入广州，即张贴「拥护汪兆铭、李济深、张发奎及军事委员会」、「反对个人代表党」、「建设革命的广东」等标语。李济深派代表到香港欢迎张发奎回广州。张于十月六日通电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张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广州政治分会十月十一日决定拒绝中央特别委员会取消该分会的命令，并于该分会下设一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整理指挥两广的部队和军事机关。十月十五日临时军委会成立，决议取消李济深的第八路总指挥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十月廿三日会议决定，对讨伐唐生智，与国民政府取一致态度，令李福林军为先发队，开赴韶关，调回东江各军，继续北进。

    贺叶平后，黄绍竑由汕头回到广州，知道第二方面军内潜伏的共党分子还是很多。他们不得志于军事，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希望内部发生问题，可以获得利于活动时机会。尤其因为黄绍竑部是消灭贺叶的人，更仇视得厉害，种种问题暗地里都集中到他身上。所有第二方面军方面的人物，表面上虽然和他仍旧融洽，而心里已经发生极大的误会。他发觉了这种情形，预料若是广西军队长居广东，必会发生不幸的冲突。而且我军奉命入粤，系属帮忙性质，对广东根本没有丝毫野心。现在客观情势上既无驻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许多是非，为公为私，都不合算，于是将伍、吕两旅迅速调回广西。第六师和蒙志团准备由韶入湘协讨唐生智。他自己出席十月廿三日的临时军委会议后，第二天即返南宁。他以为这样处置，人家以前有些误会，事后也会明白谅解的。

开府谋难遂、沪行计又生 

    蒋总司令八月十二日辞职，以促成武汉、上海（西山会议派）两派和南京合作。九月十六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于是三分的国民党复归统一。九月二十日，统一的国民政府告成。特委会是汪兆铭所坚决主张组织的、但成立后，汪氏因在党政两方面都得不到实权，复归汉口，利用唐生智的武力以反对中央特委会。十月二十日国府下令讨伐唐生智，汪眼看唐的情势不利，乃赴粤利用张发奎。以汪氏在政治上的地位，广州政治分会自然要表示欢迎。第四军素来拥汪，支持更为积极。十月廿九日，汪氏偕同甘乃光、何香凝和广州派往香港欢迎的代表张发奎、陈公博等到达广州。广州政治分会的权限，只限于两广区域，以汪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开党国的全局场面，像民十五年以前那样的开府广州，以与南京的中央相抗衡。所以，十月三十日，汪约在粤中央委员六人开联席会议了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尅日在广州开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并令常务会议及秘书处照常办公，和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但因李济深和第四军有长远的历史关系，未便使用激烈的办法，故一面制造空气，说广州是太腐败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须改造广州的政治环境。一面和李济深商量，要他自动的改革，也就是要他拥护自己在广州开府的意思。这种内幕的酝酿，黄绍竑回广西后，一些也不知道。民卅三年二月十六日，他和李济深、张发奎、吴奇伟在南岳会议后同车回桂林，还谈起这回事：张说：「向任公说尽了话，继以流泪。」李说：「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对我所说的话，用意在甚么地方？」其实，李是不赞成汪再开府广州，以免破坏北伐的成功和党国的统一，故意装做听不懂罢了。

    黄绍竑十月卅一日由广州返抵南宁，十一月二日忽接汪兆铭电报，说有种种问题要他到广州去面商。他在那时以前，对汪不仅毫无恶感，而且相当敬仰，所以接电后，毫无顾虑汪有甚么恶意，立即覆电谓将省务略事处置后，即行来粤。

    并买了很多土产如果子狸、海狗鱼等奉送他们以表情意。黄于十一月十五日中午到达广州，闻汪和李济深就要登船赴沪，即往葵园匆匆晤谈后，顺便送行。汪派许多人物都在葵园，对黄只作见面的招呼，态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极严重的心事。尤其是陈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现出愤怒而张皇的样子。黄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是被他们用手段赶走的，又把自己召来广州，说不定会对自己玩出甚么花样哩！汪因在粤开府不成，蒋中正十一月十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约汪往商党务，南京又主张在沪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于是藉此拉同李济深以参加预备会议代表名义离粤赴沪，好由在广州的上演一幕闹剧。张发奎也将军权交黄琪翔，和汪同时赴港，声言准备出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