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胜利上演的悲剧——《李品仙回忆录》(节选)二

空城计 

    三十六年八月，当时国军正集中兵力向鲁南沂蒙山区之共匪巢穴进剿，原驻津浦路南段及长淮间地区，由前第十战区二十一集团军改编归第八绥靖区指挥之部队，均巳奉调至徐州以北参加剿匪作战。此时匪军刘伯承部数万人由豫北渡河南窜，于八月下旬经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东趋六安、合肥。此时合肥已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卫营外别无驻军。当刘匪到达六安之后，省府上下及合肥民众莫不为之震恐。未几复接获合肥县府电话报告，谓匪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六安以东之金井；当时虽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陇海路南下堵剿，但系随匪之后赶来，距离尚远，因此余亦不免为之焦灼。金井距离合肥仅七十余华里，匪军旦夕可至，此时若令省府各机关撤退在时间上已不容许，若言防守以一警卫营之兵力亦感不济，乃忽然情息智生当即下令合肥城厢内外各乡镇之国民兵团火速集合于合肥城外，由省府卫队营为骨干派兵协助指导，连夜点燃灯笼火把赶筑碉堡、战壕等城防工事，并于各大建筑物内树立军队旗帜，派卫兵把守，且不时吹奏号音；同时以一部乡镇自卫队在合肥城外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来往运动，模拟已有大军到达从事备战的模样。城厢内外居民一律各安其业不许逃避；各省政机构亦照常工作，不许张皇。我个人亦亲赴城厢各处指挥部署，督导施工。如此经一昼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面之报告，谓刘匪于午前已转向舒城方面窜去。余闻讯如释重负，不禁喜极而泣。一昼夜来我虽外示处之泰然，内心实不免为我的空城计忧也。由于我的态度镇定，在此期间省府上下各级人员及合肥市民竟无人要求迁避。参议会议长江瑋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惊扰，暗示其离开合肥暂避，彼初亦坚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后经我再四催请，始允乘车前往芜湖。我之喜极而泣，盖亦为安徽父老对我忠诚信赖，临危不素而有动于衷也。

    越日追剿刘匪之邱清泉部始赶至合肥。因刘匪已窜往舒城，邱部某旅随后追赶；后该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击，损失惨重。又越日，第八绥署所属第四十六军亦自皖北赶回并对刘匪追击，刘匪乃经大别山向鄂东、豫南方面窜走。

    此次刘匪伯承南窜，未乘虚进袭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计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后回想总不免心有余悸；当时有感于此因作五言古诗一章，以志其事，题为合肥却敌，抄录如次。

    已掩东伐鼓，何来鸣旆钲；箫墙变患起，瞬息丧辽宁；

    朔北脱控系，烽烟漫两京；大军争鲁北，八皖已空营；

    贼虏乘虚入，江淮万户惊；敌锋迫肥水，急智胆边生；

    奋起召群众，鸣戈扬战旌；悬灯夜筑垒，诈示大军声；

    昔敌知吾性，闻风竟退兵；临危施妙算，诸葛守空城；

    成败虽难卜，人谋亦可胜；援军指日到，一战庆敉平。

    由于刘匪之窜大别山周围，中央深恐日久成为隐患，未几派白崇禧部长于九江成立剿匪指挥所，专任清剿窜扰豫皖鄂边区之刘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中旬，白部长于九江召集有关军政主管人员，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电邀我前往参加，提供剿匪意见。抗战期间我在大别山六、七年之久，基层党、政工作均有相当基础，自信当地居民深明大义拥护政府，对剿匪军事必然支持。会后大军即开始进剿，至三十七年春，刘匪终于无法在大别山驻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窜与陈赓合流。

    我在九江会议之后，曾乘便重游庐山，时值深秋，景物萧瑟，感怀战乱，不胜唏嘘，游兴顿减。翌日即乘机经蚌埠转回合肥。是时，中央为统一指挥苏鲁豫皖剿匪军事又成立徐州绥靖公署，以顾祝同上将为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办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县代表均顺利选出。我亦由原籍苍梧父老以三十余万票推选为国大代表，旋奉总裁指示退让友党，乃即辞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别选举监察委员及立法委员。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闭幕，选出蒋公中正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并于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职。我国从此进入宪法之治。惟自政府决心行宪以来，共匪深知其邪说并不受广大群众欢迎，依法竞选必然惨败，于是变本加厉发动全面叛乱，阻挠宪政之实施；政府于排除一切困难之后，终于完成普选，还政于民，可是此时共匪的叛乱已益为扩大，漫天烽火，警报频传，大局反而日趋险恶了。

勘乱战局逆转 

    三十七年春，第一届国民大会开会前后，戡乱局势已面临恶化。在大会揭幕之前，东北事实上已只剩下长春、沈阳两座孤城，陆上和海上的交通线都已被共匪切断，完全仰赖空运维持。华北的平绥线、山东的胶济线、河南的陇海线，在大会开会期间也都纷纷告警；洛阳和潍县都是在此一期间失守的，可见当时共匪已转取攻势，而且攻击力量已不容忽视。那时南京方面正在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席以蒋公勋业之隆万民仰戴，自然非蒋公莫属，可是副总兢一席角逐者多，却争得相当热闹，此时所有的人，连报章杂志在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选举之上，而忽略了当时时局势正在恶化。

    大会闭幕之后，我国军之形势已陷于被动，中央为巩固华中，贯彻戡乱，作未雨绸缪，筹议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军政统辖机构，由原国防部长白崇禧出任军政长官。筹议之初适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预闻其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黄河以北可能已为共匪所控制，江、河之间尚可与争，长江以南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力求巩固；因此我很赞同派一大员坐镇华中，统率大军屏障西南，北控郑、许，使南京中枢能一意应付津浦线上之作战。

    五月底，行宪新政府正纷纷改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阁，以之担任华中军政长官一职自属适宜。果然在六月初，我于合肥接得白部长的电话，谓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己决定成立，中枢派彼前往负责，并邀我出任他的助手副长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之设立虽早经预闻，但出任他的副手，却是我所未料到的事。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既不便在电话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只好说我对任何职务都无所选择，只要中枢考虑我能以胜任的事，我都乐于效命。

    六月下旬，华中军政长宫公署正式成立，白长官复以电话告我，说他已向总统蒋公请准派我为副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已另派员接任。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达，我于交代摒挡完毕之后，于八月下旬始离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与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诚相与至为融洽；自投身军旅以来，除湖南外从未在一地服务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乡，一旦卸职离去，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安徽省议会获知我调职是无法挽留的，特召集会议全体通过赠我以安徽省的荣誉公民以表亲切之意，并颁授证书。临行时合肥各界父老及机关团体列队相送，长达里许，我几度停车与他们握别，欲语哽咽；看他们凝重的表情，想起这番较日寇更为兇残的红祸，真是不忍离去，及车抵南京独怅怀若失，感兴书怀，因赋七律一首如次：

辞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别父老及同仁

    挥手临歧别皖疆，清风拂袖九秋凉；

    朔云幻变干戈后，国事蜩螗岁月长；

    八载同仇如手足，一朝远别感参商；

    离怀几许情难诉，霜冷方知晚菊香。

    余到京后，翌日即谒见总统蒋公，报告安徽地方情况及请示今后工作方针。当时总统蒋公想起民国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电请辞职奔丧的事，垂询先母营葬情形，我以抗战胜利后紧接剿匪戡乱迄未返里有亏子职对，并乘机请假，当蒙蒋公给假两月返里营葬；总统慈孝荣及先母，感戴难忘。

    我将返里葬母事电告白长官之后，于九月初由南京经上海搭机飞广州转赴梧州故里，临行总统蒋公及副总统均先后赐宴饯行。经上海时，正是金元券发行之后，政府执行经济管制，京、沪商人屯藏物资不肯出售，市面萧条，黑市猖獗，当时我认为军事上前方打一两次败仗关系不大，但如果这次币制改革再不能收到维持币信稳定物价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对政府的戡乱失去信心，则其后果当至为严重，不禁惄然忧之。

    中旬抵家门，一别十余年，与家人、父老相见，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问，无限亲切；惟昔在襁褓孩提中的子姪辈，此时皆已玉立亭亭，对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时想起贺知章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诗，诚不胜感慨。时先母已由家人先择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余遂于告祭后鸠工泐石。不期假期尚未届满即迭接白长官的电报，促我即日赴鄂。那时我从报上获知长春、沈阳均相继沦陷，济南、郑州也已弃守；各地物价飞涨，京、沪一带已发生抢米风潮，情势之严重，不难想像。于是匆匆启程，经桂林转乘火车赴鄂，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武汉；车甫入站即发现白长官及长官公署各处长，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员均在车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达武汉之时，徐蚌会战已经开始。过了几天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困，苦战十余日，弹尽援绝，自杀殉国。黄伯韬兵团消失之后，共匪陈毅部自徐州东面直趋宿县，徐州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最后自徐州突围之国军，与向徐州增援之国军均分别为匪所围困；突围不果，几全部牺牲。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齿寒之感，同时东北的共军于攻下沈阳、锦州国军最后两个据点之后，源源入关，平津形势丕燮，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中下旬，那时全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谣言纷起，南京若干机关开始撤退，社会秩序已形混乱。继北平的傅作义与共匪酝酿局部和平之后，京、沪两地也传来和谈之声。事实上，徐蚌会战失败，国军精锐被创，尤其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士气衰落，继续作战已无多大把握，所以当时不仅第三方面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党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张停战恢复和谈。

    三十八年元旦，总统蒋公发表文告，表示不计个人进退，促进国内和平之愿望。过了几天现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先生与黄绍雄衔命飞来汉口访晤白长官崇禧，征询和谈意见。他们在汉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长沙访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颂云。此时华中长官公署之下只有在荆宜一带的宋希濂兵团，在平汉线上豫南一带的张轸兵团。以及在汉口外围的张淦兵团；这三个兵团总共不过十数万人，原来加上黄维兵团对付刘伯承、陈赓两股匪军尚可应付，今黄维兵团于东援徐蚌途中为匪包围歼灭，而今后匪军陈毅及林彪两股均可倾巢而来，面临此一危险情势，实在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战难也只有赞成一试了。经遇一番研究之后，白长官乃电呈中央赞同和议，双方停战，以期博取一时的缓和。据说那时南京方面副总统在邵力子、张治中、黄绍雄、甘介候等包围怂恿之下也力主和议。

    于是，总统蒋公于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引退，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早在总统宣布引退的前几天，共匪方面就提出所谓「和谈八条件」，行政院也发表了政府愿双方先无条件停战，再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的意兄。共匪的八条件自然荒谬绝伦与行政院的意见相去太远，可是主张和谈的人士看来，既然对方已开出价钱就总有谈判的余地，初不知这只是共党的心战，实际上他自认已胜利在握，根本无和谈的需要了。

    李代总统视事之后，为表示政府谋和诚意，一面派定邵力子、张治中等为和谈代表，听候和谈，一面与李济琛、罗隆基等共产党的同路人连络斡旋和平；同时为讨好对方下令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章杂志禁令，释放政治犯，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最后并迳电毛匪泽东，承认以毛匪所提之八条件作和谈基础；可说已极尽谦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几经磋商，直至四月一日才开始和谈，而所谓和谈实际等于强迫无条件接受投降条款而已。经遇三次限期，两次会议，最后于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面以最后修正的八条二十四款要求签字，并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这八条二十四款，可说至为苛刻；后来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节开始和谈，不禁哑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总统派遣的和谈代表之一的黄绍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将共匪的八条二十四款携回请示。我当时适因事由汉去京，是晚得在代总统官邸参加听取黄代表有关和谈经过的报告。当黄代表报告完毕并将共匪所提出的条款宣读之后，所有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默无一语约有两分钟之久。我素来心直口快，睹此光景实在有些忍不住了，于是我对黄绍雄说：「我看这些条款的内容，不是和谈，完全是迫降罢了。」黄代表有几分尴尬的说：「我们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才达成这样的条件。这是最后的决定，共方是不会再让步了。我们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认，只有再战；再战结果，有无把握？」此时在座诸人仍然默不作声，最后李代总统扫视大家一遍之后说：「兹事体大，容我考虑后再行答覆。」和谈事实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绝。

    这次和谈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既没有利用这段时间作重新有效的备战，反而让共匪利用这段时间作有效的心战、渗透，瓦解我军民士气。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举渡江；长江虽称天堑，但战线过广我军守备兵力不足，且如江阴要塞，守军将领的无能为敌所乘，至使匪军毫不费力即从此先渡，随后获港亦被敌强渡，长江天险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团军四十八军之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自一月底以来据守安庆，作为国军在长江北岸的桥头堡，经匪数度猛攻始终屹立不动，至此亦只好自动放弃，向长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发表文告，坚决作战，李代总统并令何应钦上将兼长国防部统一指挥军事。那时，大部份政府机关早已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南京遂于四月二十三日自动撤守。共军渡过长江之后一面进攻上海，一面沿浙赣路发展进出江西。此时江北共军除原来的陈毅、刘伯承两股外，其他原来东北、华北各战场的共军，如林彪、彭德怀等的部队亦倾巢南犯，其总兵力已数倍于我。因此战局遂呈一面倒之势；不久武汉、上海均相继弃守。

    华中长官部在和谈期间，本中央备战求和的决策，在军事上以张轸兵团在平汉线上至南阳一带，防止共军南进，张淦兵团防守武汉外围确保武汉三镇，宋希濂兵团则集中荆宜一带整备，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在政治方面遵照中央戡乱动员纲要，参酌地方情形，拟妥戡乱时期施政大网准备实施；及共匪渡江，占领京沪并沿浙赣路深入江西，侧背顿感威胁，同时传闻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有向共匪靠拢的消息，遂不得不放弃汉于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转进。

    中央拒绝共匪迫降条款决心继续作战之后，李代总统即任命我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广西加强作战准备，与巩固后方基地各事宜。我于五月一日率领必要人员自汉口乘机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当时住在长沙，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顺便探听他的意向，同时武汉方面已咸传程潜有举湖南靠拢的消息，也想藉商议西南防务问题顺便观察他的动静，遂决定中途在长沙停留一日。抵长沙后当日即分别访晤程颂云主任及唐孟潇，以及若干昔日的袍泽友好。由各种迹象观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报告，长沙确在酝酿向共匪靠拢，当地工农各界团体都有共党份子在内把持，且有欲将我扣留之说。是夜程在省府设宴招待我，饭后我约他密谈，我说：「颂公，你在党国历史上是勋业彪炳，极有地位的人，今党国危亡，从大处看应该领导我们奋斗救党救国，从小处看无论如何应该珍重自己的光荣历史，不能随便附和年轻一辈人的意见轻举妄动。这是就我们应有的道义而言，如果就实际利害权衡，你是湖南的家长，当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数人的身家性命为基本考虑，今驻守湖北的国军不下十余万，其中大部份是广西的子弟，将来情况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广西，所谓归师勿遏，湖南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如果湖南有变，届时长沙百数十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岂不无辜遭劫，是公爱之适足以害之！我为公谋，还是安定下来从长考虑为好。」

    程听完我的话嗫嗫嚅嚅的说：「此地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都是拥护政府的呀！」

    我说：「我到此还不到半天已经得到许多报告，说长沙就要响应共党，宣布独立了；我亲眼在街上看到已经张贴了若干措词不妥的标语。」

    他说：「不会如此罢。」

    我说：「请颂公派人暗中切实一查便可知晓。」稍停，我继续说：「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颂公又是我的老长官，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赴桂中途在长沙停留一夜，就是远道传闻不敢轻信，特地前来拜望老长官了解实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机飞桂，以后请随时与武汉白健生兄连系好了。」程频频颔首。

    翌晨，我又往访唐孟潇，那时街上原来的标语已经不见了。孟潇坚留我吃午钣，我们谈了很多，但谈到对时局的看法，他便尽量闪避，表示不愿过问。最后我告诉他，如果长沙环境有什么变化，不愿再住下去，希望老长官不要见弃，我欢迎大驾经桂林再到广州参加戡乱工作。后来程附逆之后，他遂写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顾法师净缘一同来到桂林，要我派出飞机送赴香港，他本人为何未离开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暂时留在湖南，观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夺，及后他本人欲走时已无法出境了。

    我和程潜的一夕话总算是发生了一点效果，原来他是准备与陈明仁于五月中旬上演附逆丑剧的，由我郑重的告诉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迟了两个多月，迨华中部队撤至宝庆之后，方行公开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后，于五月五日成立绥靖主任公暑开始工作。本人离开广西已经十年有余，广西的情形大体上是与战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员仍多旧日袍泽，其中部分已经升调或因故去职，为时既久人事变迁，势所不免，同时八年抗战兵燹之余，商业萧条经济衰落，亦属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先生，对本省十年艰苦支持始终不懈，实是难能可贵的事。惟目下戡乱战事频频失利，平津失守，京沪沦陷，各地土共纷纷出现，学生工人群起捣乱，影响人心扰乱秩序，广西不免亦被牵连，加之金融混乱风潮迭起，大局危机迫在眉睫。我广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进行，惟以时间迫急无暇兼筹并顾，只有选择重要事项先行实施者如左：

    ⑴ 广西原有保安部队统归绥靖公署指挥。

    ⑵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业务归绥靖公署办理。

    ⑶ 增编若干保安团充实战备，其经费与省府会同筹划。

    ⑷ 协助省府实施总动员法，动员人力物力配合国军作战。

    ⑸ 协助省府整理内政，安定人心，维持秩序。

    ⑹ 加强地方国民兵团配合国军作战。 

    ⑺ 分区绥靖肃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绥署主任后，时李代总统南京撤守后，途经桂林，犹未前往广州，省府主席黄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临时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后来获知系徇省议会前议长李任仁之请而召集的，座谈会开始，李任仁首先说了很多为共匪张目的话，并说目前时局已经恶劣万分无可挽救，和谈二十四款不必害怕，这是与共党合作的最后机会，接受二十四条款不失为明智之举。当时在座的除黄主席而外，尚有军管区司令吕竞存，省府委员陈雄等多人，桂林市长陈恩元及苏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说完之后，在座诸人均相顾默然不语，仅省府委员陈雄表示赞同。最后黄主席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李先生的想法是放弃戡乱与共党合作，这完全是政治问题，我是军人，军人不应参与政治，只有服从政府的决策。与共党合作的主张应由中央政府来决定，现李代总统正在桂林，可否请李先生向代总统建议。只要代总统决定了，我们自然秉承中枢命令行事；无须问我。」于是大家便闷不作声，无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长官崇禧小学时代的老师。师以生贵，大家以往对他都表示尊敬。他一向在广西担任党务、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听他的这一次言论，就可见广西此时社会上的思想也有多少纷歧。广西在抗战以前是思想最单纯，民众最团结，地方组织最严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张，是我意想不到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