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下) / 雷云仙

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下）

雷云仙

 

急奔川西

撤走情况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从黔北、湘西向四川猛进，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相继解放，重庆吃紧，西南长官公署要川鄂绥署集结兵力靠拢重庆。孙震即将驻防巫山、巫溪、夔府一带的右兵团孙元良所指挥的部队调向万县集中，以四十七军进驻忠州、丰都，掩护重庆侧翼，因而与南岸解放军小有接触。这时，国防部发表孙元良仍为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震即拨四十一、四十七、七十九、一二四各军隶属于该兵团，并以曾甦元挂名副司令。接着，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川鄂绥署在川东的位置被突破。重庆电台早晚广播，要孙震表示态度。孙震即向移驻成都指挥作战的国防部顾祝同请示，顾叫他率部撤向川北，沿渠河布防，对重庆警戒。孙震即令十六兵团和直属各部向顺庆撤退，把万县交付湖北绥靖总司令朱鼎卿接管。朱鼎卿随之北撤，并在南部起义；四十七军从丰都撤退时，其一二五师的三七四团陶伯阳(丰都人，中央军校毕业)部也就地起义了——这是后话。

    川鄂绥署从万县撤退时组织了一个经济检查队，派高级参谋周静吾作队长，把中央银行万县分行和各公私银行的现款一律提出，将银元券之类的纸币当场分配各部队，对所有现金、现洋连同各银行的必要人员和眷属，分装了13辆大卡车随军运走。联勤补给四十一分区有汽车一百余辆无油开动，临时向万县美孚石油公司提用了汽油两万加仑。汽车开到川北途中，与胡宗南部的南撤部队相遇，这支部队由陕南窜回正十分疲惫，见这么多汽车装运徒手人员和眷属，就实行武装拦截。适有署中高级参谋刘公度坐在一辆被拦汽车的司机台旁向拦车士兵自我介绍，未容他把话说完，这个拦车士兵就举枪射击，当场将他击毙。又在退走中，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领到全师经费后，即挟卷潜逃，全师领头无人，于混乱中一哄而散。一二四军未能跟上兵团行进，后来赶至新繁斑竹园也被迫起义了。赵子立的一二七军溃窜到川北巴中方面，亦被当地人民武装缴械。另如二三五师潘清洲部，由巫溪撤至南部后即就地起义了。其余各部人员，因撤退忙乱，军心涣散，沿途自行掉队、失散各处者，不知其数。

退集川西

     孙震一面向川北撤退，一面向驻蓉指挥之顾祝同请示，并电命我代他向顾联络。我到北较场会张世希后再会顾祝同，顾告以“孙主任的部队，就留在渠河以东，以巴山为根据地从事游击，将来配合国军反攻”。谈后，我又去见张世希，问他：“川鄂部队在渠河以东怎么游击?”张喟然叹道：“总统把墨公(指顾)留在这里顶着，我们跟着倒霉！墨公说：‘我们大家都准备当俘虏去！’德公(指孙)打啥游击?如能把部队拉到川西来，就赶快拉来，否则将被隔断。”随后，张又同我谈了顾祝同他们准备打通川康滇缅国际路线以及如何去台湾之类的话。我即把这些情况和顾想把川鄂部队甩掉乘机溜脱的打算等，一一电告孙震。一面又报知董宋珩迅速建议孙震将部队拉到川西，好相机起义，同时还建议董从北道去迎接部队。董即一再连电孙震力陈利害，并以“川西是我旧治(抗战前，孙震的防区就在川西北一带)，民情素洽，来此实利倍蓰”等语，劝孙迅速撤到川西来。同时，董又不断探查川鄂部队行踪，准备途中策动孙起义。但孙这时最欣赏走国际路线，竟不顾一切驱使部队星夜兼程，避开遂宁本道而向川西。

什邡起义

初步策反

    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长期寓居成都，在蒋政权风雨飘摇中，欲逃不能，欲留惶惶不安，常与其同乡、亲信夏正寅叙说其苦闷心情。后经由夏子宗成与中共地下党的易明经(即易明心，又名易野原，曾与董相识)取得联系。易亲到成都城外东观音桥(距市区约20里)董之寓所与他长谈，交代有关政策及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两同志的四项忠告，鼓励他利用多年的历史关系去策动孙震率川鄂绥署部队起义。于是董决定赶回万县川鄂绥署策动孙震顺应时势，改变方向；如果不行，即怂恿孙赴蓉渝请示，以好就中举义。为了支援他，中共还秘密通知万县地下党和在宜昌的二野部队及时援应。

    此后，董即不断电孙，力请回部，均被孙推阻。10月间，韩百城先生为此事曾率参谋团少数高级人员同易明经、夏正寅到观音桥董的私宅潜居，进行地下工作。受韩之影响，董力图回万进行起义，曾由其子董用威筹觅小飞机去万。

    时川东已濒解放，乃由我于11月初赶返万县劝孙让董回部。事甫就绪，万县吃紧，孙震率部西撤，董又未能赶去。11月30日后，孙部退至川北南充方面。12月9日，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在彭县起义，董宋珩即驱车经彭县与邓、刘取得联络，赶向北道来接川鄂部队。这时，孙震退至遂宁附近，与由重庆逃出之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相遇，两者相偕至绵阳后即与董宋珩碰头。会谈间，董以“国内和平八条”探孙口吻，孙竟以“追随国防部，协同胡宗南，经雅安、西昌，会师云南，打通缅甸国际路线”作答。恰好邓、潘、刘亦派人送来信函向他们联络，约他们团结一起，保存实力，董即乘机说孙：“如经雅、宁(西昌)，必先与刘文辉取得谅解。”孙即委董作代表，杨亦派喻孟群赴彭县联络，请邓、刘假道。以孙(有10个师)、杨(兵力不详)当时的联合力量，实给邓、刘两部一大威胁，故邓、刘一致嘱董回部劝孙起义。刘文辉还曾对董表示：“如活动起义需要经费，我备有现洋，可供支用。”董乘便会见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驻彭县之临时参谋团的朱德钦、张伯英等同志，约定起义的临时联系办法：“(1)与解放军接触时，举红旗；(2)摘去帽徽；(3)说明与二野朱德钦联络。”董次日返绵至广汉，适孙、杨奉顾祝同电召赴成都，两下碰见，董即将“邓、刘已在彭县起义，劝大家拉在一起，不要给胡宗南垫背，自讨苦吃”的话告知，同时将邓、潘、刘等起义通电，交与孙、杨同看。杨未阅罢，即怒形于色地将电文撕碎，用力一掷，并很气愤的说：“老都老了，还要失节！”孙在一旁沉默不语，旋以怀疑的口气说：“有什么保障?”董谓：“邓、刘业已起义，假道实不可能，刻已向我戒备森严。”孙闻语，怫然不悦，当即一同到成都。

孙震逃台

    孙震到成都见了顾祝同后，顾要他受胡宗南的指挥，并即时协同胡部固守川西；指定川鄂绥署西撤部队集中广汉，担任防守北道任务，从淮州起(右与胡部紧接)沿沱江经赵家渡至罗江以西，阻击北来的解放军。这就使孙准备率部走国际路线逃跑的迷梦破灭了，加以他身受胡宗南的指挥，更是大非所愿，孙震因而借病留成都医治，请准以副主任孙元良代行他的职务。

    川鄂部队此时到达广汉附近集结的，仅有十六兵团所指挥的四十一、四十七、七十九军和直属各部(共有10个师的番号)。先是所有各部眷属，都一齐送到了成都，这些人天天涌到孙震门前要安家费、伙食钱。孙震便以十六兵团参加成都地区作战为由，先后向国防部军需局借来伙饷3000两金子，给了四十一、四十七和直属部队的眷属四五百两，他自己提取了四五百两，其余送到广汉交与孙元良。孙震有了四五百两金子后，去意更坚，即委托我给他的眷小找去台湾的飞机。在新津机场，我对孙的爱女三小姐孙芳吉说：“你们跑到台湾去干啥?在台湾生活一个人一月都要几十两金子，你们一去十几个人，几百两金子一个月就光了。那时，你们怎么办?给别人当老妈子还难找着雇主。在成都有办法，德公(指孙震)这大一份家业，只要一转向，别人就要欢迎。现在，里外都说好了，只要德公一点头，马上吃糖。”三小姐同意了，在飞机场坐到午后回去，以“没有飞机”为辞，将孙对付过去。这时，牛范九先生(邓锡侯的参谋长，与孙震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二人私交甚好)代表邓锡侯来与孙密谈。此后，孙叫我去回复牛范九说：“邓晋公(邓锡侯别号晋康)走共产党的路线，如果他将来有办法(指有前途)，我们拉着一道(指互相关照)；我走国民党的路线，如果将来有办法，大家拉着一道。”我进一步告知牛：“顾祝同叫孙震受胡宗南指挥，已逼着孙把什么都丢了。

    现在如果他‘茅草坡里都是路’，他走不了!孙的家眷已完全被留下，只要解放军逼近成都，就给他揭盖盖，水到渠成，叫他起义不成问题。到时，外面由您和董长安来说服他，内里由我来做工作，内外相应，他只有言听计从。”

    我们如此商定时，恰值顾祝同在蒋介石面前觅得胡宗南作他的替身后准备悄悄溜走，把国防部的警卫团扩编为第六十师(六十师原为易瑾师，该师在鄂西防守长江南岸，后全师溃败，番号随之取消，易瑾亦失踪)，以团长董兆均升任师长(把库余的械弹、车辆和剩余军用物资，都扫仓交给了董)，拨隶孙震，孙震即悉数付与孙元良(后来成了孙元良的救命星)。孙震抓着顾要溜走的机会，力请“赴台养病”。及顾临行，准许了他的这一要求，但飞机成问题，孙仍一筹莫展。这时，东道的解放军二野部队已解放简阳；北路解放军一野部队已解放魏城，两路大军直逼绵阳，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如处瓮中。一天上午，杨森同他的新婚姨太太到孙震家里告诉孙，说已包了一架空军运输机，只有他们夫妾二人和一个副官、一个卫士，故特来约孙同行。孙震喜出望外，就举家而逃。随行者，只有绥署秘书长陈宗进夫妇而已。

广汉动员

    孙震逃台后，董宋珩决定直接回部去抓队伍；但他以孙元良在部，恐一人之力有所不济，又去约请十六兵团挂名副司令曾甦元一同回部。曾甦元在抗日战争中，曾任一二四师师长，与兼任四十一军军长的孙元良发生经济、人事上的直接冲突后被迫离职。后来孙震虽然为曾保留了十六兵团副司令的空头名义，但仍让他赋闲成都。此次董回部相约，他即表示：“愿作驱孙(元良)前驱。”及到川鄂绥署驻地广汉，这又正是曾的家乡，曾在城区办了一所私立力生中学，董即下榻是间。

    董与孙元良见面，借口“成都秩序混乱，将要发生大战，暂时避居力生中学，俟军事平定，即仍回蓉”。孙亦执晚辈礼，称：“董老伯来此很好，只是部队至此不久，一切都很忙乱，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尚请原谅。”事后，还来回拜，并送来一些水果。

    这时，孙元良代行川鄂绥署主任，把十六兵团部和川鄂绥署合并办公，向原绥署人员说：“如愿请假归家者，一律发遣散证。”弄得全署上下，惶惶不安，甚有不假而行、流散到成都者。四十一、四十七两军官佐，素不相信“小孙”，骤闻“老孙”已去，人各自危。听到董宋珩已到广汉，就争相来至力生中学谒见老长官，探问大局情形和部队行止。董称“跑不脱！战必死！只有如何保存元气的一条路！”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撒下起义种子。董还暗中分遣曾甦元、杜庸(原四十一军团长)、傅英道(原四十七军团长)等分向四十一、四十七两军营长以上官佐进行策动，因而在数日之间，即使两军把希望寄托到董宋珩身上来了。

什邡起义

    十六兵团的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的各级干部，多数经过淮海战役，深知解放军之威力，他们在作战俘的时候，也受过有关政策的教育，知道投靠人民是有光明前途的。因此，一经董宋珩联系，大家都一致拥护起义。这时，我在成都地下党员的催促下，赶至广汉催董起义，策定：避开川陕本道，将部队集中路西，与彭县方面起义友军邓(锡侯)、刘(六辉)两部切取联络，让北来的解放军直取成都，粉碎胡宗南全军；如掌握部队有把握，以一个师袭取凤凰山飞机场，断胡补给和他的去路，相机活捉胡宗南，为人民立功。董即嘱我回成都代取解放军的电台呼号和电报密码。

    我还成都取得呼号、密码后还未及送到，四十一、四十七两军部队业于12月21日采取行动，向川陕路西之什邡、绵竹集中。董于是晚赶至彭县，向二野临时参谋团朱德钦、张伯英同志面报部队行动，并即时发出“马电”宣布起义。随即折返彭、什交界之马脚井，设立临时指挥部，处理起义军事，并召集绥署和兵团部有关的高级人员赶到马脚井开了起义后的第一次会议。

    21日晚，四十一、四十七两军部队先后在绵竹、什邡地区集结完毕。只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随侍孙元良未到，临时以一二四师师长蔡钲暂代四十一军军长、三七○团团长高先哲暂代一二四师师长。及至孙元良发觉两军部队都已自行西去，即同张宣武率同国防部拨配的六十师武装部队，乘坐大卡车五十余辆追至什邡城，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准备胁迫各部随同他打通彭、灌，跟着胡部西逃。各军、师长均避不与见，并在什邡城外四围对他严加戒备。董宋珩指挥四十七军在城郊布置阵地，赶筑工事，准备围缴六十师的枪械、车辆。同时派人给孙元良送去信一封，告知已经全部起义，叫他速去为佳。

    信还未曾送到，孙元良见自己已处于被包围之中，即又出其不意地率六十师冲出什邡向川陕路的广汉方向逸去。后来，听说孙元良逃至新都唐家寺，即将车队交由六十师师长董兆均带往金堂、淮州，投附六十七军胡长青去了(该师随即被解放军全部消灭)。他同张宣武跑到成都，企图飞逃不成，才丢掉张宣武，只身化装逃往香港。

    孙元良逃离什邡之次日，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觅见董宋珩，请于起义通电上附列该军名义。董即又补发一电，加入七十九军龚传文和所属两个师长的名字。因此，川鄂绥署和十六兵团起义的通电是联发两通的。

    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和十六兵团在什邡起义后，胡宗南进退失据，即电台湾，诡称：“川鄂部队叛变，成都地区混乱”，即只身飞遁而去。接着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八兵团司令李震、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等都相继起义。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东调整训

    董宋珩率川鄂绥署各直属部队和十六兵团3个军共10个师在什邡起义后，即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周士第司令员的节制指挥。记得全体团长以上人员第一次在成都谒见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的时候，曾蒙奖许，贺司令员指出：“川鄂绥署和十六兵团的起义，加速了川西地区的解放!”全体官兵深受鼓舞并感到十分光荣。

    然而，就在此时，董宋珩却趁机抓部队，为了不让曾甦元拥有实力，乃借“既受解放军十八兵团指挥，自己不应把帽子戴大了!”名义，自动将川鄂绥署取消，仅保留十六兵团的番号，由他自任司令员，以曾甦元为副司令员；又乘解放军代表未来部队加强领导的空隙，大肆任用亲朋故旧。曾甦元亦任意拉用亲故，乃至素与部队无关、又未参加起义的人员，只要是他的旧识或过去在陆大的同学，都被延以高位。一时之间，中少将参议、参军、谘议之流，竟委出一百几十个之多，至校级以下的闲杂人员就更难枚举了。曾甦元还为董策划，到处拉编地方游杂部队和胡宗南的溃军，以之扩充各师。他们还别出心裁，给每军各增编一个辎重团。因此，由重庆逃至川西正四处流窜的特务武装部队——交警第三师的7个营(完全美械装备)原封不动地被收编到三○二师和三○一师(三个营)，并以特务王某作了三○二师的副师长，从而给十六兵团留下了一颗烈性定时炸弹。

    由于董宋珩是仓促间回部策动起义，加上董、曾二人一上台就滥用亲故、培植私人势力，使一个原本就不巩固的军心更加消沉起来，随之官佐中有自动引去者，这一混乱局面延续了一个多月。1950年2月初，第一野战军派来以李夫克、傅传作同志为首的军事代表团五百余人到什邡，分别到各军、师、团、营、连开展部队改造工作。他们针对官兵实际，对各级负责人员重新加委。浮额者，酌情录用或集中受训，人心因以大定。同时，确定给与，改善供应，大力加强政治教育，士气为之大振。党为了彻底改造这个部队，决定东调苏北由第三野战军主持整训，定期3月24日开拔。

起义时间不长，内部人心有些不稳，钻入内部的特务又从中煽风点火，从而给了坏人的可乘之机。流散在外面的孙震余孽周静吾假借孙震名义，给少数动摇分子传书带柬，要他们破坏东调计划，拖垮十六兵团，并亲自跑到什邡马脚井，潜伏在陈伯光团部内，与新编入三○二师的特务武装串通一气，联合绵竹巨匪、自称“游击之母”的赵老婆婆，以安(县)、绵(竹)大山为根据地，进行叛乱。3月11日，他们在安县桑枣园驻地叛变，将一野派驻三○二师师部和各团、营的军事代表(除九○五团未变外)一体戕害。李夫克同志闻变，立即派出部队，跟踪围剿，数日之间将这伙人尽歼，其残存三○一师师内之交警分子，亦一律缴械就捕。乱平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组织，纯洁内部”的政治教育，部队即延期于4月24日从什邡、绵竹、安县各驻地出发，开赴苏北整训。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