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附2)——王文川忆四行孤军八百壮士

【简要说明】前面说过，在流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抗日将士中，有五十位来自著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后来的著名孤军营）英雄，他们中最后只有三十四人得以回归祖国。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都歿在后来的内战和动乱中，能够说出流放南洋热带丛林经历者，寥寥无几。

下面的几篇介绍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幸存者的文章，其中就有涉及到孤军营将士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做苦工的经历，故将其转贴于此，供参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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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川忆四行孤军八百壮士 

【报纸名称】文汇报  【日期】2007年8月13日  【版面】4 

　　“四行壮士”九死一生 

 

　　隔着70载的时光长河，岸那边，是1937年民族危亡时刻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河这边，是和平年代北京二环边的一个老楼里，耄耋之年的“八百壮士”幸存者王文川的回忆。

 　　今年3月，老人被证实是淞沪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四行保卫战“八百壮士”之一，而国内也仅剩下3位健在。

 　　谁都未曾料到，这个少言寡语、与轮椅相伴了37年的老人，在四行仓库保卫战那不眠不休的四昼夜里，他操纵着全营最为稀有的“马克沁”重机枪，勇猛杀敌；在孤军营，他和战友一同挺身捍卫民族尊严；沦为日本人的苦力后，他又从敌人的刺刀尖上幸运逃脱，徒步三个月寻找大部队……

　　解放后，王文川把这一切都埋藏心底，守口如瓶大半个世纪，直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到老人家中求证时，才终于揭开了秘密。

　　尘封的记忆之闸一朝打开，回忆与思念便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7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静静聆听这位九死一生的“四行壮士”的回忆吧。

　　

四行仓库保卫战 

　　

一枪一弹誓与敌人周旋到底

  

　　“我是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的重机枪手”，这是老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如同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报告。几乎从解放后，王文川就再也没提起过往事，寂寂无闻几十年，突然间面对来访者，今年90高龄的老人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前，我们88师从无锡被紧急调往上海，坐了好几个钟头的闷罐子车，后来在宝山路八字桥一带和日本鬼子接上了火。”

　　1937年7月，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后，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8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派了数十艘舰艇和3000多名陆战队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262旅在闸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进攻，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一枪。

　　回忆起初到上海时的战斗，王文川说：“八字桥的仗打得很苦，我们虽是精锐部队，但装备比日本鬼子差很多。”88师从八字桥开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

　　10月25日，大场阵地被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退守沪西，许多人建议有秩序地退守经营了三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为由，要求撤退下来的三军，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任务后，命令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1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共420人留下坚守四行仓库。

　　26日深夜，王文川跟战友们进入了四行仓库大楼，“一进去，谢团长就指挥我们连夜构筑工事，用麻袋把所有窗户堵死，只留一个通向租界的口子。”王文川坚守一楼，他还清晰地记得“苏州河里没有水，全是烂泥”。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六层高，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位于苏州河边，由于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使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也就成了孤军。

　　此后的整整四天四夜，王文川的重机枪枪口始终对准虹口方向，昼夜不歇地开火。那里，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营，“距离我们坚守的四行仓库，很近很近”。

　　敌人火力非常猛烈，谢团长吩咐大家，要不分昼夜监视对面的鬼子，敌人一露头，就狠狠地打，不能让他们*近大楼！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楼层，各就各位，谁都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阵地，擅离阵地的后果是“就地正法”。

　　王文川说：“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实际人数，我们虽只有420人，但谢团长对外散布‘烟幕’说有800人，以震慑敌人。”这成为了著名的“八百壮士”的由来。谢晋元后来曾写诗道：“八百壮士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我的责任挺大的，”王文川说，自己使的重机枪叫“马克沁”，德国人制造的，“重机枪非常重，需要三个人抬，一分钟100发子弹的速度。”

　　敌人见无法*近四行仓库，就用平射炮、重机枪狂射，不分昼夜轮番进攻。坚守四行第3天时，谢晋元与八百壮士立下了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谢团长说了，人在阵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坟墓！”说到这里，老人突然停下，倾刻间已是泣不成声，他颤抖着伸出双手擦拭泪水，沉默良久才继续道：“团长都没打算活着，我们也都没想过可以活着出去。大家都没一点怕的意思，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死’字”。

　　面前没有墙的掩护，而是用一麻袋一麻袋粮食垒成的掩体，被打死的战友直接摞在上面，掩护活着的人。饿了，就抓一把生粮食塞进嘴里；渴了，就喝用来冷却重机枪的循环水——这毕竟是热水；困了，就*在掩体上打个盹。“没怎么停下来过，晚上，我听着瞭望手的指挥，指哪打哪。”

　　

“老刘倒下，我继续射击”

 

　　老人不善言辞，经常一句话之后，便陷入沉默。而激动起来，那双曾经扣动重机关枪扳机的双手，不住地前后摇动轮椅，着急让我们听懂，却苦于言语跟不上，显得格外急切。有一句话，老人说了又说，重复了许多遍：“我是重机关枪射击手，老刘是装弹手，还有一个瞭望手。”

　　装弹手老刘牺牲的一幕，在王文川心里，永远无法磨灭。“我打着打着，突然发现没有子弹了，老刘怎么不送子弹了？我喊了老刘好几声，老刘怎么不言语呢？我再去一摸，手上全是粘呼呼的血，老刘的脑袋已被打开了花，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转眼之间就没了”。敌人的这一枪，本来瞄准的是王文川，要首先打掉他这个阵地要塞的重机枪手，没想到子弹射歪，命中了老刘的头。“看到老刘死了，我已经打红了眼了，继续扣动扳机，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老刘倒下，迅速有其他战友上来为王文川继续装子弹。

　　一营营长杨瑞符的日记里，记录了战斗的惨烈：“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八百壮士抗击十倍之众的日军，也让世界刮目相看。时任英国驻中国司令员史摩莱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那首当年脍炙人口的《八百壮士歌》，王文川至今仍能放声歌唱。

 　　

含泪撤出四行仓库

 

　　距四行仓库不远的租界内，有两个巨大的储气罐，日军在无法战胜孤军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威胁租界当局：“如不采取行动逼走孤军，将不顾租界安危，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租界当局只好逼迫中国政府停火。消息传到孤军，谢晋元“极感惊异”，并且痛心不已：“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英军当时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开始撤退。可是，日军想把孤军置于死地，在越过敌人封锁线时，部队遭到了猛烈扫射，5名战士牺牲，20多名官兵负伤。当孤军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时，租界当局又以日方干涉为由，要求孤军缴出武器，遭到了官兵拒绝。在相持了两个小时后，终由谢晋元下令把武器交英军代管，全营官兵进入公共租界。王文川说，当时大家都含泪撤离，“本来打算把命交代在四行仓库的，走出四行仓库，我非常懊丧，枪也被万国商团收缴了，军人没有了枪等于没有了生命。”

    　那时的王文川或许有所不知，八百壮士孤军浴血奋战四昼夜，牺牲了14人，却给日军以重创，共炸毁敌人坦克3辆，重创1辆，毙敌200多人，伤敌不计其数！

　　而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则在军民拼死抵抗之下，令日军伤亡9万多人，损失飞机200多架，舰船20余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白日梦宣告破灭，八•一三淞沪抗战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

　　

身陷孤军营

 

　　“我们坐汽车被运到胶州路孤军营，马路两边是欢送我们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喊口号，我们也很激动。”王文川说。到胶州公园后，孤军即被铁丝网围在一个约15亩大的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不许走出半步。上海市民称这里为“孤军营”。

　　“本以为撤出之后能马上投入新的战斗，没想到却和战俘差不多了。谢团长也很难受。”“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曾以孤军忠勇抗敌，为国争光，特电犒赏，奖励全营官兵各晋一级；谢晋元授上校团长。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谢团长鼓励大家学文化、学技术，把身体锻炼好了，有朝一日重返战场”。

    　在孤军营，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平整场地，自盖营房，建起了礼堂、宿舍、厨房和篮球场、排球场和足球场。不久，又开办了制皂、织袜、织毛巾等工场，开设了汽车驾驶等专业技能培训。他们把孤军生产的产品打上“孤军营”的商标送出去卖，受到了上海市民们的踊跃欢迎。孤军的生产收入除用于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

　　“我们谢团长是真正的大英雄，大好人，他是广东人，黄埔四期的，为人仁厚，作战勇敢。他对我们当兵的特别好，就像待他的儿女一样，但他对我们训练要求也很严的。”

　　王文川记得，全营每天4点半就起床，5点准时出早操。虽无武器，照常操课。学文化的时候，士兵们还被编成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级，有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学科，爱国教育则是孤军营里每天的必修课。团长还让大家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和戏剧组，开展文体活动。

　　在当时上海人的心里，抗战时期上海有两件家喻户晓的美谈：一件是四行孤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另一件是上海同胞对“八百壮士”的衷心爱戴和热情关怀。曾到过孤军营的上海市民，至今还为他们的自尊自强、坚定勇敢、严守纪律的精神所感动。

　　被八百壮士的精神所感动，上海市民纷纷向官兵们馈赠各种慰问品，为士兵代写书信，拆洗被褥，演出文娱节目，进行友谊球赛……各所大学还派教师来营义务授课，云飞、祥生等4家出租汽车公司派来技师培训司机，并提供教练车和油料。还有人因痛苦和迷茫到孤军营找答案，当时有报纸记载道：“每天人来人往，好像信徒们涌向圣地。”孤军营最多时，一天接待数千人。

　　“复旦大学的李老师教我们学文化、技术。”没念过几年书的王文川在孤军营不仅学文化，还学会了织袜子、制肥皂、吹口琴。

　　“篮球怎么说？”王老的女儿问老人。

　　“basketball.”

 　　“足球呢？”

 　　“football.”

　　时隔70年，老人仍旧对学到的英文记忆深刻。

　　“我还有架旧照相机，拍了好多训练娱乐的照片，还有谢团长和外国人打网球的照片。谢团长很高兴，慢慢地和我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在谢晋元孤军营时期的日记里，也记录了王文川的点滴。其中提到过王文川喜好摄影，一次他的照相机坏了，托前来慰问的民众带出去修理，回来后却被白俄士兵扣下，因为日本鬼子特别害怕“八百壮士”的照片见报，后来，谢晋元出面，费了好大劲才帮王文川讨回相机。

　　老人回忆说，当时，在不许升旗的禁令下，谢晋元每天带领孤军举行“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1938年8月，为纪念“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周年，谢晋元与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在营内升国旗。“可11日那天，我们刚刚把旗子升上去，白俄士兵就冲了过来，我们手无寸铁，只得挽着手抵抗，结果死了4个人，100多人受伤。谢团长也被抓走了。”为了抗议，王文川和战友们绝食3天。上海市民听说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外国人被迫让步，允许纪念日可挂旗，但那个旗杆被截去一节。”

　　而王文川永远忘不了1941年4月24日那一天，他亲眼目睹谢团长遇刺。“早上5点多，大家出早操，有四个人来晚了，谢团长上前问‘为什么这么晚’，这四个人却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谢团长刺去，没等我们醒过神来，谢团长就倒下了。”提起谢晋元一声没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惨景，王文川再度掩面而泣，无法成语，很久很久，老人才缓缓吐出一句话：“那年他才37岁啊！”杀害谢晋元的四个人都是王文川的战友，可当时已被汪伪政府收买，“这四个叛徒、汉奸！”

　　

逃脱奴役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为真正的孤岛。

　　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走。被困了四年有余的谢晋元的队伍又沦为日军的战俘。不久，日军将孤军分别押解到孝陵卫、杭州等地做苦工。王文川则被送到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

　　“日本人看着我们抬煤。鬼子挖中国的煤，挖足了1000吨就用大船装走运到日本。我们就不好好干，反抗、逃跑。”在老人的记忆中，除了谢团长和送弹手老刘永志难忘，还有一位，就是裕溪口当地的一个农民。王文川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这个老乡偷偷问王文川：“老王你想回家吗？”“想啊！”老乡告诉他，晚上藏到他家茅草屋的顶棚上，趁日本人不备就逃跑。晚上，王文川照这老乡的话去做，日本人收工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人，于是用刺刀向顶棚上凶狠地乱刺了一阵，差一点刺到躲藏在里面的王文川。终于，趁鬼子不备，王文川撒开双腿跑了出来。“如果日本人查出来，这老乡全家人的性命就没了！他用他一家三口人的性命，保护了我的逃亡。”这救命之恩让王文川永生难忘，“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机会报答那个老乡了。”

　　从芜湖逃出来，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到达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路上的老百姓、农民都很同情我，给我饭吃。”王文川说，要饭也必须看清楚人，如果遇到汉奸，就会再次把他抓走。

　　此时，四行仓库保卫战和八百壮士已经威名远扬，重庆的官兵听说王文川是从四行仓库保卫战出来的，都十分敬佩他，因为四行保卫战已经成为“打硬仗”的象征了。

　　根据资料记载，在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的八百壮士，几乎全部逃脱成功，只有1人中弹身亡，团副雷雄在率众去重庆的途中不幸病故。1942年，日军还曾从老虎桥俘虏营调出1000余名战俘到南洋做苦工，其中也有数十名“孤军”战士，他们在炎热、饥饿和瘟疫流行的折磨下做苦工，最终，三十几名“孤军”只有十余人幸存下来，1946年10月随同其他俘虏，回到上海。

　　在投奔重庆散兵收容所的几个月后，王文川被调到北京的国民党陆军总院做了一名军需官，并结婚育子。解放后，王文川留在了北京，成为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半世纪的秘密

 

　　王文川有5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半百，说起父亲这段经历，他们纷纷摇头：“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只记得‘文革’时候父亲经常被叫去写材料。”

　　大半辈子没吐露过的秘密，直到老伴今年2月临终前，才被儿女们发现。老人的女儿拿出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这张一寸大小的泛黄照片上，王文川20出头，一头乌黑整洁的头发，浓粗的眉毛，英俊而肃穆，能看到一直扣到脖子根的土黄色的军装领子。“文革”时，王文川担心这张国民党的军装照引祸上身，所以用剪刀齐着脖子剪裁了照片，变成了大头照，可军装领子仍然依稀可辨。

　　“我老家是安徽寿县，从小日子很苦，十几岁时还光着屁股，后来又遭了水灾，实在过不下去了，十五岁那年就跟着兵贩子参了军，为的就是能吃顿饱饭、穿上遮体衣服。”老人说。

　　因为自己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文革”时期，王文川怕遭受迫害，一直将自己的这段历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即便被逼迫写材料，也隐藏着许多秘密。谢晋元颁发给他的很多奖章，王文川也都在“文革”期间偷偷把它们砸碎、掩埋了。女儿王秀英说，父亲至今还吃不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不知道该不该说。

　　37年前的一次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使王文川再也离不开轮椅。在许多人眼里，这位老人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瘫痪多年的退休工人，谁都不知道他的过去。直到今年3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亲自来京，才为老英雄验明了身份：王文川正是当年的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

　　而深埋心头的秘密被发现后，女儿们发现：一向少言寡语、脾气不好的王文川变得格外“柔弱”起来，“爱哭鼻子，刚开始回忆的时候，一提起来就哭，现在已经好多了。”

　　如今，老人在儿女们的陪伴照料下，每天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女儿王秀英说，老人早上一定喝牛奶，“肯定是解放前在孤军营里面养成的习惯，到现在都喜好面包、果酱，而且很能吃”。每天王文川都会让女儿陪着到公园锻炼，双手扶着把杆悠荡身体。“午后，我们要想歇一会，就给他放台湾拍的电影《八百壮士》，两个多小时，他会两眼使劲瞪着电视看，总能安静地从头看到尾。”不过，老人说，“电影差不多都属实，可也有些对方不对劲”。在这部台湾1975年拍的《八百壮士》里，林青霞扮演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渡河，把一面国旗送到了四行仓库，老人说：“那时我看到的苏州河是干的，里面全是烂泥，游泳过河送来国旗是不对的”。

　　至今，王文川对日本侵略者仍然恨之入骨。女儿说，小时候，他们几个孩子如果做错了事，父亲会在盛怒之下，嘴里蹦出“亡国奴”、“奴隶”这样刺耳的字眼，作为最严厉的训斥。

　　“我们从小就很怕父亲。”王文川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是一派军人作风：穿衣服不能敞胸露怀，所有扣子必须系上；吃饭时不能说话，家长没上桌，孩子不能动筷子。女儿们说：“现在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这样。”

 　   四行仓库，在上海妇孺皆知，八百壮士坚守四天四夜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而谁能知道，当时那个20岁的安徽士兵王文川，四昼夜里，寸步未离自己的重机枪，根本没来得及看上一眼这块阵地，甚至从四行仓库撤出的时候。

　　“我从来不知道四行仓库的外貌！”老人对此“耿耿于怀”的同时，也充满了向往：“到底要看看四行仓库的里里外外是什么样子。”

　　“一定要去谢团长的墓地！”采访即将结束，眼泪却再一次溢出了老人的眼眶，老人颤抖着用左手从轮椅坐垫下摸索出一块手绢，右手缓缓摘下眼睛，使劲地却无声地抹掉眼泪。女儿替他把话说下去，“给谢团长的墓献上一束花，鞠上一个躬”。

原载：http://sxzz.asnc.edu.cn/rdwt/ArticleShow.asp?ArticleID=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