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西和平起义始末(1) /赖慧鹏

 

靖西和平起义始末

赖慧鹏

编者按《靖西和平起义始末》一文是广西区政协常委、民革广西名誉主委赖慧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文章翔实地记述了赖先生亲自领导发动的靖西和平起义全过程，是一篇具有资料性又有可读性的文章，值得一看。全文较长，我们将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前言

        关于靖西和平起义的史料，本来早就应该如实写出，怎奈我在五十年代谈论此事，受过挫折，心有余悸。到六、七十年代，广西区政协提出撰写文史资料，我的思想和客观环境仍受“左”的影响，所写史料，多作自贬，对某些事件的时间和情节的记述也欠认真。

        1985年6月，我赴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央军委总部离休将军黄鹄显同志(解放广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34师师长，曾奉命代表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于1950年1月13日，带一个团到起义后的靖西专区进行和平接管工作)闻讯专车来访，并设家宴招待我夫妇俩。我们除交谈阔别30多年离情外，还共叙当年在“靖西军政委员会”合作共事时，彼此开诚布公，认真研究追歼国民党刘嘉树兵团，争取张光玮部和平改编，以及处理接管的善后工作，安抚百姓，发动群众拥军支前等往事。他鼓励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把靖西起义的史料写出来，传下去。同年秋，他又来信表示自己虽患癌症，也要在回忆录中写上奉派接管靖西专区工作这一段历史，并敦促我抓紧时间写稿。我虽复信承诺，但前两年需要协助反映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信访案件纷繁，兼之老弱多病而拖延了。1986年5月，黄鹄显将军不幸病逝，我很悲痛。联想到他敦促我写史料的任务尚未完成，更感内疚。于是，我坚持带病撰写，又蒙广西区政协和区民革派员协助整理，才能把我领导靖西起义的始末比较完整地记述下来，作为我垂暮之年向党、向人民、向当年共事的同仁略尽汇报之责。

一、从辞职东归到回桂出任靖西专员

        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我任博白县长，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和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岁月。当时博白中学的民主气氛较浓，省府曾多次要我注意防范“异党”活动。我曾追随李济深先生工作多年，深受他提出的民主团结，反蒋内战主张的熏陶。妥善地处理好前任县长武力镇压学潮和农民的血案所造成政府与民众严重对立的局面，放松了师生集会言论的自由。我还有意与博中校长高福桂(被桂系特务怀疑为共党分子)拉“中大”同学关系，加强来往。当他知道李济深先生是我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和追随多年的领导，又看到我书房挂着李济深先生(字任潮，下称任公)书赠关于阐述陈榕门先生“诚一不欺，忠以处己，恕以待人”的成功之道相策勉的中堂和“君子求诸己，智者不失人”的对联。因共赞李任公的开明和为人而相互信任。他经常在夜间来县府谈论时局并将中共在香港发行的《华商报》等进步刊物送给我看。1947年夏间，当我看到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楷等先生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严正声明，即联想到为顺应时势，有再随任公工作的必要。于是，电请省府辞去县长职务。最初省主席黄旭初以县参议会和各界代表去电挽留而未批准，继经我专程晋省恳辞，始获照准。1947年8月当我携眷返穗去向黄辞行时，黄又要我挂个省府顾间名义，到“广西驻粤办事处”协助陈雄主任工作。还说：“近来很多报告说任公派人来广西组织武装，你便中请去看看他，问他有没有这回事。”

        我到广州后，得知李济深住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经常有军统特务监视，进出不易。1947年11月，我秘密赴港，先请跟随任公几十年的舒宗鎏同志打电话到任公家里约好时间。我们的车子一到就马上开门，快步进屋，避过了特务的拍照。任公见我就高兴地说：“你来好了，前几天我们开了个会，经研究决定想请你来负责‘军事部’工作，这个部的任务主要是搞策反国民党军队和组织反蒋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你来负责比较合适，你有意见吗?”我表示接受，便回广州做准备。

        1948年春节后几天，我又去香港。任公一见面就讲：“现在时局发展之快出乎我意料之外，共产党很快就会打到南方来。上次讲要你来做军事部长，现在情况变了，你最好还是回广西去和李新俊商量，利用李、白、黄对你们的印象还好的条件，设法找个有力量的工作做，抓兵抓权。等到共产党军队逼近广西时，如李、白仍要顽抗的话，你们就在他们的后方行动起来，相机起义，与解放军前后夹击，消灭他们。”我为他的坚定信念激励，当即表示愿意领命。于是，任公即介绍我参加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交20多份《民革成立宣言》给我秘密带回发给可靠的人。接着我请示说：“象黄旭初这样平时很尊重任公，但他据报任公要在广西组织武装时，又对您产生怀疑，是否也可以发一份《民革成立宣育》给他看看呢?”任公微笑着说：“旭初爱广西，我也爱广西。但他想的只是维持广西政权，我们想的是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至于各个时期的矛头指向哪里，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当权者的政治表现来决定。如旭初今后有明智表现，谁也不会把矛头指向他。”又说：“旭初这个人做事谨慎，也有点头脑。方便时找个适当的人送份《宣言》给他看看也未尝不可。”任公留我进餐。他除将自己的化名李锦江和邮政信箱号码告诉我外，还共同商定通电密码。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叫我坐下，然后严肃地说:“昔汉高祖入关中，约法三章。你回广西工作，我也要你注意三件事：第一，积蓄力量，待机起义，这是总的任务，一切做法都是为此目的。第二，要外张内弛，不外张就不能取信于当局，站不住脚，甚至出危险；不内弛就不能保护好人，也可能伤害自己人。第三，要结纳进步人士，逐步淘汰顽固分子，特别是带兵的人。此外，还要十分注意保密，我们虽然有密码，但非必要时不要打电报来。将来你在内地一行动，我自然会知道，因为中共驻港机关和我经常联系，你一行动，他们就会通知我。”我愉快地接受任务，牢记任公的教诲，带着《宣言》回到广州，把这些事告诉了民革成员陈雄和跟我多年的张鹤龄；又打长途电话到桂林给李新俊，向他传达了任公的意图。

        1948年3月，我应约到桂林向黄旭初转述了李任公所组织的华南方面反蒋力量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蒋在广东的顽固派，而不是先指向广西的。我还将李任公对黄关怀桑梓，谨慎从事有好感告诉他。黄听了高兴地说：“任公一贯爱护广西，能这样考虑就好了。”事后，我请李新俊相机送一份《民革成立宣言》给黄旭初，并观其反应。不久，李私下对我说，黄旭初对你香港之行很满意，估计会要你回桂工作。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广西银行驻粤办事处叫我去听黄主席的电话。黄很客气地问候儿句后，便说:“靖西专员谢宗铿要求辞职，我和李新俊商量后认为由你接充最适合，希望你能同意。”我为了探究他的诚意和便于将来打交道，乃推说白己能力低，对靖西地区人地生疏，恐难胜任，请他另选贤能。他不多说，只叫我过两天乘班机回桂林再商量。第二天驻粤办事处送来一张飞机票，说是黄主席请我明天去桂林。

         我到了桂林，先找李新俊商量。他告诉我，原靖西专员谢宗铿成天喝酒，让部下包烟包赌，乱搞一场，整个地区变成一个烂摊子；共产党活动也很厉害，当局感到很头痛。于是，李趁机推荐我为专员。黄旭初认为我为人敦厚，有谋略，就决定下来了。李新俊还考虑到靖西有曾、邓、黄、叶四大家族，到那里工作必须得到地方当权派的支持，而曾其新是李宗仁的老师，是靖西四大家族的头头。所以，他又向黄旭初建议：如果同意赖某人去靖西，最好由曾其新出面推荐，一来可让他本人高兴，二来争取地方人士支持。黄旭初完全同意，就叫李新俊去找曾其新示意。曾其新听了就说:“我早有此意，就是没有机会，现在我不但要推荐赖某人，还要亲自送他到靖西去，要地方人士支持他。”

        1948年7月底，我连家属也没有接来，只带着张鹤龄、温榜廷几个人就去赴任了。曾其新果然实践诺言，他叫侄女婿邓健人开一辆私人吉普车，亲自陪我从桂林经柳州、南宁，8月1日到达靖西。前专员谢宗铿率文武官员到城外迎接，回到专署就办理交接手续。我叫张鹤龄主持接管工作，自己同各方面人士见面和了解情况。曾其新向地方上的代表人物说了我许多好话，要他们帮助我，信赖我。他又向我介绍了地方情况，嘱咐我要当好“父母官”。他忙碌了一周之后才离去。

(待续)

原载《广西党史》，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