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刘斐(2) /刘沉刚

回忆父亲刘斐

刘沉刚

（二）为主和、反蒋奔走于武汉、长沙

    抗战战争胜利结束后，我父因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深为不满，所以从一九四五年秋便开始辞职，陆续递了八次辞职书，直到一九四八秋才得到「批准」。

    我父自辞掉参谋次长的职务以后，就从南京迁居长沙。这时程潜已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又是蒋介石嫡系势力最盛的时候——他们多是一手捞钱，一手扩军。在黄埔学生中争当湖南省主席的也有好几个，他们各树各的势力，各拉各的关系，各做各的宣传，情况非常复杂。

    我父认为，要解决湖南这样复杂的局面，不利用白（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力量不行，完全被白控制湖南则更不行。要凭藉白的力量，就要与白合作；要想不被白完全控制，就必须要维护程潜这块「老招牌」，两者缺一不可。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做许多艰难而细致的工作。

    在长沙，我父每天都同程潜见面。他深知程对蒋也是历来不满的，程的反蒋措施，原与桂系是不谋而合的。所不同的是：李宗仁、白崇禧用意在于夺取蒋手上的政权，自成局面；程则在于抓点资本谋求和平。表面上看，程是省主席兼绥署主任，实际上是光桿，反蒋没有本钱，各方面多少还要被蒋系人员控制，加之过去程同李、白之间有嫌隙，现在就不便也不敢向李、白靠拢。所以，程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他也感到很苦闷，曾多次表示过「只有什么都不干，一走了之」。我父针对程的思想，慰勉他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已下野，你这时应该同李、白一起来主和，争取息灭内战才好，只要同李、白的关系搞好了，湖南内部就有办法稳定了。」对李、白的关系问题，我父主动答应尽力为之疏通，以便彼此合作，达到主和、反蒋的目的。程对我父的主张从内心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武汉，知道我父已回长沙，就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催他去武汉。我父一到武汉，白就诉说了自己的处境，说：「李德公（宗仁）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又说：「眼前这个情况，只有找李任公李济深出来领导才好。我们要季宽（黄绍竑）去请他，又没有找到，他到北方去了。」还说：「现在我们已同蒋闹翻了，要是李任公来，就可以实行联共反蒋，各方面的关系才好通气。」我父对白可说是非常了解的，白内心的苦闷，是国民党的一点赌本，被蒋介石一起输光了，白为自保，不能不同蒋介石分家，并已经同蒋介石闹翻了脸，而蒋又拖住李宗仁来作替死鬼，白不愿意李干，怕李上蒋介石的当，想找李济深来联共反蒋，又没有找上，白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举棋不定，只好让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时局的演变。白崇禧是一个非常重视实力的人，明知桂军主力孤悬在湖北太不利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地位，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连成一气，这样，才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但白对程的打算并不清楚，而对我父则一贯信任，于是白力推我父去湖南当主席，并认为我父是最能尽力的，也是最能与程商量的。

    我父当即回答白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和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决心辞职，连续辞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让程潜去搞为好。」我父并告诉白说：「程是不满意蒋的。但他的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程曾有消极情绪，我鼓过他的气，分析过当前的形势，我劝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平、反蒋运动。他已对我表示同意了。我认为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比别人好搞得多，但他本身实际上是光桿，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听了我父的建议和分析很高兴，当面答应给程一个师，而且是经我父周密考虑，认为对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陈明仁的部队（陈明仁是黄埔系将领之一，因陈诚对他不满，曾被投置闲散，迨白崇禧在组织华中「剿总」企图扩大桂系势力范围的时候，由我父从中推荐给白，并由白保举陈为第一兵团司令）。这是我父回长沙后第一次应白邀请来武汉共商主和、反蒋的情况。

    当我父把自己和白商谈的结果，特别是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以及计划，告诉陈明仁后，陈表示愿意。于是我父立即回到长沙，又把在武汉和白商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程潜，程很满意。紧接着我父又受到程潜的委託再到武汉，把程的态度告诉白，白也很高兴，并立即命令陈明仁部队调往湖南。作法上是先把陈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以便支持程潜反蒋、主和。这是我父辞职回长沙后第二次来武汉与白商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代理总统，当了白崇禧所谓的「真皇帝」以后，四处凑合班底，要我父去南京，暂时搞一个吕郎那样的名义，我父没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宗仁又打电话到长沙要我父去南京准备北上和谈，并要白崇禧打电话来劝驾。白要我父先到武汉会一面再飞南京。

    我父将往武汉之前，程潜顾虑他到北平后湖南的事不好同白崇禧通气，找他商量，我父说：「我到北平后，这里同白的联系，可由唐天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白崇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说就是，现在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要你同他一道反蒋、主和，如果合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同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向湘西方面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非常赞成。于是我父又到了武汉。白崇禧当面劝他到南京去担任和谈代表，我父十分严肃地对白说：「要和就要真心实意的合，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蒋介石是会破坏的，必须彻底反蒋才能真和，若是这样，我是愿意去的，不然最好是不要我去。」白表示：「事在人为嘛，现在只有一条路，总的方针是反蒋、主和，你放心去做罢！」这是我父第三次与白在武汉商议。

（三）从参加北平和谈到香港宣布起义

    我父于三月初飞南京，一到就和李宗仁交换意见，谈话中知道李宗仁想利用美国人的支持来搞和谈。便说：「你靠美国人来支持你同共产党打交道，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会买美国人的帐吗？共产党拒绝甘介侯当和谈代表，不正是对你勾结美国人的当头一棒吗！你这样作法，只能增加你和共产党讲和的困难。」我父从李的谈话中又知道李的和谈目的是做到划江而治，便直接相告：「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了和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能做得通，所以首先要有决心。」最后，得到李宗仁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意签字的诺言后，他才答应到北平走一趟，并建议及时请程潜、张发奎、余汉谋等到南京共同商讨和平问题，藉以增加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军政界的团结。不久，程、张、余等到南京会谈后都一致表示支持李宗仁的和平主张。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和平、反蒋的力量。

    后来，和谈由于顽固分子的破坏和李宗仁没有真正为国家、为民族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终于拒绝签字而破裂了，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就都留在北平。

    五月间我父从北平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转送给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这时，李宗仁听说我父到了香港，就派人来香港告诉他要去广州。我父素知李是一个充满个人名位思想的人，其政治见解和主张都与自己不同，没有答应去广州，李又几次打电话来催，我父都推辞了。

    正在这时，程潜也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程的信乘为飞机到香港要我父回湖南接替程的湖南省主席职务，让他脱身，情词非常恳切。我父立即覆信，请程千万不要辞职，事情仍然照原计划相机办理；一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避湘西，以便相机起义。

    也正在此时，白崇禧率桂军主力部队到了衡阳，也来电催我父去湖南。这次完全出乎白意料之外被拒绝了。但我父过去与白关系很深，又想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白一道搞和平、反蒋，所以在电话中说，如果白能到广州，就愿意同白和李三人一起谈谈。白对我父的意见极为重视，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这次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谈到深夜，又谈到次日黎明，我父苦口婆心劝他们回心转意共商和平，李宗仁竟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我父很生气地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到底，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埝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我父义正词严的一席话，迫得李喘不过气来。这时白崇禧接过话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罢！」我父毫不考虑地回答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排；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谈到这里，我父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乾脆回答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还要向老朋友进一忠言，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回台湾去呀！」听此言，李宗任在桌上一捶，并说：「哪个忘八蛋才去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就这样我父和李、白几十年的交往，几十年的友谊，终因各人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而最后中断了。「一个号称『小诸葛』和一向自命不凡的白崇禧，其实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结果听信蒋介石被骗到台湾去当国防部长的假话，从此一去就不能再出来了。」这是一九 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程思远时说的一段话，当时我父也在场。

    天亮了，我父秘密转回香港，之后，就联合四十四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共同起草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一文，随即发表并正式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这对当时尚未解放的各省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瓦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多次进见毛泽东

    我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当时，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之一。四月一日，他与张治中、邵子力、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到了北京。经过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几天谈判，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时，毛泽东分别接见了他们。因为，我父与黄绍竑同属桂系，所以他们两人是一起被接见的。我父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心中有些忐忑。当他们乘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来和他们热情地握手，对他们诚挚热情，以礼相待，更使他愧悔不安。进房不久，朱总司令也来了。

    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父立即回答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父的紧张心情减去了大半，便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还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的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合谈，他不搞合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合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毛泽东还风趣地对我父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合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他们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时，毛泽东问我父是否同意，我父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的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兇巨恶，你们看怎么样？」说得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着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当我父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后来虽然在修订案中没有写上「罪魁祸首」，「元兇巨恶」这些词，但我父始终认为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

    饭前朱德总司令走了，毛泽东同他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我父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便说：「你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贩，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父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如此机敏，心胸那么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我父倍加嘆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他们回到宾馆，正巧周总理来看他们，我父把毛泽东说的「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这句话告诉周总理，周总理也哈哈大笑。

    我父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他去吃饭。我父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到章士钊、符定一、仇鰲等人也到了。饭前，我父和大家一起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他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了他们的议论，有意识地同他们谈了一段很长的话。毛泽东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毛泽东给我父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辛亥革命时，他有个同乡在湖南四十九标（清代军队建制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团）当兵，一天这个兵的父亲託他给儿子捎去一双鞋，那天四十九标和五十标正发动兵变，参加辛亥革命。他到长沙东门（小吴门）外兵营时，卫兵不让进，说今天有事不让会客。他感到异常，那时部队集合起来往城里开，因东门关闭，便由北门进城，他就跟着队伍进了城。看到省参议会里，人们出出进进的无人阻拦，他也进去了，进去后看到一个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绸布上写了两句号召人们参加辛亥革命的口号。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于是他对徐特立尊敬了起来，对革命第一次有了感性认识。讲完了这段故事，毛泽东用饱含敬意的口吻说：「徐老后来又是我上湖南第一师范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师。」毛主席还对章士钊先生说：「我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你这个教育总长还大力帮助过嘛！」毛泽东又对仇鰲先生说：「仇先生，当年我们办『湘江评论』时，有些人指责我们，你却赞成我们。」说完，又转向符定一先生说「您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哩，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我父从这次与毛泽东的接触后就常对人说：「党对为人民做过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记在心的。」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三月我父来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多次请我父吃饭，找他谈话。有一次毛泽东亲切地叫着他的字号，问：「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我父考虑一下，回答说：「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名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覆，谈何统一与建设？」毛泽东听后认真地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份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的，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当时我父兴奋地回答说：「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咈，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一九五○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找我父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们谈起「共同纲领」，我父说：「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公人阶级走。」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来了，原来毛泽东叫我父来是要他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我父同即将来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见面。毛泽东指着邓子恢说：「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当时在场的还有准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等。大家无拘无束，谈得轻松愉快。我父向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毛泽东说：「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以后我父接触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

（五）勤奋好学　生活充实

    我父的青年时代，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从社会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认识的重要，所以他常说：「要救中国，要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为此，他坚持并终于实现了到日本学者军事的愿望。他在日本，三个月就学会了不少日语，半年后就能单独自学日本军事书籍。后来，他根据学习研究所得，写了一部「战争救国论」的小册子，并将底稿带回。解放后，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对中国的希望，更是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特别是对党的各项政策和文件，总是反覆钻研，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有时因为其他事耽误了学习，他必补上，决不拖欠。他说：年纪大了，今日事更应今日毕，否则就无法应付。
    一九七四年，淑英妈妈去世的当天，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打电话来安慰他，情词恳切，他回答总理说：「我顶的住，顶的住，请总理放心，请党中央放心。」他在极度悲痛之中，得到党和组织的关怀，特别感受到党的温暖。第二天，他就去参加会议。在汽车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陪同他的同志，见此情景，便劝他不要去参加会议。他平静的回答说：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够找到安慰和力量。是得，他老的晚年，就是这样坚持工作，坚持对统一祖国作贡献，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来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并以此战胜孤独，充实生活。

    我父笃爱昙花。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个黄昏，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忽然，他发现昙花快开了，便低着头，弓着腰，仔细数了又数，有十八朵要开放，他高兴极了，对我说：今晚九点左右准备看昙花开放，那很有意思，并告诉我，他笃爱昙花，不仅喜欢昙花的净洁、清香，更喜欢它那种为人们美好生活而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我因当时还没有看过昙花开放的情况，对他老所说的一番话的含义，一时未能理解。他察觉我疑惑的神情，又进一步告诉我说：「昙花是吐尽芬芳而后凋的」！这时我才领会到他老对下一辈教育的深刻意义和他喜爱昙花的缘由。但我仍惋惜地说：可惜昙花一现，凋谢太快！他老沉默好一会，然后又耐心地开导说：「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也是短暂的一现吗？如果能像昙花那样吐尽芬芳而后凋，那也就死而无憾了！」是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因而不能作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应对人类有所贡献，有所作为。这时，我才完全懂得他老笃爱昙花和如此赞赏昙花的真正原因。

（六）重义轻利　服从真理

    我父为人正直，重义轻利。他一向接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主张政治民主，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伐时，攻克南昌之后，他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朱克靖，还有蔡畅同志，都常见面交谈。

    抗日战争前，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与救国会的杨东蒓交谊甚深。通过杨的关系又与陈望道、千家驹等结为友好。

    在日本留学期间，凡避乱到东京的有志青年，有困难找到他，他无不解囊相助。湖南的留学生陈新宪，无钱交伙食和房租，他就设法周济。有时湖南省学生因交通受阻，公费寄不来，他就向东京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和湖南官费经理处交涉，并尽力替他们解决困难。在这期间，他只要可能，总是脱下军装，换上西服，参加进步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如济南惨案的周年纪念，「五四」、「五九」纪念，「九七」、「双十」爱国活动，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运动，他都参加集会和游行，有时遭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弹压，他仍坚持斗争。他并同留日学生中各种反蒋派站在反蒋一条战线上，和他们一同主张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停止内战，对日宣战。他和步兵学校的田某，在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谈话，还在当时上海报纸上披露过。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和王若愚、冯璜曾回国一行，并顺便到北平故都观光。某日，他们三人邀同李任仁先生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柩，摄影留念。他题字其上云：「谁是真革命，谁是假信徒，总理之灵，实试评之」，字里行间即可看出他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鲜明态度。他留日七年，白崇禧、蒋介石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很器重他，并争取培养他，以便为其效忠，因而都给他优厚的留学资金。可他却爱憎分明，重义轻利。陈端本老人在回忆中写道：「刘斐同志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青年，他学军事，是要抵抗外侮，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绝不是胸无大志见利忘义的庸人。」

    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宋庆龄、郭沫若、柳亚子等都常有接触和往来，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接触，获益更多，对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他还尽力帮助过不少的进步人士，如陈光宇、沈其震等从事抗日活动，并设法保护过一些进步人士的安全，如杨东蒓等一批文化人士在桂林时被国民党军统局列入黑名单，将予监视、逮捕，他闻讯后，即自重庆密电桂林「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加以保护。解放战争时期，有些过去进行反蒋抗日的人士如陈公培（曾参加「闽变」）等被追捕，他即设法将其接到南京赤壁路一号家中隐藏起来，使他们免遭杀害。现任湖南省政协主任程星龄，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被蒋介石拘禁，也是他和程潜保释的。

    从我父的一生，使我又一次领悟到一个人生命之可贵，莫过于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64号(1992年)

网上见【析世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