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 /周瑞清

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

周瑞清

    1934年我15岁时，经人介绍到程汝怀家中做杂事。当时，他家住在汉口府南一路德义里1号，他本人担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黄安县长，驻在黄安。我先在他家做杂事，后跟随他当卫士直至解放前离开，对他有所了解。

安抚伤员沉舟阻敌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烽火漫及全国。是时，我已18岁，禀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慨然由汉口到黄州(这时第四行政督察区改为第二行政督察区专署迁至黄州)找到程汝怀报名参军抗日，分到专员公署担任警卫任务之保安第八团三营七连当兵。“淞沪战役”后，南京相继弃守，战事紧逼湖北，武汉在危。从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官员，大批涌到黄州。当时医药缺少，供给不足，程汝怀会同黄冈县政府，紧急动员黄州各界，踊跃捐献了大量物资，慰劳和安抚了大批伤病员，并将他们转送到安全地带。同时，程汝怀还经常亲赴黄梅、广济、蕲春等县，督导支援前线和优抚伤员的工作。
    1938年6，7月间，程汝怀为了配合国民政府西迁和保卫武汉之战，实行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三线一体的对敌行动，亲临广济县田家镇一带，用垒石沉舟的办法(即用木船满载石块投放沉没在狭窄的江心)，以阻挡敌舰长驱上驶西进。

迁署大崎山

    1938年秋，日军的飞机开始对长江沿线的目标进行空袭。我记得这年的秋季，在黄州附近的江面上，我国有一只大货船逆水上驶时，被日机炸沉在江心。从此，黄州人心惶惶，居民开始疏散，也有些商号和机关开始向黄冈北部山区转移。1938年日军向我大别山外围进犯，安徽的合肥、六安相继不保，鄂东腹背受敌，武汉受到威胁，这时护卫专员公署及所属各机关的武装，只有保安第八团的部队，装备落后，人枪不足，不战而栗。
    于是，第二行政区专员公署及其所属机关，从黄州向黄冈县东北的大崎山里转移，开始游动了一段时间，最后选定黄土岭之五广祠(方姓祠堂)为鄂东军政领导中心。原来在变乱中离去的人员渐渐返来，开展了敌后工作。我们在转移的途中，在黄冈县贾家庙处，同进犯武汉的一支日军相遇，敌人不知我之兵力虚实，未敢恋战，仓惶逃去。双方无损失。实际上这次随我们一起行动的兵力只有保安第八团第三营的两个连。

建立鄂东游击总指挥部

    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因亲临前线督导抗日顺路来到麻城县宋埠镇，特别召见了程汝怀，当面指导，要程将前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地方自卫武装之人枪，组编起来，发动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程汝怀根据这一指示，以自己当时保安司令的身份，把各地游散的人枪很快组编了起来。各县一般都成立了一个自卫团。如黄安县自卫团长姚季安就拥有千余人枪。鄂东地区约有两万余人。
    1939年春，驻在鄂北老河口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得报该战区所属之敌后鄂东存在着这样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为了扩充势力，便于指挥，决定成立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任命程汝怀为总指挥，广西部队的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一七一师副师长覃寿桥为副总指挥，领导鄂东敌后之游击战。并将鄂东地区的各地武装分别编为第五战区之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个纵队，任命李九皋、王丹侯、王啸风、蒋章骥为纵队司令，分驻黄梅、广济、黄冈、黄安、礼山等十一县，保安第八团驻黄冈，团长王啸风兼。此时已实现国共合作，驻在麻城与黄冈交界的夏家山之新四军第五独立游击大队张体学部，亦归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指挥，这时由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指挥的兵力达3万余人。

拒绝日军诱降

    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鄂东处于被日军包围态势，交通阻塞，信息中断。原来由湖北省政府供给的经济、弹药几乎断绝，除粮饷就地征取外，武器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药物，电讯器材等都成了问题。面临这些困难，程汝怀经常告诫部属，国难当头，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并以身作则顾全大局。
    1938年底、程汝怀听到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辞去人间的噩耗，无法奔丧，只作了一声长叹，忍住了悲恸之情。当时武汉日、伪当局得知程汝怀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部队，日益壮大，企图进行拉拢和瓦解，一方面派人对程汝怀老父的丧事作出“亲善”安排，表示好感；另一方面派人潜入山中对程汝怀劝诱。我记得其人带来的密信中云：“蒋政权大势已去，非人力所能挽回；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当机立断，积蓄力量作新的图谋。”程汝怀接到这封密信后，当即对来人进行了痛斥，并晓以大义，说明日军是全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汉奸是全民族的败类。他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对来人严加控制，命令所有部队，加强戒备，加强岗哨，以防止日伪潜入山中活动；一方面，通过周密安排，派人去汉口，雇请一条装粪木船，靠近法租界的江边，将老母及妻子等一家六口，经过团风，接进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所在的大山里，得以一家团聚。

第一次反扫荡

    1939年夏，驻扎在黄州之日寇，调集黄州周围各驻点的日军、伪军，向我游击区进行扫荡。程汝怀对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根据山中的地形和自身兵力，作了周密部署。事先已发动群众，在但店、李婆墩一带进山要道，挖了不少防御工事，沿线设置了许多袭击据点和伏击圈。这次，当日伪军由总路咀向游击区进犯时，受我埋伏部队迎头痛击，猝不及防，无法进击，只得调头逃窜。这次战役俘虏日军官1名，士兵2名，死伤20余名，夺获战马11匹，长枪20余支，机枪1挺。

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

    鄂东游击部队，基本上是一些散兵游勇组建起来的，大部分官兵虽然是爱国的有为青年，但缺乏军事知识和作战技术，也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战斗力不强，纪律不好。为了提高游击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严明纪律，有效地打击敌人，1939年秋，程汝怀主持开办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抗日干部训练班．程汝怀兼任班主任。分军官、军士两个训练大队。军官队即调训各游击部队分队长以上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担任原职。训练时间每期3个月，共办了四期，培训基层干部四千多名。我在总指挥部当传令兵时，参加了该训练班第二期军士队的训练，该训练班的教官、助教大部分由广西部队一七一师、一七二师的干部充任。学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军事、游击战术，政治课有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等。

消灭日寇“宣抚班”

    日军驻扎在长江边兰溪镇有一个“宣抚班”，经常扰乱地方，进行反动宣传。这个“宣抚班”的班长叫那须大平，会说中国话，经常出没于群众中做坏事。1940年元宵节，程汝怀据报，这个“宣抚班”企图利用我国这个传统节日搭台唱戏娱乐的机会向群众进行所谓的安抚工作，实际是进行奴化教育，他便命令我驻在离兰溪不远的一个游击中队，打掉这个日军“宣抚班”。元宵节这天清晨，群众纷纷来到兰溪镇。游击队员也化了装混在其中。中午那须大平和一些鬼子兵神气地走进会场时，我身藏短枪的游击战士，在中队长指挥下，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个措手不及的鬼子兵。其他战士一涌而上搂抱着那须大平就走。那须大平不就范，便有一名游击分队长，接过群众卖货的扁担，将那须大平打昏，把手足捆起来，用竹篙子抬着向我山中防地奔去。接着有几十名日寇追来，被我事先埋伏好的两个分队，分段击退，从而活捉了那须大平，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第二次反扫荡

    1940年3、4月间，驻在黄州的日军，调集新州、黄州、兰溪、下巴河等驻点之日伪近两千人，进犯大崎山，向我游击根据地开展大扫荡。程汝怀事先得到了情报，即命令驻在黄冈县的我鄂东游击第十八纵队，保安第八团王啸风部，密切注意日伪军动态，作出了严密防范部署。日军自恃兵力强大，武器精良，目空一切，竟抓来当地群众作向导，一路奸掳烧杀，气焰嚣张，直扑我游击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进山以后，即陷入我事先准备好的埋伏圈，使其进退维谷，只好集中兵力在但店西北的山头窥伺不动，向武汉日军当局放去军鸽报信求援。当天下午迨军鸽返回时，由于敌我双方相距不远，又都是穿着黄绿色军服，敌军鸽辨别不清，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误落我方阵地。我军捉住敌军鸽，发现脚上回条，经译为“望坚持三天，即可解围”等字样，始知敌已向武汉告急。我军十八游击纵队配合保安第八团，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招架不下，相持未久，即向黄州方向突围溃逃。这次战役计俘敌2人，打死打伤4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多条，弹药一部分。

动员妇女放足

    1939年5、6月间，程汝怀在距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不远的项家河，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他把俘虏来的日军解押到会场示众，并将缴获的武器弹药拿到会场展览。程汝怀在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说。他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南京屠杀几十万中国同胞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当场群情激愤，有的人要上台打被俘虏的日本军人，被制止；还有些群众表示要搞好生产，支援抗日。当时，程汝怀因势利导，向群众讲：“现在我们山区的妇女还在缠足，裹着三寸金莲，打仗不能上山，生产不便下地。要真正搞好生产，支援抗日，就要从今天到会的妇女做起，把缠在自己足上的裹足布一律解下来烧掉。大家回去以后，对没有到会的妇女，宣传他们也要这样做，个别不通的要强制解放。”话音一落，大多数妇女自动解下了自己的裹足布，少数思想不通的妇女也被劝说解了下来，特别是一些小女孩都喜得笑逐颜开，积极行动。当场收集了一大堆裹足布，就地点火燃烧(一股臭气冲得有的人呕吐起来)。几千年的封建旧俗，当场即化为一股烟雾消散了。从此这个山区妇女的放足运动，得到顺利开展。

恢复教育开办学校

    武汉沦陷，鄂东混乱，一般机构陷于瘫痪，特别是教育事业完全停顿。广大青少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纷纷要求上学读书。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百废待兴。程汝怀认识到为了民族利益，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敦请逃避日军回乡闲居的文人学者，来到当时黄冈大崎山里的三解元(现划归罗田)，共同商量恢复教育，兴办学校的问题。经过讨论研究，聘来在湖北教育界素有盛名的热爱教育事业的张旋平、冯隆珍、张公惠、王启如、高宇、余庶苏、冯德述、阮光富等诸先生为教师，很快办起了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鄂东分校，后来又改为湖北省第二高级中学和湖北省第二师范学校，另有一个女子部。校址设在三解元。校长由程汝怀兼任，以祠堂庙宇和借用一部分民房为教室、宿舍和办公室，计有30个班，散居在十多华里的范围，学生达两千多人。当时条件极为艰苦，要书无书，要纸无纸，日伪对我游击区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连吃盐都困难，怎么办?于是，派人到敌占区购买纸张，用油印机翻印课本，用石块砌桌椅，借用群众房门板做黑板，师生员工的生活虽然艰苦但都觉得很有意义。随之各县的中小学相继兴办起来，失学青少年，大部分都能上学了。

视察黄安途中遇袭

    1939年秋，程汝怀带领一个参谋、一个副官、一个警卫排和我们四个卫士，由黄冈县的黄土岭游击总指挥部出发，到黄安、礼山、黄陂诸县视察，慰问和检阅驻当地的游击部队。程汝怀骑马，我们徒步。我们绕过敌占区，经麻城县到黄安县北植树岗附近第十六纵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江朝二，再经七里坪去礼山县及孝感县的小河镇，每到一处都要集合部队，由程汝怀讲话。他号召所有官兵，严守纪律，团结抗战，争立战功。这次出巡时间比较长。同年九月，我们由礼山县又回到黄安县的江朝二，在十六纵队司令部停留了几天，准备再去检阅驻在黄安县南乡的游击支队和黄陂县程鹏的独立游击支队。某日，我们步行由江朝二出发，当天经两道桥，晚上半夜经永家河至桃花附近的西张元，偷越过敌占区。第二天清晨，当我们一行从中和司过河来到王家岗时，突然八里湾方向枪声大作，判断日军已与我驻在黄安县南八里湾、觅儿寺的李显钧、袁少棋部队接触交火。我们一行停止前进，返回到中和司的河北岸，向高家山一带转移，静观战事发展。根据情报，原来敌人已得知这天程汝怀要到八里湾、黄陂一带检阅游击部队，从而调集盘驻在黄陂县城、仓子埠、李家集、歧亭、黄安等据点的敌人两千多人，大举向八里湾一带包围，并出动了几架飞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散发传单，要“活捉程汝怀”。敌人在我游击部队的阻击下，无法前进，入暮以后，日军才龟缩到原来的驻地去了。我游击部队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是日晚，我们在李家冲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经桃花西侧的五云山，偷过敌防区，仍回到十六纵队司令部江朝二。 

关于“围剿”张体学之抗日游击队

    新四军游击队第五独立大队张体学部驻防夏家山，距离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约40华里，因当时是国共合作，按第五战区的通知，就近划归本总指挥部指挥，其编制为三个中队，约500人，粮饷有时由总指挥部转发（实际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其活动范围很广）。程汝怀经常与该部取得联系，该部张体学有时还来总指挥部研究工作。
    我当传令兵也常去该部传达命令。有时因天黑了就留宿在该部，受到热情接待。
    1939年秋，正是程汝怀在外视察期间，代理总指挥职权的副总指挥程树芬，称奉上级的命令，调动并指挥国民党桂系第七军的一七一师、一七二师及驻在黄冈的第十八游击纵队、保安第八团，突然对驻扎在夏家山张体学部的抗日游击部队进行“围剿”，当时张体学部来不及突围的后勤人员几百人被捕，后惨遭程树芬杀害。程树芬系黄冈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任国民党桂系第七军副军长兼一七二师师长，是桂系李宗仁派来控制鄂东的干将。因为当时交通闭塞，程汝怀出巡时也未带电台，所以对指挥部发生的这件事完全不知。直到围剿结束一周后，程汝怀视察回到十六纵队司令部时，接到总指挥部发来的电报，才得知发生这一情况。当程汝怀巡视回到黄冈黄土岭总指挥部时，程树芬已离开总指挥部回到一七二师去了。程汝怀即将总指挥部军法处长李起治找来询问，李起治前来汇报情况后，即呈上已经执行枪决者的名册簿。
    程汝怀查阅名册，发现程树芬打红勾执行枪决者四百多人，但其间有一夹页正反两面的名单计32人没有打红勾，当问其故，李起治答：这32人在关押中，大概是副总指挥翻夹了页的原因。程汝怀即令军法处长将这32人交保释放。

夹在蒋桂之间左右为难

    蒋介石与李宗仁为代表的蒋桂之间的斗争，是由来己久的。抗战时期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伸展到了鄂东地区。当时，湖北省主席陈诚是蒋介石派的。鄂东是湖北省的一个行政区。当然陈诚对鄂东地区的势力是不轻易放过的。原来程汝怀就是他派去任鄂东行署专员，控制这个地区的势力的。不过武汉沦陷后，陈诚遥居恩施对这个地区难于控制。同时，尽管程汝怀对陈诚是真诚的，但是陈诚认为程汝怀原在桂系干过，对程汝怀也并不十分信任。而军事上鄂东地区又属于李宗仁第五战区管辖范围。桂系的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张淦部基本上控制了鄂东。该军一七六师莫树杰部驻黄梅、广济、蕲春、英山一带，一七二师驻黄冈、浠水、麻城一带，一七一师驻黄安、麻城北部一带。军长张淦驻在罗田县境之滕家堡。桂系派曾两度要把鄂东游击部队改编为他们的正规军。由于陈诚的支持均被程汝怀拒绝，没有成功。从而引起桂系对程汝怀的不满。在行政上，鄂东也基本上为桂系所控制：黄梅县县长陈宗猷及广济、英山、黄安的县长都是由桂系派任的。桂系还要推派罗田县县长，程汝怀没有同意，立即委派该游击指挥部中校参谋谢自立出任。因此更恼怒了桂系，他们要赶走程汝怀。当时，在黄梅县境内曾出现过“拥护蒋总裁，打倒程汝怀”的口号。

蒋桂之争的牺牲品

    当时，鄂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基本上被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所控制。由于以上所述原因，第五战区对程汝怀心怀不满，竟于1941年春以程汝怀“挑拨离间”(蒋桂之间)、“反共不力”、“领导无方”等种种罪名，免去了程汝怀鄂东游击总指挥职务，派其干将程树芬接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得悉这一情况后，即电令程汝怀将鄂东游击部队原来的四个纵队和独立支队，一律改为保安一、二、三、四旅和保安团，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改为挺进军，并派胡舜生为指挥官，归鄂东行署领导，实际上是要归蒋系陈诚所控制。这时鄂东行署主任仍是程汝怀。程汝怀接到陈诚的电报后，即派警保处长余希纯拿着湖北省政府陈诚的电报，急去第七军挡住了程树芬前来接任总指挥的驾。后来，李宗仁感到自己以一个司令长官的职权任免这样一个官都行不通，便电告重庆的白崇禧转向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蒋介石问明情由，便召见陈诚，叫他顾全大局，作让步处理。因此，鄂东游击部队刚刚改为保安旅、团的番号，又恢复到原来的游击纵队、支队的番号。桂系派一七二师师长、鄂东游击副总指挥程树芬接任了游击总指挥。鄂东的军事大权仍然被第五战区的桂系所控制。
    陈诚虽失去了鄂东军权，但是对鄂东的政权却毫不放弃。他随即派了一揽子官员来到鄂东。派李石樵为鄂东行署主任；陈畴为国民党鄂东党务督导专员；黄耕野、成理堂为教育专员；王治孚为党务督办专员；汪以南为江汉师管区司令(鄂东的征兵机构)，还以重庆派至武汉的军统密设电台的工作人员来鄂东开展工作。这时蒋桂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程汝怀就这样成了蒋桂派系斗争夹缝里的牺牲品，竟于1941年8月，被明令撤去了其在鄂东的一切职务。从此，程汝怀在鄂东的历史就告了一段落。

罢职西去

    程汝怀被撤职以后，他的同僚和部属，有的要他顶住压力拒绝交权；有的劝他向新四军靠拢。更有汪伪组织的一位军政要员(原在陆军大学同学关系)，密函邀他将鄂东部队带到安徽当伪安徽省主席，程汝怀一一作了拒绝。特别对那位日伪要员晓以民族大义，表白不与同污。当时正值新旧交替的时候，鄂东外围之日伪军，又乘机大举向指挥部所在地进犯。敌之前沿部队已逼近黄土岭，各机关人员多已逃避四散。我们四个卫士随着程汝怀一家，急忙转移到距黄土岭二十多华里的坪台岭深山隐蔽。程汝怀为了回避各种嫌疑，决定忍痛告别九旬老母及家小，西去当时的所谓大后方——重庆。
    斯时，程汝怀又突然接到长子程惠彬电告次子程雪魂(时年仅30岁，国民党中央军校十二期学生、团长)在滇缅战役中牺牲的消息。噩耗传来，痛心曷极。他一面抑制哀思，劝慰九旬老母，一面从速安排好家事。
    1942年古历正月初三，我随程汝怀由黄土岭之果和湾徒步起程西去。同行人员，还有卫士江绍泽、原指挥参谋周继旦、毛哲明、原行署科长汤家骏、原特务大队长彭长太等。我们经麻城入河南潢川、汝南、舞阳、南阳，进湖北的老河口、谷城、保康、兴山到秭归的香溪，乘船逆流而上，直至5月15日抵达重庆。
    回忆当时，我们经过河南沿途各县，由于连年干旱和蝗灾，不少地方农业颗粒无收，加之苛捐杂税，民不聊生。所到之处，无不见到饿死、冻死无人收尸的灾民尸体；乞丐成群，盗窃四起；卖儿卖妻，到处可见，景况极为凄惨。当我们到潢川时，见潢川的旧城脚下，蹲着近百名骨瘦如柴、匍匐呻吟的饥民，伸出又瘦又黑的双手，向过路行人讨乞。我们到达息县东南约二十里处，见到靠近路边的一个土地庙内，一位30多岁的妇女，狠狠打着儿子，母嚎儿哭，我们上前拉扯，妇女哭诉着说，“我好不容易讨来一碗小米粥，他(儿子)全给我吃光了，叫我怎么活命”。还是程汝怀拿出一元法币给他们解了危。我们到达汝南，已都饥肠辘辘，我先买了一块玉米混合粑，刚拿到手上，就被一男子从后面抢走，边跑边吃。经舞阳至南阳到老河口的公路上，成群的自行车的后架上都带着一个年轻的妇女，我们不解其故，便询问给我们运行李的牛车老板，他介绍说这些妇女都是饿得没有办法，卖身逃生的，不然就要活活饿死。
    人贩子可赚钱呢!二百斤粮食就可买一个妇女，送到你们湖北去，最少要卖一千斤粮食。可见当时国难当头，人民痛苦到了何种程度。
    4月中旬，我们到达鄂北重镇老河口即第五战区所在地，程汝怀在老河口逗留十几天，故旧、同学纷纷来访。4月下旬，我们先到重庆，然后大约于6月份，程汝怀由我一人随同，由重庆再转到恩施向陈诚述职。而陈诚称工作忙，无暇接见，使程汝怀吃了一个闭门羹。可见国民党那些权势者们，在利用你的时候尽量为其所用，不需利用时就一脚踢开。

幽居重庆

程汝怀到达重庆以后，深感骨肉分离，处境凄凉，生活也有困难。1942年秋后，始获军事参议院予以中将参议头衔，配以两名卫士，我和江绍泽充当，得以生活有着。
    军事参议院，实际是专为一般被排挤下台的将领设置的养老机构，按名词来讲，所谓参议，应该有参有议。可是程汝怀在军事参议院当了4年中将参议，从来没有通知过他到该院参加什么会议。每月薪金及逐月分配给的平价生活物资，全是由我拿着程汝怀的私章购领回来。军事参议院的院长李济深，慑于蒋介石排除异巳的幽禁手段，长期住在广西桂林，根本没来重庆当过差。军事参议院，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空衙门。
    程汝怀在重庆4年开始住在故旧余庆财家，1944年迁至南岸马安山8号其族侄程度模家。无力在外租屋居住，很少外出。有时同来访的故旧亲友，打打小牌或下棋，以混时日。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始返武汉与家人团聚。此后，再未步人官途。
    解放前夕，一些友人曾劝程汝怀离开武汉去台湾，被他谢绝。后程于1951年收审时病故。

（原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http://www.hbzx.gov.cn/zhengxie/list.asp?id=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