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造前后(2) / 周宏涛

国民党改造前后

周宏涛口述

党中央 

    国民党改造酝酿期间，有天我随蒋公同车返回草山，途中蒋公指示，也要我参与党改造，主要任务则在于党政联系方面。这是自重庆追随蒋公以来，蒋公首次跟我谈我个人出处问题。我感到振奋，但这么一来就要离开蒋公，也有些不捨，我说：「这里的工作很繁重，恐怕很难离开。」 

    蒋公肃然指示：「党改造工作更重要！」他嘱咐我物色新的侍从秘书人选。这是蒋公提携之意，进入党中央，也意谓我的公职生涯开始走向决策核心，那时我才三十四岁。 

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 

    那天下午，我找经国先生商量。他告诉我，蒋公打算要我担任改造委员会第五组组长。这个组的主要业务在于管理民意机关与政府党员的组织与政治活动，我知道这是蒋公对我的器重，非常感激：但觉得这个职务实在过于艰难，因为我以前一直从事的是文书工作，虽然屡向蒋公提出各种建言都得到他的肯定，对于这个要与各方好汉周旋的工作，以我率直拘谨个性，要来周旋在年长的民意代表及党政高层之间，自觉有所不宜。 

    第二天，我找了机会向蒋公多方剖析，试着请他收回成命，但蒋公没有被我说动。晚上，蒋公再约集改造委员会商，终于确定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幕僚长制，以张其昀为秘书长。 

    次日，蒋公再约张其昀、陶希圣及黄少谷到官邸谈党内人事，在谈第五组组长人选时，由于我的意愿不高，起初一度改列崔书琴，但又因外界对崔书琴的学养作风颇有疑虑，所以又讨论由我出掌的可行性，后来张其昀认为蒋公还是要我兼做总统府机要工作，现阶段尚不可更动。蒋公于是决定由我出任副秘书长来协助张其昀，他在谈第五组人选时，多次赞扬我的为人及能力，使得我愈觉惭愧。 

    蒋公要我参加改造委员会，有他的考虑。一方面，我可以把他的意志传达给改造委员会；另方面，我也可以把改造委员会的整个情况，直接反映给他。但真正说来，这是张其昀向蒋公提议的，张其昀的理由是，我最清楚蒋公的思想及作法，调到党部任职，可以活络上下沟通管道。蒋公同意他的看法。 

    第五组最后决定交给袁守谦，但蒋公也说，以后仍可能由我来担任。果然，两年后这项工作又提起来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自张其昀那里得知，蒋公又有命我掌管党政关系之意，我还是感到为难，深觉自己的个性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经国先生恰好来谈，我告诉他，我因工作关系实在很难做好这样的任务，但我愿同意尽力从旁协助张其昀。 

    十一月五日，蒋公邀张其昀和我共进晚餐，蒋公恳切指示我全力参与党务组训工作，至于侍从秘书工作可另物色人选。蒋公的心意令我十分感动，决心不再推辞。次日我和俞济时商量机要室及侍从秘书继任人选，初步拟提孙义宣及沈錡两人为秘书，陈宗熙为机要室主任。后来，侍从秘书职务交给沈錡。 

    在定案之前，有个插曲。俞济时认为，我此次外调，如不兼总统府的职务，离开蒋公身边后，对政治情况就难以真正了解，恐怕难达成蒋公的期望与使命，所以他建议机要室主任为实职可以不兼；但如果有个总统府副秘书长之职，则是个闲差即可以兼下。 

    我觉得俞济时的考量有其道理，于是向蒋公面陈俞济时的建议。蒋公考虑后，同意陈宗熙、孙义宣人事案，但不同意我以兼职方式继续保有总统府职务。 

    我回到宿舍再仔细考虑，觉得党与政必须联系，俞济时所提的办法在当前是有必要的，但向蒋公要求总统府副秘书长一事，却有猎官之嫌。未来职务如何都不重要，我担心蒋公为此怀疑我的动机，那就非始料所及了。我连夜写了签呈： 

    职此次奉 命前往党部工作，蒙 钧座提携奖掖之厚意，铭感五中，惟有加倍努力以图报效于万一。职自思才器平庸、学植浅薄，全赖平日随侍 左右，于直接间接之间明悉 钧意乃能了解全局，复本此进而研究问题。倘 钧座有时认为职尚偶有所见，此实非职所敢自居。 

    揆诸当前时局演进之速、变化之多，固应得失之间出入至大，以 钧座高瞻远瞩、睿智敏断，如职不能兼机要室原职亦不兼府中其他职务，不能获悉 钧座对军政大计之处理方鍼及对党政之各种指示，则顽劣如职者，必一如他人未及一年半载其了解即未必真切，而再不堪供 钧座之驱策矣。 

    昨日所陈者为此其目的实为对事。退而后思，似有恋栈猎官之嫌，夜来为此惭汗不眠，敬祈 钧座谅其忠忱恕其率直，乃所企祷。一切仍当遵照 钧座目前所示办理，并乞 钧察 谨呈 

总统 

职 周宏涛 十一月七日 

把签呈呈给蒋公后，心里稍安，我知道蒋公会理解的。 

    由于奉调中央党部专任副秘书长，我两度与经国先生交换意见。十一日，经国先生晚上北返时告诉我，他和蒋公晚餐时获知蒋公此次派我到中央党部主管综核组织部分工作的意旨极为坚定，并且命他向张其昀秘书长说明，希望今后中央秘书处真正成为中央党部的重心。这使我愈感责任之沈重。 

    事实上，我在蒋公身边工作，就等于在党内工作。而我的工作除了军事及经济之外，对于其他各部门几乎都有所接触，以后依然如此。 

整理大溪档案 

    我到台湾之后，马上接下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吕菩一整理大溪档案。 

    一九四八年冬天政府戡乱失利，蒋公于次年下野后，随即指示将与他私人有关的档案随中央银行的资财同舰运到台湾，档案运抵台湾，原先暂存高雄，随即转至大溪头寮宾馆，并成立大溪档案室存藏。蒋公很有历史观念，对于史料的保存一向重视，我很清楚，所以一向慎重其事。 

    大溪档案整理得差不多之后，一九五四年四月间我向蒋公报告，拟将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大溪文件摄影底片，交俞国华带到美国放在保险库里，以防万一，蒋公同意了。所以在大溪档案尚是绝对机密时，已有一份完整的内容存在美国，直到台湾局势安定后，才由俞国华运回。 

    在党中央，各级选举的运作也十分重要。韩战发生那年，台湾即将举行迁台后首次地方选举，九月十二日我随蒋公返回官邸途中，建议蒋公到全省各地巡视，以号召人民支持政府。蒋公觉得这个构想很好，马上首肯。 

    在选举期间，有个报告指出，省民政厅长杨肇嘉在台中、台南抨击政府贪污无能，并称之为「猪」。蒋公听了很愤怒，因为目前正值选举之时，而且又是国际局势动盪之秋，杨肇嘉居然从此来挑拨地方与中央的感情，于是指示我转饬吴国桢彻查。我以电话联系吴国桢，把整个情况告诉他。不过在吴国桢的维护下，杨肇嘉没事，依然续任厅长，直到吴国桢离开省政府。 

稳定民心的政策 

    如何化解来台大陆人士与台籍士绅之间的隔阂，蒋公早已注意到。他在中央党部召开党务工作检讨会时指示，各地方党部在组织训练时，应协调大陆来台同志与台湾同志之间加强感情上的联系，并应由「内地同志」作表率；蒋公也鼓励本省同志入党，为党工作。基于同样的考虑，改造委员会把台湾省执行委员会改组为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由倪文亚担任主任委员，十一位委员中，有七位是本省藉，谢东闽、李友邦、林挺生等都在列。 

    对于地方自治，蒋公先于行政院长陈诚及省主席吴国桢，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于十月下旬指示党部，地方选举在即，应尽速做好人选的规画。地方自治开始实施后，台籍人士不断地以地方观念来诉诸选民，以示对外省人的区隔。此刻，我可以感受得到「二二八」阴影的存在。 

    许多重要的施政，都是透过党务系统过滤后，但蒋公报告再决定的。如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向蒋公转述台大训导长傅启学的报告说，一般学生反对中学毕业生未受军训就出国之举，蒋公立即指示，应取消中学生留学。从此之后，学生必须在服完兵役之后，才能出国。 

    又如教会学校的设置，也在党内先行讨论。一九五二年，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准备在台设置大学。七月十日在中央党部召开中常会时，教育部长程天放为此向蒋公请示，陈雪屏委员主张不同意设置，理由是当前台湾高中以上学生升学问题并不严重，今年高中毕业生有五千九百人，而现有大学及专科名额为二千二百人、军校为一千九百六十人，相距不远。陈雪屏、谷正纲及罗家伦都认为，当前教会传教方式与国家形势颇难配合，所以不赞成设置教会大学。不过，沈昌焕、张其昀都主张准予有条件设立，着眼点在于显示政府对于宗教的自由及教育的开放。 

    蒋公听完委员的意见之后指出，目前国家形势非常艰危，不能不仰仗外力，如果不准教会设置大学，则在国际上将予人以口实，应准予依大学法办理。蒋公裁示之后，东海大学于次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森访华时，在台中大度山破土兴建。 

    耕者有其田条例，也是蒋公稳定台湾民心的重要施政，同样是先在党内讨论，整个细节由党中央确定后，再交由行政及立法部门通过施行。如立法院方面曾对名称问题有过异议，于审查会时改为「扶植自耕农条例」；在党内交换意见时，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代陈诚转达希望能够恢复原来的名称以利号召，张其昀认为蒋公虽然没有明确指示，但也有这种意见，嘱我设法连络立法院方面的党籍立委设法推动。经立法院党团大会决议请蒋公决定，蒋公指示应维持原来的名称。立法院随即通过条例，并正式开始实施。 

蒋公公开答覆言论自由问题 

    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许多政府的立场都是透过《中央日报》的社论发表，主要执笔者是陶希圣。另方面，在胡适的倡导下，台湾出现了民主自由的吁求，但是那时台湾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中共的渗透积极，一些言论就令蒋公担心有重蹈大陆覆辙、影响内部团结之虞，而这些文章大多刊载在《自由中国》及《自由人》。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接到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电话说，蒋公指示，党中央对《自由人》的补助应立即停止，因为该刊物恶意批评政府，不值得补助。下午，斩上任的党秘书长张厉生也接到同样的电话，准备禁止《自由人》在台发行。但我建议，禁止在台发行应该作为视这份刊物态度有无转变的第二步骤。 

    《目由人》遭蒋公下令制裁，是因为其社长兼总编辑成舍我，也具有立法委员身分，在三月初的立法院会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抨击国大代表龚德柏及立法委员马乘风「失踪案」，以及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等。 

蒋公后来在四月六日的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中，针对成舍我的言论公开做了答覆。他阐述当前出入境管制的考虑是为巩固反共抗俄基地的安全，「我们可以平心静想，几年以来，台湾假定没有管制出入境的办法，奸匪出入自由，潜伏渗透，任所欲为，试问今日的台湾，将成为何种景象？」 

    报纸杂志限制问题，蒋公说，台湾虽在战时，而报纸杂志所发表的文字，并不需事走经过审查，「无论对于政府有何意见、有何批评，甚至攻击，均可连篇累犊，皇皇刊载，难道这还不够作为言论自由的真凭实据吗？是不是要可以对反共抗俄之国策，做相反之主张，对奸匪谬论做有利之宣传，才算是言论自由呢。」 

    至于立法委员马乘风及国大代表龚德柏「下落不明」，蒋公也解释，马乘风是因包庇匪谍赵守志入境，并介绍工作为之掩护，而且在大陆时，马乘风曾赴芜湖，煽惑当地驻军刘汝明率部投匪不成，曾经首都卫戌总部缉捕有案②；而龚德柏则是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又赴香港与叛逆程潜勾结，九月再度来台就到处对军民做反动宣传，「尤其在陆军大学演讲，公开毁谤政府，并指对日抗战，是我政府首先发动，是最高当局为顾全个人名利所决定，并指责政府未提前与议和为失策，尤其认为剿匪是政府犯了重大错误，其他各种谬论，不仅动摇人心，而且为共匪张目，如任其流播，实足颠覆政府，动摇国本！」 袭当时是被交付感化处分，没多久就获释了。 

    这事以后，《自由人》的台北发起人一度打算停刊，但因香港方面的发起人不同意，又继续营运了四年。 

蒋公用人哲学 

    我担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深深感觉和过去在总统府服务有很大的不同。机要室主任是对内的，不大需要与外界接触；而出任副秘书长职以负责党政关系，则必须经常与政界连络。我与各方接触多了，应付的事务也繁杂起来。 

    我正式出任党职后，蒋公经常亲自对我做了指导。如有次中常会时，我对一个议题发言，结束后蒋公召见，当面告诉我：「你年纪轻，做事应特别慎重！」我谨记在心。 

    我接任党职，主要在于党政之间的联系，我的联系工作对象被称为「新中央」系，立法委员成员以武誓澎为首，另外有潘衍兴、黄强、王大任及段焯等委员，好支持蒋公的施政构想。由于我们联系得相当好，在党内曾受到C C系抨击。有次党团会议，立法委员谷正鼎就公开指责我在立法院搞小组织，但是蒋公马上回应支持我，他说：「你们不肯听党组织的人，都在搞小组织了，那他身为管组织的干部，能不搞组织吗？」当时，我正在巴黎，视察国民党法国总支部的工作。 

    中央对立、监两院及国民大会的党纪要求是严格的，所发展出来的党政关系也很受蒋公肯定。蒋公后来对于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总会问我外间的看法，而我回应的建议，蒋公往往采行。不过，讲起来我很守分，甚少发言。 

    我和一般干部较为不同的是，面对蒋公，我不是唯唯诺诺之辈，往往直言无隐，使蒋公能够听到真实的意见，而他也相信我遇事能客观处理。 

    其实，蒋公用人哲学就是用人唯才，各种职务总要找到适当人才发挥所长，迁台之后他因为这样的用人原则，也就更能掌控全局。 

王世杰免职案 

    曾任外交部长等多项要职的王世杰一直深受蒋公倚重，来台之后更是如此。然而，他处理中航飞机案的措施失当，因而在一九五四年被免职。这件事，蒋公也指示由我来查明处理。 

    民运航空队是陈纳德经营，在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之际，政府为了避免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七十二架飞机落入中共之手，于是把飞机飞到香港启德机场暂放，以后又为避免英国把飞机交给中共，而以象徵性的代价售予陈纳德临时组成的民航空运队CATI。由于英国政府仍然不让CATI取得飞机，只好提起诉讼，并缴了保证金达一百多万美元。后来官司赢了，保证金却已被CATI暗中提出花用掉了，飞机也无法取回。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蒋公与王世杰谈到这件案子时，质问王世杰处理不当。蒋公提到CATI的法律顾问端木恺，王世杰情绪激动地声辩，他和瑞木哪有什么关系。蒋公气愤之下，决定以「矇混舞弊」为由把王世杰免职。 

    我那时才到中央党部上班几个月。王世杰免职之后，先是由副秘书长许静芝代理。十一月十九日，蒋公在士林官邸召见我，他首先询问外界对王免职事的反应，然后指示我回总统府处理这件案子，并协助许静芝以及一般的重要文案。 

    一九五四年一月底，陈诚、王宠惠、张群、吴忠信、谢冠生、许静芝、张其昀讨论王案，由我记录。会中首先研究王世杰的处分问题，腥丝悸橇胶绞录?螅?既衔???χ谜?罚?跏澜艽?砀冒甘比酚小覆壔臁骨槭拢??翘拔邸Ｍ醭杌萑衔?庵暗男姓?Ψ忠丫?愎唬?蠹乙捕荚蕹伞Ｖ劣诙四锯??罄幢恢醒氲巢靠??臣??/span> 

    王世杰的免职，原和吴国桢赴美没有任何关系。王世杰出事后，蒋公曾指示蒋夫人去函邀吴国桢回国，以接任总统府秘书长，但为他婉拒。到了年底，却有一家香港媒体绘声绘影地宣称来自总统府的消息说，王世杰之所以被免职，一方面由于民航空运队之故，另方面则是因为他签字给吴国桢巨额外汇，让吴在美国过着奢华的生活。如此的不实报导，又成为吴国桢攻击政府的导火线。 

注释 

①周氏录于民国四十一年日记。 

②马氏于一九五七年被依叛乱罪判处无期定刑，于蒋中正总统连任时获得特赦出狱。 

③龚德柏获释后，于一九五七年递补为湖南省泸溪县国民大会代表，一九八○年逝于台北内湖家中，享年九十岁。（《联合报》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三版报导） 

（未完待续）

摘自：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9月30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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