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2) /曾业英

 

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二、周密准备：武汉之战的胜利

   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33】。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

    2月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驻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驻山东衮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驻南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驻江苏泰州)，准于3月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34】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35】蒋介石的秘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二、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七、十一、十二、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十、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36】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37】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他电饬进至安庆的方鼎英等人：

第十师此次出发，在扬州、镇江皆沿途拉夫，人民怨声载道，并有拉夫而诈欺钱财者，如此军队，何以革命，何以保民，望彻底查明其拉夫队号及其官长姓名详报为要。刻令南京市政府代拨输送夫三百名，望派员来领可也。【38】

对进至九江的曹万顺师，蒋要求：

闻贵师此次出发，在芜湖拉夫甚凶，鱼日(6日)旦在码头船上等处，不问男女，一律拉牵，并有搜索包裹者。如此情形，何以革命保民，望即严查详复鱼日出发拉夫之队号官长姓名呈报。现令南京市政府拨挑夫五百名，希即派员来领。招募新兵已派员专办，不日当有明令。李默庵勒借大通款项，有否?查明速复。【39】

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40】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极端秘密”的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在成立大会上对其作过如下亲笔“训示”：

本会为政治革命之集团，故会员人人应学革命之方法与政治之手段，其最要之工作为侦探与间谍，故人人应有此学术与训练，否则不能任革命团体之工作，故此次大会应研究组织与训练此侦探、间谍之技能，并使会员人人有担任此职务之工作。而在各军事、政治与党务机关尤为重要，无论在任何地方，均应有此组织，则本会组织方能健全与发展，否则必在淘汰之例。而此种组织之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望大会切实讨论组织与训练办法，尤须注重赏罚也。

最后，蒋介石特别叮嘱：“此函不得发表，会毕，原件交还另存可也。”【41】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42】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43】

    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启〕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44】李济深作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45】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46】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47】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48】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49】17日，再电何成浚：“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50】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起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51】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密，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52】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53】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54】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浚停发白部军费”【55】，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56】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浚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57】在唐生智、何成浚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58】。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59】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浚“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60】。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61】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62】。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63】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64】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65】，为阎锡山50万元【66】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67】。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了态，有蒋介石此日复张学良之电为证：“廷(方本仁字耀廷)到京，拜读手书，肺腑之语，无任铭感。国有义士，人有忠友，革命必成。每于其忙之中，读兄之书，此心乃得大慰。”【68】张学良此书究作何言，今已不得而知，但既能令蒋读后感到他是一个国家“义士”和自己的“忠友”，在当时蒋桂剑拔弩张的环境里，除了拥蒋讨桂，还能作何解释?何况在此之前的16日，张学良派往山西晋谒阎锡山的代表鲍文樾已在北平向商震、何成浚表示过张学良“矢志服从中央，不计其他”【69】。此后五天，张还曾就冯玉祥、阎锡山联电征求其对时局意见时，复电表示他服从中央，东北军出动须奉蒋命令。【70】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政府讨伐桂系，实具苦心，“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71】。事实上，阎锡山此前已对蒋介石的讨桂要求有所表示，否则，就不会有3月27日蒋请他与张学良、何成浚共同维持北方秩序之电【72】，更不会有以下4月8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电令：“请兄事事商承百川(阎锡山字百川)总司令，候其统一命令。是老长厚，吾人当尊敬之。”【73】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吾令官兵为民挖渠，陕、甘既得灌溉之利，豫、鲁复免淹没之患。军资习勤，民沾实利，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74】惟其如此，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也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令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75】，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浚设法阻止：“刘部南移，冯已向中央请命照准，未便另电阻止，以免怀疑。此事只有在其本身着想，最好先到德州附近暂驻，缓行南移。”【76】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近况：“砀山、归德附近请派专探，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为要。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并严为布置，随时电告。”【77】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还密令何成浚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78】。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79】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80】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81】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起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82】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83】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1)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2)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3)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4)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84】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日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85】；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86】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87】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88】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89】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90】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91】地占领了武汉。

   武汉之战，何以有如此佳绩?不能不说是蒋介石战前周密准备的结果。试想，如果没有他对自身军队的及时调遣、约束，没有他对敌军的有效瓦解和友军的积极争取，夏、胡、陶能在开战后短短几天就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和困境吗?可见，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奉迎之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