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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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岁月话南丹(5) /潘宗武

(2008-07-31 07:45:12) 下一个

艰辛岁月话南丹(5)

潘宗武

九、南丹琐忆记片段

 独山巨室莫凤楼 

    独山的南寨与南丹的六寨相距不过十二华里,毗连关系比较密切。南寨莫信之莫凤楼兄弟,誉慑一方。我第一次巡视六寨区内各乡时,哥哥信之已去世,弟弟凤楼透过陈区长坚邀我到南寨小敍。陈区长认为应去访问,一则表示睦邻;二则他哥哥信之去世时我适值参加在桂林举行的全省行政会议,也可藉此表示慰问之意;三则他兄弟对南丹毗连独山边境地区民众,也曾有过不少帮助。我和陈区长于午餐后即轻骑前往南寨,预定接受晚餐后即回六寨,由于他诚恳接待,也想多了解一些他的为人,所以接受他好意,留宿一宵畅谈。他受教育不多,但谈吐辞令的确使人欣赏不已。他不夸耀自己,但却充分表现出诚挚之意。他招待晚餐所用餐具,全属银器。筵席则全系山珍海味,这在一般人看来已是奢华的享受。 

    他好客,据说独山县机关出差人员到南寨,上至县长,下至雇员,都殷勤招待,并留家住宿,上下对他都十分好感。三十三年四月间广西省政府调八位县长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十一期受训路过独山时,他在旅次遇见我,坚邀我晚餐,我告诉他我不能离团体独行。他知道我们一行八位县长后,他表示这是千载难逢的巧遇,坚持非尽地主之谊欢宴全体县长不可,盛情难却,因此临时又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同行八位同仁对他的诚恳与谈风,无不深表赞佩。 

    六寨区所属乡村往往有些小偷来自独山边境偷牛偷马,被村民发现牛马去向途中脚迹印,追踪到边境村落后,断定为当地不肖分子所为,便即赶到南寨莫凤楼处投诉,他听过后吩咐来人先回家,如有其事,当物归原主。往往一二天后即有人将失去的牛马送回,村人携礼往谢也不肯接受。陈区长说对南丹民众曾有不少帮助,大概这是他所指的一部份。 

    三十三年冬日敌指向黔桂铁公路北进时,六寨商人三十余家一百余人以环境险恶,推商会会长到独山南寨见莫凤楼,探询能否藉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予以掩护,他毫无迟疑的答覆:“欢迎你们来,我到什么地方,你们跟随我,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后来日敌陷南丹县城,六寨商人三十多家跟随他到独山县境偏远地区避开日敌,安全回来,不收他们分文绩赠。当我十二月回到南丹补办交接时,遇见六寨商会会长,他问我应该送什么表示敬意。我说“他什么都有,你们送他一块匾,题词表扬他有义气就行了。”走笔至此,使我联想到三十五年初接篆平南时,听说当日敌陷平南后,不少省内外避难来的人逃到山区鹏化乡,被当地乡绅张××收保护费,如不交保护费,便不负责他的安全。这种“见钱勇为”与莫凤楼“见义勇为”背道而行的作为,相去何止千里! 

    日敌犯境期间,地方欠安靖,独山亦不例外。逃难的人在独山境内遇劫,机警的人往往说“我们去找莫五爷的。”莫五爷即地方人对莫凤楼的尊称。就凭这样一句话,歹徒不敢动手而侥倖逃过一劫。莫五爷的声誉震慑宵小,他在地方上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同一时期在东兰也有类似的事值得一提。我卸职时陈主任祕书克钦兄随我到天峨暂避,后来敌败退柳州,克钦兄以怀念老父和妻儿心切,取道东兰、河池、宜山偷越日敌警戒线回贺县原籍,路过东兰县境路店,偶遇广西绥靖公署参议东兰人牙上校玉墦,由于攀谈相识,知其心切回乡,牙告知克钦兄此去河池路上不大安宁,持他名片或许有帮助。克钦兄接过名片谢别后,走到一大山山脚,山上为唯一通道,山脚茶寮小贩告诉他,山上今早杀死人,警告他要小心。陈问他牙某的名片有无帮助,小贩说有帮助。克钦兄于是鼓起勇气直冲上山,遇有三、四游手好闲的人盘问,他拿出名片说:“我是牙上校的朋友,有事要赶到河池去。”他们含笑的说“慢慢走”安全的过关。牙家三兄弟,老大牙玉墦,我在绥署政治部任职时曾有一面之缘;老二牙玉瑾,也曾任军职;老三已忘其名。兄弟三人在东兰相当有名气,从克钦兄的经历中可见他们牙家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与莫五爷有相似之处。 

    莫五爷哥哥莫信之过世时,他的讣文分发给独山、荔波、罗甸、都匀和南丹五县县长,当时我在桂林参加全省行政会议,只好请陈区长代表参加致弔。后来听陈区长说其他四县的县长都参加丧礼,开了三天三晚的酒席,各种娱乐应有尽有。附近民众 不请自来,人人酒醉饭饱,这种哀悼的盛会,恐将是当地空前绝后的大手笔。我问陈区长这种场面要花多少钱?陈说:“听说仅仅花去了三担烟土。” 

    莫五爷声誉之隆,在独山恐是首屈一指;但也有令我难以了解的一面。当我和陈区长留宿他家次晨,两人早起散步,在正屋外旁屋中一间有圆木柱的房间,好像拘留所,再往里面看,居然有一人在内席地而坐。我问陈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陈区长说:“这里就是独山的第一道衙门。”我说难道独山县政府不知道吗?陈区长说:“这真是怪事,地方上的人不以为怪,也听他处理,减少了纠纷,也减少了不少诉讼。县府上下经常有人出差到这里,接受他的招待,拘留所也非祕密的地方,进出都可看到,他们不会不知道,这就是不可思议难以了解的一面。”我想莫树杰回到龙马庄之后示意组织之乡村公约总约正有权监禁人犯,及枪决人犯的构想,是不是受了莫五爷的影响。 

 受训归途小插曲 

    前面说广西八位县长调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十一期受训,尚可记忆的有:黄葆芳、赵家晋、韦瑞霖、胡达和我,其余三人已遗忘。黄葆芳兄现家居台北,身体壮健;且儿孙满堂,事业有成,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堪以告慰于关心他的朋友。韦瑞霖投共,其余五人俱身陷大陆,情况不明,不知是否尚在人间。当三十三年六月初结业回桂时,仍坐当时交通工具木炭车(因当时汽油缺乏,交通汽车多改装为木炭汽车。),第二晚在都匀投宿,在旅舍晚餐将用毕时,大家无聊,其中一人开玩笑说:“葆芳兄,你的姓黄字不好拆,叫你草头公固不雅,叫你大肚公也不错嘛。」粤语王与黄发音相同,俗称王为三划王,称黄为草头黄或大肚黄。有人顺口说潘姓可拆称三番公,胡姓可拆称古月公,赵姓可拆称走肖公,那么韦与黄一样不好拆又如何?我接着说:「拆称五牛公,五字上面多一划,中间又多出一个口字;如称吾牛公,吾字上面也多出一划,不如称五牛公比较顺口。”大家哈哈大笑。等到葆芳兄面对韦瑞霖喊一声五牛公时,韦突然拍桌大骂:“岂有此理,没有别人的同意,怎么能乱喊花名?”大家逗着好玩,作旅途茶余饭后消遣,居然引起如此尴尬局面,大家不欢而散,各自回寝室休息,当然葆芳兄最为难过。十分钟后,韦瑞霖大概知错后悔,到葆芳兄房间认错。这时候葆芳兄乘机将他训斥一番,“开玩笑怎么能认真?喊花名怎么能得别人同意?何必小气如此?”韦只是唯唯诺诺而退。年前与葆芳兄面晤时谈及此事,犹历历在目。韦胸襟如此狭窄,脾气如此浮躁,当时大家都甚为惊讶。他在平乐县长任内,也做了一件趣事,利用县府前旁一小亭,每日在亭内停留一小时,候民众有事面洽县长,题亭名好像是「听政亭」,用意也还不错,只是坐久了没有人来。白坐也无聊,不久也就停止了。说者都说他未免过于“做作”,沽名钓誉。 

 凿石烧灰变良田 

    韦云淞先生,字世栋,容县人,为民国十九年守南宁城名将。白健生先生誉韦“国学有相当根柢,好学不倦,个性坚毅又识大体,能尽责。”“守南宁其功不可没。”三十三年奉令守桂林,有人批评韦“弃城潜逃”;但白先生说:“我们命他守桂林,其实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日本人炮火飞机步兵主力强过我们,而且步、砲、空能切实联合,没能守住,他底下有师长殉难,他奉命突围而出,这不怪他,情况不同了。”其后脱离军籍,曾任广西省政府建设厅长多年。民国三十三年间他曾率领一考察团到省外考察回来,路过南丹,少不了尽一番地主之谊。在宴会之后,他似有所感的对我说:“潘县长,我看南丹山岭多,农地少,你要鼓励民众多开山取石烧石灰,农田也需要石灰,如果大家认真去做,一、二百年后,石山也会变成良田。”我只好说:“厅长真有远见。”不错,中国古代神话有“愚公栘山”、“精卫填海”之说。相传愚公年已九十,因宅前有大山阻碍出入,愚公下大决心要把山剷平,有人笑他愚蠢,他说:“我死有子,子又有孙,孙又生子,而山不加增,为何而不平?”又相传炎帝女“女娲”游于东海溺死,灵魂化为精卫鸟,常常啣着西山木石,要把东海填平。藉着这两种神话说明力量虽很薄弱,但由于意志坚强,有志事竟成。事实上移山填海,凿渠通运,现在已经不是神话,如台中人造港,香港、新加坡移山填海,古之兴安灵渠通湘灕二水,近之巴拿马运河通大西、太平两洋,都不是难事。如果要在南丹凿石烧灰使变成良田,那情形就不同了。南丹田地少,居民也少。山谷的水田由于山上常常有草木腐叶和大火燃烧草木的灰烬流到田间,经年积累下来,田间泥深及膝而肥沃。在台湾田间挥蓬莱米或再来米秧苗约距一尺择一束,在南丹约距三尺才插粳米秧苗一束,间隔虽宽,但禾根繁殖和发育范围大而快,禾苗高,稻穗长,一年仅栽植一造,收穫量不比台湾一年收两造稻谷少。稻谷收割时期,只将稻秆割去一半,近根一半以脚踩入土中作肥料。插秧时期,农民在田埂上除埂边杂草丢入田中,与田中杂草一併踩入土中,因土深举步不便,往往持杖助力。农民从不犁田翻土,只有利用牛只拖着有齿形圆磙木将什草压入土下及将突出泥土压平即插秧苗。牛只在深可及膝的泥土中走动,也十分吃力。农民靠着山上火烧过的灰烬、腐朽的草木叶、禾稻的根部稻秆、埂边割下的野草和牛马的粪便作肥料,却没有利用石灰作肥料或杀虫。如果鼓励农民烧石灰,他们根本不需要;如果鼓励以合作经营的方式凿山烧灰利用铁公路运到柳江下游各地销售,他们根本没有资金,县府也无能力贷款给他们;就是能做到,也因为柳江各地都有就近取石烧石灰,如何能与本地石灰竞销?结果一定是血本分文不能归还。所以理想虽好,可是去环境的需要却未免太远。 

 葫芦水壶竹筒代 

    三十二年我因公到柳州专署一行,事毕顺便到师管区见黄司令鹤龄,他“是梁朝玑得力部下,骁勇善战,深明大义,十九年解南宁之围出力极多。”(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他在担任师管区司令期间,曾三令五申要各县鼓励民众 多种葫芦瓜,既可食,又可长老后取出种子和瓤留外壳作水壶,于徵兵时每人送他一个,既轻便又实惠;可是各县于徵兵送兵时都不如此做,他十分生气,以为各县不尊重他的命令。当我见他时,他半开玩笑半责备的说:“我三令五申要你们种葫芦瓜做水壶送给出徵军人随身携带饮水,你们偏不照办,我花了那么多纸张信封邮费,应该要你们分摊交还司令部才行。”他自己禁不住笑了,我也笑了。我说:“民众大都贪方便,各县都有竹,因为取竹容易,砍一条竹可制十个八个竹筒盛水,比起葫芦水壶是重一点,但只要出徵军人有水饮用,所以各县也不认真去办。司令真的要我们缴还纸张邮费,我们一定照办。”我笑了,他也笑了。他说:“究竟还是你们接近民众,比较了解实情。”出征军人到了军中,就要配发水壶,在征集到送兵这段期间,因为各县都产竹,以竹筒代替葫芦,只要有水饮用,又何必一定要葫芦作水壶?难道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没有一个出自农村?没有一个肯花脑筋的人献其一得之见? 

 国民兵中大颈队 

    南丹及附近各县民众颈部长大颈泡的人相当多,在乡间常常见到颈部肿胀的人,有的在颈的一旁稍为隆起,有的隆起成半圆形,有的更大好像颈部挂了一个球。有一次我到里湖乡校阅国民兵,在各村国民兵中不少长着大颈泡的,实在有碍观赡。有一个村参加校阅的国民兵共二十三人,竟有十八人长着大小下同的大颈泡,占全队百分之七十八,真是使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颈部长大颈泡,一般都说因为缺少碘的物质引起甲状腺肥肿,究应如何进行研究?如何设法防治?不但非南丹一县的人力财力可以做到,即使是专员公署要进行研究与防治,也没有足够的人力与财力。当我校阅这样的大颈队伍后,我曾以个人名义向省府建议,请重视此一现象,它不但影响到徵兵,也影响到民众的健康,请设小组专门研究。不久由卫生处覆我一封信,认为颇具远见,已交专人研究。在抗战期间,一切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些影响人的形象而不至致人于死的大颈泡,自然比不上徵政一类的重要。 

 雍容华贵黄夫人 

    黔桂铁路修筑期间第五总段王总段长元康,他的夫人是黄季宽先生的妹妹黄普安女士。总段之下为分段,有一位分段长为已故马泗川先生少君马钧鸿先生。因为在南丹县境内修筑铁路,每逢有事发生时不免常与地方政府接触。又因为马系广西人,而王为广西女婿,所以常常由于直接接触,问题也易于解决,也因此常有应酬。三十二年黔桂铁路通车之前,黄季宽先生夫人蔡凤珍女士过境南丹,王总段长元康夫妇假南丹酒楼以晚宴为黄夫人洗尘,我应邀作陪。我虽然耳闻黄夫人已久(在南宁读书时便有所闻),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她端庄而雍容华贵。她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虽不多,但觉她大方而颇有人情味和同情感。她对我说:“铁路赶工,妹夫他们在这里做工程得到你很多帮助,前后方部队频频过境,也增加不少地方政府的麻烦,真难为你了。”我说:“这些都是份内事,王总段长他们也帮了我们不少忙。”饭后她要王总段长夫妇他们在饭馆稍等,她坚持要司机开车亲自送我回县府,我以地主身份怎能要客人送我,我也坚持不肯上车,以后还是王夫人普安解围。她说:“阿嫂既然如此看得起你,你就上车罢。”在车中她问县内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乡镇,最使我惊奇的还问我从事县政工作困难之处。我表示次晨要请她和她的亲戚一起早餐,聊尽地主之谊。她说次日开车太早,谢了。我下车谢过她后,在欢笑中目送她的座车慢慢驶离县府。 

    四十余年前往事,印象犹新。年前道途传说,黄夫人从未因她夫婿关系离开过香港往访大陆,如系事实,她将更令人钦佩不已。 

 一席欢宴三中将 

    当长衡会战时,广西为了加强内部力量,特划南丹、河池、东兰、凤山、天峨五县为民团指挥区,派南丹人莫树杰中将为指挥官。当桂柳告紧时,中央又成立黔桂边区总司令部,派独山军官学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中将兼总司令。韩受命后偕同某中将(可能系军风纪巡查团中人,亦可能系后动总监下之分监,已忘其官职及姓名。)至南丹视察,并计划在南丹设立总部。为了尽地主之谊,临时设宴请他们三位中将晚餐。在南丹尤其在乡间一般请客,请有地位而不熟识之客人,通常喜用小乳猪(系将乳猪煮热切片蘸事先预备好的混合作料,而非如目前台港的烧乳猪);请有地位而颇为熟识的客人,往往喜用狗肉;请普通一般客人,便用鸡鸭鱼等招待。我面对这种场合,自然用小乳猪兼用山味鸡鸭,和朋友们从独山过境带来的茅台酒招待。对三位中将席位的安排多少有点踌躇,后来我想莫指挥官系本地人,某中将系随韩总司令而来,与我无直接关系,考虑结果。决定安排韩总司令坐首席,待三人赴宴见面时,莫对韩喊一声“韩老师”,内心然后感到舒畅,知道这样的安排没有错误。莫指挥官酒量大,席中非他敌手。他好吃狗肉,当他视察辖区内各县乡时,必定有一卫士牵着六条狗随行,遇到乡间非墟期采买困难时,即嘱炊事兵杀狗佐餐,缺额并随时补充足额,所以有狗肉将军之誉。当晚他也笑着对我提及:“潘县长不喜欢吃狗肉吗?”我说:“疏忽了。”其实我也常吃到狗肉,在南丹乡间,我就曾几次吃过狗全餐,在远道来的贵宾前,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嗜好,怎好意思以狗肉款待贵宾? 

    当桂柳疏散时,某日民团指挥部在街上抓到一人犯,寄押在县府,次日黔桂边区总司令部行文到县府要将该人犯送总部侦办,我得悉后,即以电话问韩潮参谋长,告知人犯系民团指挥部送县府寄押,县府怎能送总司令部侦办?如果民团指挥部向县府要人,那怎么办?他说:“不要紧,你照办好了,人犯仍寄押县政府。”当晚,大概因县府内部本县籍同事告知民团指挥部,因而紧急行文到县府提人犯侦办,我又即以电话告知韩参谋长,他回答:“你可将人犯交给指挥部,我直接行文到指挥部提人犯。”两天后,民团指挥部行文到县府,嘱将人犯迳送边区总司令部侦办,问题已算解决。据说指挥部认为这人犯为抢劫嫌疑犯,总司令部认为系匪谍嫌疑犯,其实县府有承审员,承办属于军法案件,高等法院派有审判官,承办普通刑事案件,民团指挥部尽可能将人犯交县政府处理;如民团指挥部认为有自行处理必要,总司令部又何必过问?其中是否涉及人事问题?事后没有机会问韩参谋长,也就不了了之。韩与莫谊属师生,如果经助理人员能在电话中好好协调,不是一样完满解决问题吗?这样行文来去,县府在磨心旋转之下却够受尽苦了。 

 兵荒马乱纠纷多 

    南丹在修筑铁路期间好几万来自各县民工聚集县境内赶工,民工彼此间的纠纷,民工与附近民众 的纠纷,及常因民工带来土制枪械买卖与赌博而引起的治安问题,真是不可胜数。迨桂柳告急,机关纷纷撤退,部队战后调后方整训,民众沿铁公路向后方疏散,后方徵集的补充部队不断的赶上前方补充作战部队,都要经过南丹,也引发不少纠纷,诸如:机关部队借住民房,在市场采购,过境拉夫、拉兵,流落散兵及伤患之处理,各县送军粮到粮秣处监称……等,真是多极了。有一次一个徒手士兵歪着头,斜着身,大喊老百姓欺负他、打他,走到县府告状,问他什么人打他?伤在何处?他说不知是什么人打他,手指头、颈、腰部都被打,要派人带他到卫生院验伤治疗,他表示老百姓欺负他,要县府负责给他一笔款好自己去疗伤。这简直是无赖,敲竹槓敲到县府头上,跟着我要警佐派两名县警押他到卫生院检验。他见了院长又改口说:“现在好得多了,我可以慢慢走归队去。”这是个人的行为,小事一件;不过敲竹槓敲到县府,也未免太可恶。 

    又有一次,三、两个徒手士兵在街上采买,不知为了什么事,好几个人与采买的士兵扭打起来,为巡逻镇警制止,并斥双方多事,本已无事,不料采买士兵回部队报告,他不说镇警制止,而说县警打他们,连长大概也是一个暴躁的人,派了一排士兵到县府布阵,声声说要向县府理论。这可不是小事,竟以县府为对象,迹近威胁。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后,一方面要谢警佐督促驻县府内的警察队布防,严阵以待;一方面要陈主任祕书以电话通知自卫队,分别在县府门前丁字街三个路口布防,并通知十几名镇公所警察严密监视其驻扎地部队行动。之后我请他们的代表(原来是连长)进县府见面,我也穿绒军服佩上校领章接见他。他大概见我们已有戒备,或已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当他见我时立正敬礼,态度也相当好。我本着远道来的是客,应敬之以礼,照例奉茶敬烟,并抢先对他说:“真对不起,贵部经过敝县,不但没有好好的招待,还使你们增加不少麻烦,真抱歉!问题究竟怎么发生?经过情形如何?请你直说无妨。”他对我还用“报告县长”的口吻,我推想事情不难解决。从他的报告中,说明老百姓欺负采买的士兵,扭打士兵,县警加入打采买士兵,请惩处县警和肇事的老百姓。我对他的鲁莽行动不提一字,也不提自己的布防。我只告诉他:“据邝镇长的报告是巡逻的镇警察制止打架,因为镇警和县警的服装是一样的,所以误会为县警,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要查明真象和责任问题,如果警察真的打人,那将要严办,如果采买的士兵和老百姓都有受伤,我也要查明办理,并要送他们去治疗,希望连长多留一天,我一定有个交代。”连长听说我要他多留一天,他连忙说:“明天一早就要开拔,我相信县长的处理不会使我们失望的。”临行时还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扰县长了。” 

这一件不寻常事,从语言隔阂,互相扭打到镇警制止及申斥双方都是事实,采买士兵竟把事实扭曲,连长粗暴行事,向县府兴师问罪,这是制造问题,而不是负责做事的态度,假如我不以实力对他一排人采取布防,和以不友善的态度责备他的鲁莽行为,事情是否如此容易解决?是否会衍生其他问题,我这样一方面展示实力,一方面与人和善相处,不揭他鲁莽的疮疤,尽可能多说几句好话,使他知难和有面子而退,化解一场纠纷,这大概就是一般所说的“内方外圆”,和“以柔制刚”的道理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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