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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了,我同副官、卫士截住一部回空卡车,乘着来到太原西南数十里的开栅村停下来。第二日早晨到乡公所查问,才知道这地方离交城县不远。我们到县城打听,才知道阎锡山也到了那里。阎锡山那晚临走的时候,并未告诉我他将到什么地方去,在这里是无意中遇到他的。我去见他,把昨夜出城的经过概况说了。他问我:“你看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我很担心城外的部队昨晚和今天是否能进入阵地站得住脚,守城还在其次。”他又说:“宣生(傅作义号)是守城有名的。那年他守涿州两个多月,抗住了数倍的奉军和优势炮火。我在城里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食和弹药,太原的命运就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对傅作义过去的守涿州也是钦佩的,但是当时我想,相隔十年,时代不同了,而敌人又是气势方张的日军,是不是能同守涿州那样守得住,心里很怀疑,只是口里不便说什么。
阎锡山要我住在他那里,好遇事商量。我住了一夜,告诉他娘子关撤退下来的许多部队还得去收容。他不说什么,随叫交通拨给我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次日一早我坐汽车由交城经汾阳、孝义向介休进发。在路上两次遇到敌机,幸而发现得早,不待扫射我已躲进路旁的沟里去了。虽然遭到扫射,人车都未受损。汾阳、孝义的老乡们还不知道太原的情形,仍然是熙熙攘攘来赶市集。我们到了介休,情形就不大相同了。那是同蒲铁路的大站,刚被敌机轰炸,车站毁了,正在燃烧着。停在站上的列车也炸得乱七八糟,死亡的士兵尸体不堪触目。车站的人员都逃散了,打听不到以北沿线的消息。在黄昏的时候,我找到了失去联络的卫士队,他们是在榆次将失陷的时候步行退到介休的。他们说,指挥部人员比他们更早些时候已乘火车南下了。这个卫士队就是我当时唯一能掌握的二百多人的部队了。我同他们在介休、灵石之间一个小村里住了一夜,次日出发,傍午到了灵石城稍北公路上靠近长途电话线的小村里。我就在那里进行收容,但是退到那里的都是零星失散的士兵,没有官长率领,集合不起来。
显然可以料到,娘子关方面的部队,多半是由昔阳向和顺方向南进,或者是由榆次向太谷,或者是向沁县南进。铁路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是要避开的。
我用电话向各方面联络,想找阎锡山说话,报告东面的一切和探问太原城的情形。阎的声音很低,五台话也难听懂,最后只好由参谋处长楚溪春代为答话。楚溪春说太原城于十一月八日丢了。这是我离开太原城的第四日,也就是太原城只守了四天。当然这是出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意外,就我来说,虽意料守得不会太久,但也料不到会丢得这样快。阎锡山本人那时已由交城移到隰县的大麦郊,此后的行动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里,还得回过笔来补写一些太原会议后和北郊战事以及其他的情况。这些材料是根据曾经亲预其事的人事后告诉我的。
太原会议到深夜无结果,阎锡山同他的幕僚偷偷地溜走了,电灯也黑了,我狼狈逃出太原已如上述。据孙连仲后来告诉我,他摸到城门时,守城部队快要把城门堵塞了,说了许多好话,守城兵才肯把城门的堵塞物弄开了让他走出来。他的部队原指定是占领太原东边一带设有工事的高地,但由于时间急迫,部队收容了多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占领阵地抵抗敌人了。于是他只好带领在身边的一些人渡过汾河在河西山地上乱跑乱窜。他遇到由忻口退下来的部队,也不占领北郊工事从事抵抗,而是向西北乱窜。又据孙部第三十师八十九旅旅长侯镜如说,第三十军和他的部队也未能占领太原以东指定阵地,就被敌人压迫向南撤退。当时未参加忻口会战的裴昌会师,虽奉命当晚开到阳曲湾据守既设工事作为掩护,也未到达就溃乱南撤了。所以原定据守北郊既设工事保卫太原的计划,由于当晚的混乱,根本不能实施。敌人从北面、东面直迫太原城,太原从而失陷,造成华北战场的最大损失。
我在灵石住了几天,没有什么部队可收容,每日除了打电话给南京报告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在电话中同钱大钧说,山西的战局就是这样,我再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作用,想要蒋介石把我调回南京。钱大钧还告诉我说,阎锡山对我很有意见,他认为忻口会战是由于娘子关方面的作战不力而致溃败失利的。我当然不同意阎锡山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但也不想辩什么。钱大钧同情我的处境,答应转报蒋介石,但说也须征求阎锡山的同意。我见在灵石没有什么事可办,遂决定退往临汾。临汾是晋南比较大的地方,山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人都退集在那里(但阎尚未到)。在那里,我见卫立煌也退下来了。不久我得到蒋介石的核准和阎锡山的同意,乘专车离开山西回南京。山西以后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