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粤桂战事（4） /黄绍竑

    再度出兵 

        我们退集平荔后，同在患难之中，彼此乃谦抑反省，更加团结，力量反比以前加强许多。这时粤方分兵向平乐荔浦进迫，而吕焕炎则叛变投敌，据南宁、玉林、桂平等处，绝我后方。敌之实力，数倍于我，而我又兼有内忧，情势至为恶劣。我们会商决定以七军及十五军之一部，在荔浦附近，拒止当面之敌，由德邻、剑生指挥。我同向华率四军及十五军之一部，回师解决吕焕炎，以固后方。由荔浦经修仁象县，下武宣。复分兵出贵县桂平，衔枚疾走，每日行程皆在百里以上。出其不意，袭取贵县桂平，吕焕炎几为所擒，乃退守玉林。南宁方面吕部团长覃兴、杨俊昌反正，将吕氏亲信驱逐，于是后方敉平。我复以四军分略钦（州）廉（州），转进高（州）化（州），十五军以一部监视玉林，大部沿西江东下，袭取藤县，佯攻梧州，并再分兵转入抚河，断粤军之退路。粤军见情势危急，连夜撤守梧州平乐方面，仅留北方调来朱一民所部进攻荔浦，几经激战，卒为我军击败，逐出桂境之外。

    北流战役的挫败 

        粤军退集梧州后，见我军兵力不多， 且分散各处。同时我许宗武部久攻玉林，急切难下，敌方乃进占藤县，并以主力沿容苍公路前进，希解玉林之围，收内外夹击之效。我乃急调四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附近，以阻其前进。但主力未到，敌已迫近，不得已退至北流附近，再行拒止，以免其与玉林城内吕部会合。此时前有强敌，后有阻碍，情势已极不利。如任其汇合，则我军各处部队，更难集中应战。遂不得不在北流以北地区，进行决战。四军与十五军各部，不是由前方撤退，即系由桂平、高州、武鸣等处远道集合，兵力疲惫，络续参加，苦战四昼夜后，卒至败北，两方死伤，皆甚惨重。我乃退至贵县，凭江防守，滇军亦不积极追击。这是十九年一月间的事。
        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要埋怨我指挥的失当。我自己检讨一下，也确有很多的错误。当我很顺利的袭取贵县桂平，占领藤县，进兵抚河，威胁粤军，逼迫其仓皇退回梧州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部队是新败之余，实力不厚。同时指挥四军，分进钦廉高雷。粤军见我兵力那样分散与单薄，并且玉林围而不下，遂大举进攻。
        我们要将散在数百里地区内的部队，迅速集合起来，又何等的困难？而粤方力量集中，占着优势，虽然李白在平乐方面获得胜利，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能再进攻梧州，以牵制粤军的前进。我方处在前后受敌的情势之下，被迫而进行决战，自不能侥幸得到胜利的埃。我们遭遇了这一次和上次在广州附近的二度损失，各军的实力大减。四军的各师，每师剩下的实力，都不过一团。他们的师长都改为团长，团长都降为营长，十五军各师的情形亦是如此，可是官长的奋斗精神，仍和以前一样的旺盛，丝毫没有颓丧，这却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自此之后，两方隔着邕江对峙，而从事整理与布置，等待战事的继续发展。这时退入右江的李明瑞见我军失败，即开始向南宁方面进迫，其前头部队，以到达离南宁二百余里的隆安县以南。我不得不转回南宁，部署抵抗。乃率领在南宁反正不久之覃兴杨俊昌两团，向隆安进击。在隆安附近，经过了两次激战，将其逐退。我进驻平马（即恩隆县），他们退入东兰附近的大山内。因为他们对当地民众，曾予以相当的组织和训练，所以我们要继续深入进攻，是有相当的困难。记得有一次，我集合平高附近的民众讲话，在滂沱的大雨之下，还是静肃整齐的，听我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历年在广西的地位和威望使然，而是已受了李明瑞部组织训练的结果。我在平马住了一个多月，不能将李部澈底解决。他们则时以游击战术出扰，使我不得安宁。正在那里相持的时候，忽接我母亲逝世的恶耗，我不禁痛哭起来。想起不久以前临别时的景况，以及因我在政治上的关系，而使老人家受惊致死，不孝之罪，百身莫赎，真使我悲痛万分。甚至心灰意懒，不愿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曾经有电报给德邻剑生向华等，向他们引咎辞职。他们回电，给我恳切的安慰。四军将领并将北流战败的责任，负在自己身上，认为由于他们作战的不得力，以解慰我内心的不安，这也是值得我感激的事情。 

    进退湖南的经过 

        四五月间，北方的扩大会议事件发生了，阎冯一致参加，引起了更大的内战。李白张等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出兵湖南，要我放弃右江，率兵回南宁，一同出发。我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但是团体的决定，我必得服从。右江放弃之后，李明瑞仍旧恢复原来的态势，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后，始将其逐出桂境。李明瑞率部千余人，由湘桂粤边界窜入赣南，与共党合流。但不久因共党内部李立三路线与毛泽东路线的斗争而被杀，所部亦完全消灭，这是以后的话。
        我回到南宁的时候，部队已集中桂林，进入湖南境内。粤军因我军北进，乃乘虚进占桂平贵县，并迫近贵县宾阳间之黎塘圩。我在南宁匆匆布置，以韦云淞率领一部守备南宁，其余皆随同出发到柳州桂林，除留置一小部队据守各个城池，以作最后的据点外，其余一概放弃，或以民团扼守。十五军的三师，除梁朝玑已出发外，许宗武苏祖馨两师，由我与黄旭初最后率领出发。这时前方李德邻白剑生张向华率领之四七军及在湖南合作之唐生明第八军，已占领衡阳，长沙，大有直捣武汉之势。我军北上，粤军并不向广西深入尾追，却另行折回广东，由北江出衡阳。我与十五军到达零陵时，衡阳已为粤军占领，将我军截为两段。我见兵力单薄，一时不能将衡阳夺回，即用电报与前方商量，回军击败衡阳粤军，再行北进。于是前方各军由长沙向耒阳撤退，我率十五军向常宁前进会合。到达常宁时，粤军占领耒阳常宁间之秧田圩，切断我的进路，乃展开激战。十五军稍受挫折，停顿于常宁附近，适前方各军已退至耒阳，粤军亦撤回衡阳，固守不出。我亲到耒阳会议，侦得衡阳工事坚固，不易攻击，而且是年湖南岁荒大饥，军食极成问题。于是决心由常宁以北地区渡过湘江左岸，据守祁阳熊飞岭及宝庆零陵各处休息整理，度过荒年，再求进展。而衡阳粤军见我军撤退，遂向洪桥出击。我等在洪桥会议，共认乘势反攻，夺回衡阳，比较消极的撤退为有利。即下令翌日向后反攻，双方又展开大战，十五军置于右翼，左翼为四七八军主力。我回到驻地时，部队已逐步推进，情况颇为顺利。从第一日起，一直到次日下午四时，我的正面尚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左翼方面，情况非常沉寂，自次日上午八九时起，已听不见他们的枪炮声音，并和我们得不到连络。当时我深为诧异，不知是胜利的前进呢，还是失败的退走。但我深信白剑生在作战时对连络工作，素来是非常注意，尤其当败退的时候，他必用尽种种方法，通知友军，以免受意外之损失。这次也许是急于前进追击，而不及通报。
        这样左猜右想，一直到下午四时以后，等我派出去的连络员回来报告，才知道他们在今早为敌人反攻，已经败退。敌人在上午十点钟通过与我并行的某地，正向洪桥前进。这次左翼退却所以不通知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是送信的人，中途遇见一个军官，送信人向他查问我的所在，他答复不知道，并且说“想早已退却了”。以致耽误军机，这情况是多么危险呀。
        此时左翼的敌人已超过了我大半日的路程，而我们的右边，临着一条正在涨大水的湘江，不易过去。另一方面又得到报告：一部份追击我军的湘军刘恢先所部，已到达常宁白水市，向零陵方面急渡。万一左翼的敌军，先我到达祁阳，遮断我的后路。或者知道我未能退出，由洪桥向左转来包围，则我将全部被俘。于是火急下令，向大营市祁阳方面撤退，连夜向左翼敌人并行的后方转进。在一日夜之间，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次日黄昏时候，到达祁阳城。而敌人也过了熊飞岭，离祁阳不过二十多里的地方，与我的后卫部队对峙着。祁阳自然又不能再留。早早的吃了一顿晚饭，当夜渡过湘江南岸，向零陵退却。连日连夜作战败退下来的队伍，未曾经过收容整顿，秩序极为紊乱。我除了身边一个卫士队之外，几乎都失了掌握。向来我遇到军事不利，必须退却的时候，自己一定是支持到最后才退走的。这一次我的身体实在太疲乏了，走一段，睡一息的，慢慢向后转进。团长周云很匆促的跑来，向我报告：“后面已无自己队伍了，离敌人先头不过二十多里，请副总司令赶快走路吧，不然，敌人快要到了。”情势紧急，可以想见。次日午后三点钟，我到达零陵城，得悉由白水市向零陵城追击的湘军，离城已不过三四十里。如果继续前进的话，黄昏时候，也可到达城边。我进城的时候，看见我的部队，或在睡觉，或在觅食，在那么炎热的暑天，经过四日四夜长距离长时间作战溃退下来的部队，到了一个比较后方的城市以后，精神的疲劳，及秩序的混乱，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无论怎样命令他们，督促他们，退到道江对岸布防，都不能办到。他们好像是一群失了知觉神志昏迷的醉汉，这一个起来，那一个又睡下去，我着急极了，假如敌人在黄昏后，或明天拂晓时到达，这些部队的官兵，一个个都要变成俘虏。
    因为零陵是一个背水的城呀。我在万分困难之下，只有命令我的卫队长莫世才，将那百余个卫士，分布在六七个城门，紧紧的把守着。万一敌人攻城，一定要坚守到明天上午九时，掩护城里的部队退过对岸，才能撤退。当晚我也过河，到对岸宿营，同行的只有张伯璇戴石浮几个人。次晨，仍向全州方面退却。起行不久，就听到零陵城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我的卫士队，一直抵抗到九点多钟，城里的部队，全部退完了，才撤退。虽然牺牲了三分之一以上人枪，但他们能使很多的部队，脱离危险，确是一场值得称道的后卫战。

    退集桂境后遭遇的危险
   

    我到了全州，李德邻、白剑生、张向华已先一日退集那里。他们是由湘江北岸，经东安退回来的。左翼的损失，非常重大。第七军的师长梁伯蔼，第四 军的副师长李汉炯，都在五塘前线阵亡。士气颓丧极了，敌军还在后面紧追着。我军除留一部在全州布防外，主力仍向桂林撤退，俾能补充整顿。到了桂林，据报有些向来反对我们的份子，受了对方的任命，纠合土匪散兵，进扰柳州。同时得到滇军万余人围攻南宁，并与宾阳贵县粤军联成一气的消息。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而我们仅保有桂柳平几处很小的地方，几面受敌，情形是危险极了。于是桂林方面，由剑生等在那里布防久守，我率一部回防柳州，将那些反动的杂军肃清。湖南方面敌军到了全州，不再前进。因此我军的主力，亦移柳州，筹划如何去解南宁的围。 

    决心离开广西

    我到柳州后，因身体衰弱，又回到桂林去休养。在一个大劳动大刺激之下，得到一个静息的机会，自然会有许多感想发生。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
        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旋涡。本来我于退到全州的时候，一天晚上，在清湘寺内，已对白剑生提出这个意见。他恐怕动摇军心，竭力劝止我，我也不再坚持。的确，那时我若离开这一个集团，士气方面，是极易受到影响，我当然不能不顾念大局，而接受他的劝告，中止自己的企求。现在我去志复萌，并更坚决，于是不再征求他们的同意，即将辞退的电报发出。同时并有致南京方面的电报（马电）发出。他们见到这两个电报，非常惊异。不过除了复电劝阻之外，亦不能十分勉强，只有各行其是而已。自此以后，我虽然还未正式解除军事政治上的名义，但实际上已完全不负责任。不久，我又回到柳州，与他们相处一起，彼此的政见，固已分歧，但私交上仍是一样的纯笃。我那时因为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种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观这个农场，当年所种植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 “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于以往的一切，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南宁之围，终于解开了。在优势的敌人四面包围之下，能以劣势的部队，从一个空隙中冲进去，完成里应外合的形势，将重围打开，并将敌人击败，真是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这固然是守将黄旭初、韦云淞等能坚苦固守，亦确是白剑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此后还在右江方面进行好几次的战斗，使广西的局面，得到一些回旋的余地，这都是值得称颂的事实。
        因为这些战役进行的时候，我均未曾亲自参加，其经过的详细情形，不叙述了。
        南宁解围之后，滇军退出桂境，粤军亦退出贵县以下，南宁终于恢复了他原来省会的重要地位。一切军事政治的重心，迅速的转移到那里去。我与李德邻亦由柳州回到南宁，在我的果园旧寓内，渡过了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他们很热烈为我祝寿，胜利的情绪，与诚挚的友谊，都融和在杯酒里，使得大家沉醉。不久，我提出决心离开广西的意思，这时他们也不再劝阻。在临行之前，和各重要干部还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希望我出省以后，仍为团体而努力，务使团体的精神，永生而不断的发展。白剑生发言：“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坚固。”我在那时候，虽仍是很消极，并未考虑到以后的行动，但是我已坚定我的决心：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团体，这是我以后行动的原则，可以说是我以后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在当时，彼此的言语间，或者有不甚愉快的地方。但在彼此的立场上，就不能不如此申明我的衷心。在那时候虽未必为他们所完全谅解，但是到了廿五年统一以后，已得到事实的证明。这是一幕团体政见与私人友情矛盾冲突的表演，最后终于得到善美的结果。
        在这一段内战史中，可算是一个特别的镜头了。
   

写完这段事迹后的感想
   

    我写完这一个事迹的经过，心中发生了很多的感想。我们在当时，对于北洋军阀的互相火并，尤其是近在目前的旧粤桂战争，自然有许多不良好的批评。但决料不到这个悲剧，竟由我们自己来重新表演一次。可是我们重演这个悲剧，决不是有意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表演的舞台，幕后自然有一个导演者，在那里指导我们的演出。这导演者并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因为这一幕一幕的戏，是历史的社会的演进必然的过程。
        假使我不是害病，哪会长期的留在广州？因此或者可不参加叶贺的战事。没有叶贺的战事，就不会有对第四军的战事，没有编遣会议，就没有十八年的粤桂战事，没有十八年的战事，就没有十九年二十年的战事。但是这不过是我事后的推想，即使这些事实都没有，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幸的战争么？即使没有这些原因，也必有别的动机。因为战争的起因，往往当初都是很细微的，而这些细微的起因，又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等到酝酿已久，形势日渐扩大，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双方当局者，如果能注意这些细微的地方，而及时消灭其祸机，也许可以免却许多无谓的损失。但是这种防微杜渐的顾虑和办法，不是很容易的。譬如我在十八年，决然回香港，和潜回广西，召集旧部，参加战争，实由于对方欲借外人势力，压迫一个失意的人，使他不能安居，而加以侮辱。在主之者不过是接受了一个肤浅的建议，而在受之者，则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谋相当的报复。
        我们尝读吴梅村讥评吴三桂“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总觉得吴三桂因小忿而忘大节的可痛可恨。可是检讨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内战，当事者虽然不是“一怒为红颜”，而一考其起因的价值，两厢比较起来，往往相差无几。
        这是个人的悲剧，也就是国家社会一个极大的悲剧。无论这次新粤桂战争的悲剧，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无论是分是合，是正是反，都是有一定的理由。任何一方面的道理，都有他的是处和非处，并不是绝对的是，和绝对的非。是和非冲突之下，乃产生另外一个是非，这就是合的道理，也就是一个进化的道理。虽然一个历史的演变，要牺牲很多的生命和毁灭很多的物质，然而谁又有这样大力，能够挽回这种莫之为而为的定数呢？这在佛家的说法是“劫运”，用辩证的说法是“必然”。
        无论“劫运”也好，“必然”也好，事实既无法抗御，过去亦不必追悔。反正只是在历史的演变上，留下一个供后人参证的资料，和凭吊的痕迹罢了。

（原载黄绍竑：《五十回忆》，杭州，风云出版社，1945年12月版，第187－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