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节前,母亲带着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可她再也不愿见到先前迫害过父亲的领导和同事,同时,也看不惯政府机关里一些人的工作作风,执意去范罗山小学当了名低年级算术和音乐老师,还兼任校红领巾大队辅导员,不久,又当上了校教导主任。我跟着母亲从乡下回来后,插班上了附近的“青山幼儿园”,半年后,又成了她的学生。
在那经济困难的年代,母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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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刘邓大军粉碎数十万敌人的追堵,千里挺进大别山,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17岁的母亲在家乡公开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名地方上的妇女干部。
1948年秋冬,母亲瞒着我外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由新四军第一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谭啟龙、付政委李步新、支队司令饶宋坤、支队政治部主任江靖宇和秘书长徐伊复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七支队干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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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小名秀云,公元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八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东南乡(今枞阳县)史家湾一个贫苦的女裁缝家里。
母亲从小没见过父亲,跟着我外婆生活在年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是,家庭生活的艰难、社会环境的恶劣、外婆自强不息的榜样、培养和造就了母亲从小就聪明、勇敢、坚强、大胆、泼辣的性格。
母亲小时候,我外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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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山虎
平反了的父亲,头上依然还戴着那顶“控制使用”的帽子,还是个“有问题的人”。但老实巴脚的父亲已经很满足了。他没有向任何单位和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还是象以前一样,在厂里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任劳任怨地做他的统计员,多次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生产能手。1988年,还被评为芜湖市市级经济师。
多年不苟言笑的父亲,捧着那个红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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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头上的天没有晴朗多少日子。
1949年4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泾县全县解放。
1950年6月30日,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随之在凤村开展起来。虽然“敦福堂”的土地在1949年前就被卖的剩下不足百亩,但还是村里的富户,那个外姓管家戴上了“地主”成分的帽子,各房小家庭,有的不是被划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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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几十年都挂着一幅仿名家的国画,画面上是一只威猛的下山虎。
母亲希望父亲是这只虎,可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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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从安徽芜湖出发,沿着205国道向南行驶大约二个小时,就到了位于皖南山区我的老家---泾县凤村。
据说,凤村的老祖姓刘,是后汉皇室后裔,为躲避追杀迫害,逃到四面环山的泾县凤村,听到凤鸣之声,认为是祥瑞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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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阳朔的遇龙河长约十六公里,水质清澈,水流缓慢,景色秀丽,乘竹筏漂流是游客们来阳朔游玩的一项重要活动。一个秋天的午后,在友人的安排下,我们登上一叶竹筏,在清亮透彻的遇龙河上愉快地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撑筏的李师傅是位土生土长的遇龙河人,四十出头,皮肤黝黑,手拿丈八长的凤尾竹竿,头顶尖尖的竹编凉帽,短裤,光脊梁,胳膊上、肚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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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和老公出了桂林市中心的“桂湖饭店”,顺道右行,再左拐,不远处第一个十字路口,一片耀眼的霓虹灯光就出现在眼前,那就是饭店前台服务员特别推荐的“申记烧鹅”饭庄了。
随着摩肩接踵的人群,我俩走了进去。
服务员小哥一问,不是来喝喜酒的,直接被人领上右手小二层紧靠楼梯口的小桌。一位大约18/9岁、脸盘大大的的服务小妹笑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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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天,我和老公随团去了丽江茶马古道上的束河古镇,参观游览了古道上新建的人工景点---“古道藏家”。
随着人群,我们走进了这座藏式风格的院落。
院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藏式碉楼。碉楼有二层。第一层的面积不大,我们全团三十多人一下子就给挤了个满满当当。里面阴暗诡秘,一股难闻的藏香气味,使人窒息。一位年轻的“卓玛”指着墙上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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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虽然出生在“大夫及地”人家,可我不记得她老人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八只蛋黄色的茶盅,迎光可见里面装的东西和外面凹凹凸凸的梅花纹。奶奶管这几只茶盅叫“鸡蛋壳碗”,它们是我的最爱。
每当我捧着一只装满爆米花的碗,斜靠在宽大的藤椅里,双腿晃荡在扶手上,对着灯光一边从外往里欣赏它的花纹,一边吃着爆米花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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