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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老师(2)

(2019-12-18 05:04:03) 下一个

教语文兼副班主任的倪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人长得矮壮,皮肤黝黑,一双金鱼眼,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不拘言笑,笑起来,抬眉皱深深地印在脑门上。因为有謝老师这样的风趣、招同学喜欢的正职班主任在前,他的副职行同虚设。班上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背地里说他是武大郎,农村来的。

倪老师的外表虽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教学认真,特别是在古汉语的教学上,更是浸透了他的全部心血。我们班是一年级新生,又是从各个不同的小学聚到一起来的,大家的古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很难教。但倪老师不怕。他不但在课堂上耐心地,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讲解那些深奥难懂的古诗词和文章,领着我们一句句,一遍遍地朗读,而且,还作为家庭作业,让我们熟背。所以,每天清晨的早读课,别班的同学都在叽里咕噜地背外文,就听见我们班的同学在摇头晃脑地背那些古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卖炭翁,终年烧炭南山中,,,,,,’”这些简单一点的诗词和文章,我至今还能背出一句半句来。

倪老师还组织我们成立课外文学兴趣小组。我因为喜欢看小说,兴趣小组的同学可以每星期多借一本课外书,就参加了。在兴趣小组里,我们阅读了很多诸如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中外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家”、“春”、“秋”、“红岩”、“红旗谱”、“青春之 歌”、“上海的早晨”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刚进入中学的孩子喜欢阅读和讨论的作品。“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这些脍炙人口的革命诗词,对当时的我们影响很大,几乎人人会背诵。

兴趣小组里的女生对描写女性的作品尤其感兴趣。江姐、林道静都曾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红楼梦”里关于“金陵十二钗”的诗词,我们也讨论过,它们都是写的谁,大家尤其感兴趣。直到今天,这本书尽管已经被我翻的硬壳封面都不知道在哪里,但还是被我重新包了书皮,端端正正站在我个人的书架上。在兴趣小组里,同学还学着写一些诗、词、书评、以及一些命题作文。有些习作,还被倪老师作为范文贴在班级的壁报上,供同学们观赏呢。

教数学的是位女老师,姓金,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中等偏瘦的身材,有着女高音歌唱家般的嗓音。与謝老师相反,金老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从不和我们多说话,同学们都很怕她。

每当上课铃一响, 金老师就板着个脸,出现在教室门口,一旦说完“老师好,同学们好”,她转身就踮起脚尖,从黑板最左边的顶端至右,呈大约10度角的向下写上一系列数学公式和例题,然后,尖着嗓门开始讲解,从不重复第二遍。一堂课下来,包括板演,金老师要我们做很多练习,下课铃一响,抬脚走人。

我的前座,是个数学超级棒的男生,每次考试,算上副加题,120分稳拿。这厮还吹,长大后,要做个像华罗庚一样的人,还要造原子弹。可造化弄人,此兄现在是一名资深主持人和主播,正在澳洲一家中文电台大展宏图。因为数学好,金老师上课时,他从不认真听讲,而是扭头给我们后面的同学讲一些小笑话、小故事,闹的大家窃窃地笑,可金老师不管他。金老师不管,对数学一惯不敏感的我,可就惨了。因为上课不能专心听讲,有不懂的地方,上课时,不敢,也不好意思问老师,下课也没时间和机会问,只好胡乱抄一点别人的课堂笔记回家恶补。金老师的家庭作业布置的特别多,基本上,我每晚10点钟睡觉之前的时间,全都交给了数学。而每次的大、中、小考,要能得到个90分就谢天谢地了。从开学的第一堂课,到第二年的五月,金老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教完了三本数学书。要不是闹“文革”,象我这样害怕数学的人,得个“青春期忧郁症”恐怕还是轻的。

当时流传某位国级领导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学什么外国文”的流言,而且,每天的课外时间,我又都交给了古文和数学了,因此,我的英语成绩一遢糊涂,连英文老师叫什么名字,至今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教英文课的是位年轻男老师,高高的个子,有着很好听的嗓音。上课时,喜欢在一行行的课桌间,边走动边教我们念课文。而我则常常象个小和尚念经似的跟着念。因为不喜欢,我还时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根本不知道念的是什么。那年出国后,我参加英文补习班的入学考试,除了只记得自己的英文名字,26个字母还要安顺序背,才能写出来,和“We live chairmen Mao, chairmen Mao loves us”这句外,什么都不会。补习班的老师只好让我上初级班,从one、two、thee学起。

教体育课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四五十岁的样子,已不记得他的姓名。那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搞大比武,我们的体育课也就练一些长跑、跳高、跳远、登山、游泳等军体方面的科目。全校学生还利用上体育课的时间,在学校大操场旁边的山坡上,挖一条曲里拐弯的防空洞(文革初期停下了)。这些体育科目,对男生来说很有趣。但对我们这些初一的小女生来说,难度就比较高了,再加上我们女生也渐次到了青春期,一但“大姨妈”来了,体育课乐的请假,老师也没办法。好在当时不讲究体育成绩,也就不在意了。

音乐素养极好的崔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负责教我们及全校多个班级的音乐课。“文革”时,校内外流传的“前有马思聪,后有崔xx”的流言,就是说的他老人家。

崔老师教音乐有他独特的一套方法。上课前,他在每个学生的桌上放一张歌谱,上课铃一响,同生们走进教室,拿着桌上的歌谱,随着崔老师的钢琴,先小声地跟着哼哼,然后, 崔老师再一遍二遍的弹琴,同学们再一遍二遍地跟着哼。弹着、哼着、哼着、弹着,最后,师生们一起大声、反复地唱几遍。一节课下来,同学们基本上都学会了那首新歌。崔老师这种教学方法,同学们很享受,也很欢迎。

崔老师还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组织“音乐欣赏”课。每到那晚,夜幕刚刚垂下,崔老师就在阶梯大教室里安一张小屏幕,一边放幻灯,一边放唱片,让喜欢音乐的同学在周末的晚上,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我家住在学校附近,几乎每次都去。

“文革”中,崔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可避免地被剃了阴阳头,挂牌子游街,还被迫创作了那首风魔全国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后期, 崔老师被调到芜湖市文工团,做了多年的剧团首席小提琴师,直到退休。

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尽管那时候,由于偏见和无知,喜欢或不喜欢过有些老师,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们那种对工作无限热爱, 认真负责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同时, 在今天看来,他们仍然不失为新一代教师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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