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读了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读这本书纯属好奇心所致,因为简介中说巫先生曾在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教书,这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当年,这两所学校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因为我有一前辈曾在这两所学校教过书,起先在安师大(曾一度改为合师院),安师大南迁芜湖后,留在了安大。因此对这两所学校发生的事感兴趣。这本书我是花了四个时段看完的,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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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日,对龙应台来说肯定是一个做梦也难做到的好日子。这日,她一身简单洁净的白色衣裤,两手插在口袋,站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上,缓缓道出“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从这语气可看出,龙应台对能在北大演讲是喜出望外,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下来,龙女士对自己发问:我还有中国梦吗?又以自答的形式说有:一是在幼儿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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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令中国人深感屈辱和义愤填膺的日子。这两天,来自法兰西和英吉利的明火执仗的强盗放火烧毁了被他们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北京圆明园。被毁前的圆明园究竟什么样,在大多数的国人心中的印象只是几片残垣断壁,这印象多数来源于五十年代的教科书上的一幅画。感谢台湾秦风老照片馆和东莞展览馆共同举办的“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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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学识博厚的中学教师肖道琼退休,在家过了几年清闲的日子。退休,顾名思义,就是退下来休息,肖道琼每天除去买菜外就是看书,看书于他而言,则是最好的休息。文革期间,也是有书可读的,《中华书局》除去出版了大量的法家著作外,还出版了一套二十四史。几年下来,肖道琼竟把这浩瀚的史记全部读完,由此,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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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明山在家里住了十来天后准备返程回校。终小寒邀请大哥一家绕道香港,在香港小住几天,终明山愉快地答应了。终小寒租了一辆丰田面包车,带着他们一家取道上海去香港,一家人临行话别不胜依依。谢雨寒木讷地站在马路边,甚至连儿子和女儿和她告别的话也没听清楚。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却失去了在一块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是喜是悲,无法诉说。终明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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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我越过了人生的第二次拐点。这次跨越完全是一次自觉行动,它是由一听健力宝引起的。
一九八八年的六月二十六日,我陪小儿子去参加小升初考试。我喜欢孩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要陪孩子参加重要的考试,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二个孩子考上大学为止。我的观点是,只要有家长站在校门口,考场里孩子的心一定踏实,一定能发挥自己的水平。小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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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明山一家人是在三天后到达南京的。终南信请学校安排了一辆轿车,自己专程去上海虹桥机场接终明山。回南京的路上,终南信和终明山说起终南亮逝世的经过,终明山和郑紫儿听了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终明山才说:“这么说小寒也会恨我。紫儿,你不会恨小寒吧?”郑紫儿说:“我恨他做什么,我是自愿留下的,没人强迫我。小寒跑了,由她的志气决定的,人各有志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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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发生在1959年6月18日。这一天,我跟着母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养育我的河流与土地,变成天涯流浪人。1958年的淮北大地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飙,整个社会像急速翻动的万花筒,花色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什么亩产超万斤、旱田改水田、合理密植、公共食堂、一个公社集中办一个小学、大炼钢铁、农田河网化、深翻土地等各种花色式样都在这个万花筒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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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一天,有个人来找我,这人我认识,是在煤厂干活的劳工,就是我丈夫苏天成。他是江苏沙洲人,地主成分,在家受不了苦逃出来。他见了我就告诉我,他不在那干了,不是怕劳累,而是觉得没有出头之日。我问他打算做什么,他说他想去闯南洋,也许那是个出路。我哑然失笑,讥讽他说‘你这想法,究竟是远大前程还是胡思乱想?’他苦笑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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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嫂子肖火凤带来一个病人。此人是前来找终南信进行住宅规划设计的香港老板。老板三十岁左右,穿着时髦,口红特别显眼。当肖火凤把香港老板带到终南亮的诊所,老板看到门前“老中医终南亮”的招牌,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肖火凤拉着她说:“放心吧,尽管我们没有预约,也能看上病。”他们来到医生看病的房间,看见终南亮正在给一个老人看病,看到肖火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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