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在(2)中描述了我小时候所住的楼房的构造,其中所说的楼中间的那个大厅,平时的中午和晚上,是被大人们的单车堆满占据的,而在上班时间,那里是空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在那里玩耍,唱歌,跳舞,跟大厅对着的,是楼梯,楼梯的旁边,有一块空的地方,那里摆了几个炉子,楼梯的底下,堆放着木材,煤,和一篓篓的木炭。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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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男孩子调皮,实际上,女孩子也调皮。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很大的大院里,除了一个大门口,四周都被围墙围着,院里有楼房,有平房,楼房都是苏联造,上下两层,楼的两头有门,从一头进去,走道的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房间,沿着走道走到楼的一半,一边是上楼的楼梯,另一边是一个空旷的厅,这个厅连着楼中部的门,(我自己都绕晕了),总之,那时候的房子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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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文学城注册后,感觉生活好玩了很多,有空的时候,这里逛逛,那里走走,想发言时就发发言,再就是跟城里结识的jm们贫贫嘴,日子也过的快了去。
但也应了“玩物丧志”这一说。与jm们你来我往的贫嘴,聊天,我平常想写些啥的欲望全无,PiaoMM说的写东西是写心情,我太同意了,没有写的心情,是写不出东西来的。为了也贡献啥的给城里结识的朋友们读读,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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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小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我们就成了放养的小山羊。因为那时,父母要上班,没空管孩子。在我所住的宿舍大院里,孩子们按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性别,自行地结成了一个个小山头,各自有各自的玩法,自得其乐。有一伙女孩子,比我稍大一点点,她们自己组织起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己给当时流行的歌,如《在北京的金山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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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舍友。记得进校的第一天,负责接待的老生将我带到我的宿舍--五栋412室,推开门,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孩,穿着墨绿色的灯心绒外衣,两条长长的辨子,坐在靠窗的位置,她一见我进门,马上热情的站起来,哇啦哇啦的一通: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哦,你的床位在这里,你的行李在哪?来我帮你搬,累了吧,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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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确实有时间,经常在文学城里潜水,潜烦了,怎么办?挖掘出了早几年前回国时,为了给儿子学中文买的众多武打vcd,dvd开看。其实,说我俗也好,雅也好,我看电影的首选是romantic的,我很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电影,而打打杀杀的电影是我家里两个男人的最爱。我先生比较绅士,往往陪我看我爱看的电影,而我也比较通情达理,在他陪我看了几次后,我也友情回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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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一帮爱跳舞的小孩子经常聚在一起瞎练功,我们也不知从哪知道的跳舞要练功,但却不知该怎么练,也没个人指导,大家在一起无非是劈劈叉,下下腰,树个蜻蜓之类的。一天,我猛然一个倒立,头朝下重重地砸向地面,我就躺在地上了,这时我的脑海里乱哄哄的,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大城市(上海?),马路上是来来往往的拥挤人群,我看见我自己仍然是躺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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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了,又是亲朋好友欢聚畅饮的时候了。记得小时候,有次过年时,饭桌上有酒,我问我妈,酒好喝吗?我妈说,你试试,我二话没说,拿起酒杯咕咚一口,后果可想而知,把我给呛得啊,那叫一个惨。从此,酒给我的印象是:又苦又辣,极不好喝,我也从此见酒不碰。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社会上开始了公款请客,饭桌酒席上交友说事拍板成交成了风气,为了工作,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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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我先生喜欢上了唱唱卡拉ok,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乐。也真的找到了点乐。
我先生是桂林人,可能是习惯了他说话,平常还没感觉他带太多的口音,可是一唱歌,那个口音就明显的突出了。比如,唱《夫妻双双把家还》,那个还他就唱成了“凡”,当场就把我笑得,用他的话来说是“东倒西歪”。尽管我先生已离家多年,但乡音未改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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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小八毛的“我先生要和我签遗嘱”,我想起了我和我先生一起签遗嘱。
本来人到中年立遗嘱,中国人忌讳这个,可如今人在海外,就入乡随俗了一把,张罗着立遗嘱了。事实上,我们也没什么财产好遗留的。
找了一个我认为还好的律师,向他表达了我们想立遗嘱的意思,这个律师当时很忙,就推荐了另一个律师给我们。我和我先生一起见了这个律师,他给我们讲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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