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三部分）（4）

     在班上， 有三十多名的同学， 大家都是各顾各， 不像在无锡的同学那样关心人； 统计专修科的主任是金国宝， 他是一名留美的统计学专家， 他的著作是《统计学大纲》， 是我们的必修课。 统计专修科和统计系共同组成了统计学会， 是学生自己的组织， 由学生会领导； 平时经常组织大家开展文娱活动， 在德荘楼下的大广场内， 经常见到李岚清也在工商管理系的同学中跳集体舞， 在同一个场地上， 两个队伍都在跳集体舞， 但我从未和李讲过话。

    在食堂用餐时， 见到了原在无锡的一位男同学， 名叫徐清生， 同是在一个不喜欢的学校中出来的人， 见到后， 真是一见如故， 互相谈谈转学的经过， 他是在暑假（早我半年）就来复旦了，考的是政治系， 以后他常来邀我玩耍，  他说他是张家港人， 父母全在， 家有弟兄四人， 没有姐妹， 他是老大， 其父开一版中药铺，----日子长了， 逐渐产生了感情； 我嫌他学政治系不好， 他说他也不喜欢这个系， 只是当时一心想离开无锡， 但又怕考不取热门学科， 就报个冷门吧！ 现在已后悔了； 经共同商量结果， 还是要转考他校； 他也喜欢化工系， 还开玩笑的说，“我来完成我俩共同喜爱的事业吧！” 方针决定后， 他就于暑假考取了太原工学院的化工系而离开了复旦； 以后， 我与他一直在保持通信联系。

    有些同学经常发牢骚， 说搞统计工作是调查户口的， 搞会计工作是做帐房先生的， 学银行系的是在搞储蓄专柜的， 学合作系的开小卖部的----等等。讲这些话的人， 都是看不起学财经学院的专业； 但是， 也没有人去阻止他们，更不像在无锡时那样要开大会、小会来批判。 到暑假后， 真的有不少同学另考理工科学校去了， 开学后， 我们班上仅乘下十八人。 但我仍是坚持学习， 除了必修课全部学好外， 我还选修了一些实用的课程； 如珠算、英文打字和速写等。 我认为这些都是对我以后独立工作有帮助的。 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再跳学校了， 只有安心学习， 早点工作，才是我的出路。

很快又过了一年， 到了1952年春天， 学校开展了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先从老师开始， 人人过关， 第一步是先听报告， 接着是小组讨论， 主要内容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第二步是在小组会上各自做出自我检查，并要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 再进行相互帮助， 不足处还要做补充检查，直到小组通过为止。思想改造以后， 紧接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地院系调整工作， 把同性质的学科合并在一处， 复旦的财经学院是要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去， 我虽然已上到最后一学期了， 等不到毕业， 只有跟随着大家到了上海财经学院（在上海虹口区）。

    在上海住了两年， 经常同二哥保持联系， 他于1951年开始到句容去当教师， 月收入有四十余元， 除按月向苏州家中寄去十元外， 每在给我的信中还主动夹有一元或两元钱， 对我是极大的帮助。 我知道那时大哥在上海康定路居住， 但我是从未去找过他， 他也未曾来看过我， 前者是我想到在镇江时要吃炕山芋的情况，认为避免讨个没趣， 还是不去的好； 后者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1952年的寒假到了， 从时间上来讲， 我们应该毕业了， 但学校为了要做好毕业分配工作， 把那届的毕业班同学拖延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中， 听大报告， 开小组会， 都在讲要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 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那里需要就到那里， 那里坚苦就到那里， 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还不断的进行小组讨论， 帮助那些未表态的同学， 有不少上海籍的同学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 而我在班上是第一名表明同意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 为此， 学校还把我当成典型， 叫我在全体毕业班同学（约有七百多人）大会上讲话， 说明我能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的决心， 让大家向我学习等； 一直等到七百多人都思想通了， 全都表了态， 做到100%的服从统一分配后， 学校才公布各同学的分配名单， 我是被分配在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 真高兴极了！ 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是最光荣的事； 在离开上海的那天， 同学们给我们到北京去的同学都戴上大红花， 并送我们进上海北站的专用火车上， 从此， 就结束了学生生活， 抱有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喜悦心情， 随着火车的奔驰， 到达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