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三部分）（3）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校址是在苏州拙政园内， 因此各系科教室的安排都是随园内原有设施来定的， 我上的是社会事业系， 一年级的教室是在靠进大门的一个小房间内， 全班只有九个学生； 有一位同学（戴荣根）非常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经常邀大家到教室斜对面的一间房内去看报纸杂志； 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公开了， 原来该团的办公室就是这个看报纸杂志的地方， 里面有不少同学在唱歌、谈笑等， 那个歌声：“年青人， 火热的心，---”听起来是非常动听而又活泼的； 其形象就像初中时的歌咏队那样快乐。 有一次， 戴荣根在班上谈起青年团的问题时， 就问大家对青年团的看法， 有人问他： 这个青年团是干什么的？ 戴说： “青年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 还要做党的助手， 我们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 别的没有什么；” 我就说： “学习是再好不过了。” 又过了几天， 戴荣根问我：你对青年团有好感， 是不是愿意参加进去？ 我说：“愿意参加”。戴随即拿了一张入团申请表给我， 填报了， 很快就批准下来， 时间是1949年12月， 我就算是一名正式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团的团员了。

    学校通知： 今年寒假要做好并校准备， 要求学生留校， 听从安排； 于是大家在校除了玩耍外， 还七嘴八舌的谈论如何并校的问题， 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朱雪琴）讲： 我们能并到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就好了， 音乐系的同学想并到上海音乐学院， 艺术系的同学想并到上海艺术学院，----各人都想到有好的学校去， 而我上的社会事业系该往哪儿并呢？ 有人说： 在无锡有一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可能并到那儿去， 班上的同学中有多数人对这一说法是反对的， 认为我们是“国立”的， 怎能和他那“省立”的并论呢？

    过了几天， 有一位穿着黄老布军装的干部（苏南公署的负责人）来学校做报告， 说是：人民的需要， 在苏南地区有两所同样性质的学校要合并在一起， 改名为“公立文化教育学院”地点设在无锡， 内设立几个人民需要的系科，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系科， 办理转系手续； 那些不正确的想法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是人民反对的，要批判；等等。 过后， 青年团就开了支部大会， 要求青年团员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 各小组进行讨论并各自做出自我检讨， 要端正对并校的看法等。 就是这样： 讨论、检讨、端正看法，---等等折腾了一个寒假， 就随学校到了无锡社桥头（原是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占领时建的一处军营），办理转系手续了。我是选择了“农业教育系”， 因为该系附有农场， 学生可以在农场从事劳动并享有补贴待遇； 朱雪琴也进了这个系， 啊！ 她原来是陈文的表姐， 我与她就成为更亲切的同学了。 春天是播种的好季节， 我们是一边上课， 一边劳动， 全班有三十多名同学， 大家都是热火朝天地， 忙个不歇。 学期结束， 暑假中要到望亭镇（苏州附近）去实习， 名义上是实习， 实质上是劳动； 中途有不少同学请假回家， 等到开学时， 发现有好几个同学考取别的大学而走了； 这一下， 学校、老师、团组织、同学等都紧张起来， 就整天地开大会、小会的动员大家要安心， 要为人民服务， 不能半途而废----等。

    我当时只能顺从潮流， 后与朱雪琴谈个悄悄话， 都感到这种学习是得不到自己理想的； 又在报纸上看到复旦大学寒假有统计专修科招生， 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招生的消息， 朱说：“会计、统计都是能找到好工作的”， 我说：“全是专修科，两年很快就会毕业的”。 于是在放寒假时， 两人就悄悄地把行里带回家， 约好在上海见面， 朱是两个学校都报了名， 而我只报了复旦一个学校， 因为我想“立信”是私立学校， 我是上不起的， 复旦是国立大学， 也有申请人民助学金的名额， 而且凭我在中学的学习基础， 应付考试还可以吧！ 结果， 我考取了复旦统计专修科， 而朱是复旦未能录取， 仅考取立信。 从此， 我和朱雪琴就分道扬镳， 各行其道了。 开学后， 我就从家把行李直接搬到复旦去报到， 再也不去无锡， 就是这样， 我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丢掉了。

    1951年3月份， 我到复旦大学报到后， 感到这里确实是一所正规大学， 有登辉堂， 它是二层楼的大会堂， 楼上是一个能容纳千余人的大厅， 楼下是图书馆， 前面有一块大草萍； 上课是有必修与选修之分， 教室是按课程的安排而异， 大多是在照南堂和相伯堂内， 女生宿舍是在校外的松荘， 食堂是在德荘； 我申请了甲等人民助学金， 不仅全免学杂费， 而且还发一张饭卡， 凭卡可以到食堂就餐； 我的学习与生活问题虽然是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但无钱买书， 只有凭学校发的借书卡到图书馆去借， 每次只能借两本， 用好以后， 再换借别的书； 学校每天供给一瓶开水， 这瓶水够喝了， 多余的尚能做洗刷之用， 有时白天将热水用多了， 晚上只能用冷水洗涤了。 同学们见我经济特别困难， 由学生会介绍我去担任扫盲教师， 每周两晚， 待遇是每晚为当时的3500元（即1954年人民币改革后的3角5分钱）， 这就使我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度过上学的难关了。

    学校规定的作习时间是晚上10点钟息灯， 但有一天夜里， 宿舍里突然电灯亮了起来， 大家都照常睡觉不去管它， 但到天快亮的时候， 听到广播里喊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是要进行镇压的，-----现已逮捕了xx、xx等人，大家务必在六点钟以前到登辉堂去开会，-----”。 这时我们同宿舍的八名女同学， 都急急忙忙的起床， 一起到登辉堂去， 见代理校长李正文（是军管会派来的）讲：“-----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我校已逮捕了（ ）名反革命分子--------现请陈望道（当时复旦大学的名誉校长）先生讲话”， 见陈望道气冲冲地走到话筒前讲：“-----这次逮捕学生， 我事先不知道， 现在我也管不了。-------”。 这就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 李正文马上出来宣布散会， 并通知召开党团员大会， 当天下午， 我们班级里开起了小会， 由几个骨干分子主讲， 说明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和大家应抱有拥护政府的态度，-----等； 这才弄清楚了问题。 这天是四月二十七日； 到暑假， 我才知道在苏州，父亲也在这天夜间被捕的， 但仅有月余时间就放回来， 而定他是“历史反革命”， 但因他无犯罪行为， 故释放回家交群众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