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 别 之 夜
芮少麟
我晚年于新世纪祭奠先父辞世五十周年时，忆及1965年他逝世期间，我从下放干部驻地崂山县棘洪滩公社毛家屋子村，匆匆赶回青岛家里的那个泪别之夜。
1964年，为响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号召，青岛市委专门召开大会，组织青岛市青年干部去农村参加劳动，我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进机关门，时称的“三门”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是必然趋势。半年后，农村“小四清”运动开始，下放干部成为农村工作队的辅助性成员，既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也参与大、小队干部一起去公社听取四级干部会议报告，在享有这些政治待遇后，我们的言行举止，自然被社员们另眼相看，大家心照不宣，谨慎行事是一切行动的要旨。
1965年春季，我们从崂山县的西大洋大队按市委部署，被从崂山县西大洋村移调到言行举止与下放劳动锻炼我们刚从崂山县西大洋村移居至棘洪滩公社毛家屋子村。此地离桃源河入海口不远，是遍生芦苇的盐碱地，全村都是土胚房，墙基中连一块红砖都见不到，更别说石头打的那种地基了。在当时那个度荒岁月，社员靠挖盐碱地的茅草根糊口，好不容易才熬过这段艰苦岁月，他们的生活困苦之状，与崂山县西大洋村相差无几。上世纪七十年代引黄济青工程中，这里系棘洪滩水库选定的库址，该村后来被整体异地搬迁，安置到他处。
在我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父亲第二次脑梗住院，我被紧急召回青岛陪床，贻误了劳动锻炼期限。返回农村后的65年3月6日上午九时许，正在地里与社员参加盐碱地翻土造台田的我，见到青岛的无锡友人过雷庆，辗转来驻地告知我父亲病重过世，因县、乡、村三级电话线路难得接通，他受家母之托，亲来农村，招我速回。
父亲病逝是预料中事，对这可怕的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向下放干部带队队长请假后，我们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好不容易才走出刚刚翻松，还未垄平的盐碱地台田，才能沿着铁路两侧的硬地，向二十里外的即墨南泉火车站奔去。路上，雷庆递给我一个早餐小面包，他颇有感触地说：“真没想到你们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呆得住？！”，这个小面包，比起当时那都能照得出人影的老乡家里的地瓜丝汤“早餐”，已是极其美味的食品了。下午五时，我俩饥肠辘辘地，辗转抵家。
父亲以五十六年的人世游离世，其人生也从苦难中得以解脱。母亲从床上强撑病体起身，泣诉在我返乡至临终前父亲的病情变化。兄妹五人里，两个还远在上海读大学和研究生，难得回青奔丧，我陪她在父亲卧室守灵，劝慰她保重身体，节哀顺变。午夜后，力劝母亲和两个小妹休息后，我独自在灵前沉思，潜心忆念，彻夜致哀。
在忆及出生二十四年受慈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与百般呵护疼爱，及儿时的依恋之情时，我触景生情，已泪如泉涌，无法止流。在一个正常社会，哪有儿女不去爱戴父母之理？我虽从汲取心灵鸡汤中渐行建立起“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认识，甚至放任对这种失缺人性的不理解，走向那期望脱胎换骨改造的被考验之路，然当我具体到先人的舐犊之情，跪乳之恩，他人未有的文学成就及参加抗战的人生业绩时，又怎能将“革命”与“反动”勾联界定？思想认识上，我在天性和阶级斗争政治现实中，依然分辨不清。
父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熠熠闪烁的诗文才气，使他头角峥嵘，意气风发，曾“诗鸣大江南北”。鼎革后，他在不甘与无奈中被夹挤在台海政治板块隙缝里，被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淹没。在这种宿命里，他五十年代中期的专著《陆游评传》，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已与上海某出版社签约合同，后因该社编辑部次年反右运动里全军覆没，约废未果，嗣后父亲将二、三十年代他刊行过的文学著述，合集再版的心愿，也遂成泡影。
他晚年竟落到较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述境遇都远还不如的那般孤凄郁志，逝世时仅五十六岁。特别是父亲十几年患病期间，竟让原本无间的亲情人伦，披蒙上一层划清界限的阴影，作为长子的我，精神桎梏下为适应时代意识流需求，甚至未能对他的衣食住行和病体养护，尽到人子该尽的分忧孝道，更无须说涌泉相报了。那种追悔莫及，我无法用文字表述一二，真是悔不当初，那种时代“造就”，当时的社会上，又何止我一人？更不要说嗣后文革中许多被“革命”家庭里发生的那些灭绝人伦、划清界限的咄咄怪事了！
父亲的离去，给我的不只是悲伤，更是一种脱离划清界限后的悟彻。他诗集里曾有言“清狂到处容吾辈，俯仰随缘阅岁华”、“万里归来仍作客，故乡转觉似他乡”、“前尘莫惜重回首，岁月悠悠自古今”的坎坷人生，有过“吾生名世无它物，百卷文章万首诗”的感慨，及对功过是非留下的悬念，这些可由人们客观评说，对一个无愧时代的诗人来讲，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过完美的无瑕者。
人的神经被悲情极度触及拨弄时，情感转换却是突发的。一夜间，这种重新沉思忆念，和血脉再相连的感觉，让我仿佛重温到更深层的亲情。长夜泪流的无言诀别时分，无疆的天性大爱，让我从沉思中猛醒，无言的追悔之吻，也最终深深留印在没有意识、已经作古、再难开言的父亲额头上，成为我俩心灵告别的施礼。想到母亲转述他生前“要留清白在人间”、“尽力辑版我的诗文集”之遗愿，也成为我临近新世纪时，矢志不渝的奋进信念。只要有心有情，有毅力，牢记并努力实现先人遗愿，就是纪念和缅怀亲人最好的施礼，才不愧对先人一生的奋斗付出，乃至对我们子女的养育之恩。
这是我一生最凄凉、悲伤的夜晚之一，这熬尽的守灵长夜，随着晨曦初露，又掀过了一页。那时青岛小白干路的火化场初建，送灵难得找到运输工具，我只能找殡仪店，请租到一辆地板车。泪水滂沱、痕迹满面的母亲目送父亲的遗体被从楼上抬移至简易改装的灵柩车上时，禁不住低声呜咽道：“好好一个人，从天上飞来青岛，二十年后就这样被用地板车拉运出去，……”。我父母离开南方故乡数十年，对一些社会习俗并无严格讲究，始终以随遇而安的意念，对待一切。对父亲的逝世送别，在1965年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根本无力或按旧时规制，举办祭奠礼仪，以免惹是生非，导致祸患，只能以与亲人哀泣泪别的告祷，默默地送他上路。
过雷庆的父亲系圣约翰大学毕业，是北京林业部专家，出身无锡著名世家。他让其妹在家陪我母亲及两个小妹，他亲自伴我在灵柩车后，亦步亦趋地随行。在从市南区南端海边到小白干路火化场近三十里的路途中，要经过台东区、四方区多条主要街道，我仍在重复念叨着母亲那句永难释怀的话语，雷庆劝慰道“不要再多想了，知足一些吧。象伯父这样的基督徒和旧时高官，在中国大陆能于还有亲人伴陪、安详病逝与送行，已经就不错了！”，其语贴切凿凿，言之有理。国门开启后，他们全家，旋即移居海外。
如今回首这几十年前，社会周边不堪入目的厄运连连，从旧营垒走来，能杏坛执鞭、尽善人生的父亲，1965年能被洞察未来的上帝，在冥冥中将不测命运的他，提前一年接送进“诺亚方舟”，逃离了那在劫难逃的文革地狱之门，免遭嗣后降临的全民族浩劫，择时殁陨，躲过那场非人灾难，确是一种“人算不如天算”的造化良果，这比较该时间节点那些政治运动里与他同代的著名文人作家，和千百万无辜罹难者的悲惨命运及遭遇，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
暮年我留丹心照汗青，忆述这永难磨灭的情景时，那首《酒干了倘卖唔》里“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的名曲词语，仿佛再次由远及近地于脑际耳旁，回响起来，让我百感交集，久难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