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浪 狂 颠 话 当 年
芮少麟
在人的心志尚未完全成熟期，面对难得跨越的人生挫折，或者说是当处于命运低谷时，一些情感失意受挫人，能否摒弃杂念，越过道道危险沟坎，是一种极大考验，而当今各地某些风华正茂者，常以“跳桥”、“自挂东南枝”等悲惨方式，持续走上不归路，其因确实耐人寻味。桑榆时节，老翁我利用闲余时间，忆录往事，许多曾影响我人生、印象极深的方向性场景，诸如当今失缺的“当思父母”等孝道古训，常被忽略无视，自己的体会是：记住，绝望时只有活着，才有未来与希望。现将补叙录下。
59年大学一年级时，我与同龄人相同的是，有欢乐，有梦想，但唯独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自己被连续整肃批斗了四个月，时日冗长，包袱沉重，难得抹去记忆，尤其1961年3--4月出海拖网实习时的政审条件约束，造成徘徊脑际的厌世轻生，复萌不息。在海上夜黑风高浪疾时，它像噩梦般，反复缠绕，举身投足间，险酿成“千古之恨”，我瞻前思后，苦痛至极。渔轮狂颠多日，歧路思绪才渐迈隘口。这是其它同龄人未曾有过的铭心悟醒，其成因与时代处境，环环相扣，值得吐述，可供一时迷意者警鉴。
1953年我童年时期，不懂得要遵守少先队的“纪律”，课堂里随便讲话与调皮，竟连个红领巾都没有资格佩戴，升入初高中之后，57年结束高一学年，15岁时因对父亲被国民政府颁发过抗战胜利勋章的飘飘然，被指认知错误，由政治班主任带领全班同学多次批判过，逼我当众检查，整天处在那种异样目光下上课。高三时不少同学已是共青团员，我纠结地递过一次“入团申请书”，却连听团课的资格都不够，自尊心被伤害，脑际阴影，渐已成型。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陆中国，高中毕业是人生走向的重要分界点，那时的我，对政治条件是决定人生出路和大学录取成败的关键因素，尚缺乏察悟。许多根正苗红、家庭出身优越者，以报名飞行员体检、考军校为荣，我尚能退避三舍，有点自知之明，但我劳动争先，不惧苦累，与先进同学关系良好，却自认为这即是政治表现好，孰不知与生俱来的出身烙印，却无法除掉。
1959年高考填报志愿，我自认在班里成绩优秀，只填报了几个高精尖的学校专业，连班主任精心叮嘱的“一定要填写服从分配”的教导，都不屑一顾。这种轻率与傲慢，使我虽然高考成绩超过当时山东省的内控本科录取线77分，但尝到的却是好高骛远、未被本科录取的苦果。后得知，高考政审时派出所填称“该生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父亲当时病休在家，母亲是中学教师，肃反、反右后虽查无政治历史问题，且1959年已有结论，作为家庭未来的“顶梁柱”，我高考政审表上最终盖着“可以录取一般专业”的长条形蓝色政审章，说明已被网开一面，然命运驱使下，我只能去烟台学习专科三年，成为一名海上打鱼郎。
有个部队转业的水产局分管人事组织的领导是过来人，记得他在1962年接纳毕业生到职会上言称：“世界上有三大苦业，即当兵打仗、出海打鱼、下挖煤窑。前者，战争残酷，不可想象，炮弹一响，血肉横飞，死无葬身之地；第二是出海打鱼，风高浪疾，天不可测，人称出海是死了没埋；第三是挖煤窑，入地千尺，险情重重，又称埋了没死，我18级干部，就干过前两种行业，……”，这是1962年刚参加工作时，革命领导给我留下印象极深的话语。
海洋捕捞艰苦危险，海况恶劣，瞬息万变，上世纪六十年代海上气象预报通讯，远不似如今准确，突遇海上大风时只能随机自救，安全难得保障，这类专业是无人愿意填报的，它让人不仅有年华虚度之感，前途渺茫，更令内地未见过大海者，望而生畏。我海边长大，泳技体能尚可，但经过几次并不属严寒刺骨的惊涛骇浪后，才深知海洋还有它高盐、脱水、低温等危及生命的种种恐怖，比陆地工作，艰辛得无法相比，这种盲目与自不量力，实在过于幼稚。
入学初，它班一济南同学，不久即办理了退学。系领导只得苦口婆心地做众人工作，老师鼓噪说：“你们都是报考理工的，这个专业在苏联叫远洋声光电捕捞，学识面广，不仅要掌握理工科基础知识，还要学习天文、气象、海洋水文、生物、流体力学、机械原理、船舶结构与原理、航海驾驶等基础专业知识，是个好汉子不想干，赖汉子干不了的应用技术型专业……”。在“听党的话”引导下，同学情绪渐趋稳定，1959年秋，我完成了去荣成大鱼岛巩固专业思想的渔业见习，初尝到海洋捕捞的许多风险艰辛。
59年10月，庐山会议启动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在烟台山下的山东水产学院强势展开。校党委布置政治挂帅，要加强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每人要以大字报表态，落后者插白旗检查，意味着政治上掉队。
鼎革后，五十年代父亲患病，自己庭训受限，我从小就厌恶阿谀奉承，秉性难移，而经高考筛选进校的，多属共青团员，工农出身，是党组织的助手和政治挂帅的先行者。我初次参加政治运动，从“忆苦思甜”起始，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
烟台是老解放区，对敌斗争意识忒强，几个据称儿时见过斗地主的胶东同学，发言时竟声泪俱下，痛哭流涕与苦大仇深的那种鲜活形象，尤具冲击力。班里多是农村贫下中农同学，对敌阶级斗争情绪经渲染，持续高涨，震撼全班。
我出身受限，生在城市，老家是自耕农，难以对旧社会长三角地区的恶霸地主“忆苦”，更未有过从斗争地主中得到分享土地、房屋、财产的那种心理满足与思甜之感，对抗战时原籍被日寇侵占和全家逃难之苦的老人忆述，却被嘲笑，对父母办出版社的艰辛困苦，更羞于启齿，尽管父亲是国内著名诗人，但他在新政前国民政府高级公务员的政治标签，使我的批判发言，被认为并非发自内心。我是班里不多的政治白丁，不属党团组织的“驯服工具”，被歧视的体会如坐针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斗争激情，在迅速发酵。忆苦思甜只是反右倾运动高潮的先趋，自己似已成为班里人人得以口诛笔伐、力争运动中政治表现先进者的预设标靶。
在对三面红旗谈感受时，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对人民公社和农村大跃进，接触了解甚少，对宣传“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和“亩产十万斤”的农村大好形势，不辨真伪虚实，不敢不信，对大炼钢铁却有些体会，当班级壁报栏内我因被插过几次白旗，在那些出身不凡者眼里，我已显另类。党委表态说“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是对运动的政治态度，是对党的态度，有的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思想意识和立场问题”，敲山震虎下，对被认为出身不好、心有忐忑、不肯暴露思想者，性质无疑将变得更严重。若政治运动中被认定与党离心离德，势必将成为政治运动对立面，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运动深入，我把母亲教诲的“切记少说话，莫要学舌。同样一句话，别人说，可能无事，你出身不好，说了易惹事生非”的告诫，抛置脑后，把下乡见闻和社会流传“大跃进报喜不报忧”、“农村说假话、虚报成绩搞浮夸”、“农民口粮吃不饱”、“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一番学舌后，却被党团组织表扬为“能暴露真实思想”，将我的白旗取下，于是班里运动带领者有意识写的“钓鱼”大字报，我也稀里糊涂地跟着一些人签了名。
在强调“政治挂帅”、“重在表现”下，运动风向渐变，系领导小结时点名将我作为需要重点启发提高认识和“帮助教育”对象，再结合又红又专、解放台湾、党的教育路线、阶级路线、家庭出身烙印等敏感的政治议题，让我谈看法，写出端正认识前后的思想转变过程，挖掘错误认识根源，后由一鲁西顾姓同学带领，将大字报内容，断章取义，移花接木，逐条分析，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一股脑地向我倾泻而来，用“走白专道路”、“出身立场”、“本质反动”，来解读这些“错误”，剥夺了我澄清是非的话语空间。
59年我懵懵懂懂被批斗时，尚不满18岁，班里年龄最小，连“认识”和“意识”这两个词汇的基本涵义，都还搞不清楚其区别，班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戴上共青团团徽的“后进”同学，面临这种“风刀霜剑狂相逼，桃花一树各乞怜”的惨象，只能象类似寒蝉那般，噤声噤言。我那时沮丧难抑，困窘不一，被训斥时稍微解释或申辩几句，即被批判升级，被称不老实，用政治运动术语讲，要被“先打态度”，只能接受认罪，不得丝毫申辩，我更须从坚持家庭反动立场上找所谓根源，再升格为意识问题。
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批斗潮中，我不发言，则被点名为思想抵触，必须检查思想根源，痛苦更大，最后结果则是被升级进逼到勒令站在教室中间，接受围斗批判，我被几个脸谱极端政治化骨干，将我作为班里唯一的“准右派”，争先恐后，试图将被整肃者置于死地。这时的我，好似一片离树孤叶，随刺骨寒风在红尘中飘零，无依无靠，翻飞不已，任其凌割。那种只能夜晚埋头躲在被窝掩声啜泣的感受，莫可名状，已陷绝望境地。
在毫无申辩、形势森人大局下，我被逼承认捏造的各种“罪名”，听任主使者诱导，认错悔过。这时，学子心目中形象高大的大学，形似鬼域般，初上大学时的兴致盎然，一扫而空。运动中，我交给系党委的违心检查材料，达寸余厚，小组批判络绎不绝，连晚自习都被用来端正认识，或系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这比中学政治课上的挨整，更恐惧忧郁，更没齿难忘，活不下去的感受，缠身不已，未曾经历过这种苦难者，没有那种体会。
那时团支部的几个“打手”同学，效仿两年前的高校反右运动场景，把我围斗其间，接受他们斗志昂扬、指鹿为马的“帮助”。从被整肃者的极度痛苦中，有人经“考验”，觅取到进身之阶。顾姓者火线入党，运动尚未结束，即被保送进上海某大学，专修马列哲学，据说是为留校师资在深造。
我12月14日十八岁时的“生日快乐”，就是在这族群隔离下度过。为求取生存，真不知家庭出身和替父辈赎罪的超重十字架，还要再继续背负多久，只能硬挺着捱下去。我自怨自艾，长叹绵绵，嗟悔无尽，违心检查只能按引领者旨意，强逼认识被整肃“性质”，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阶级家庭出身的本质使然，该无妄之灾紧缠着我，直到三个月后，我才渐悟到五七年大学里因诚挚坦言被诱骗进阳谋陷阱的稚嫩大学生，是怎样在欲哭无泪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那种暗无天日、无助悲切的失落感，毕生难忘。运动中，上位者对家庭出身卑微同学的不屑与蔑视气势，许多被整肃者已亲历身受。
六0年元旦一月份，上课秩序日渐恢复，学校里的反右倾动向，似有风暴初歇迹象。据校党委称烟台地委传达中共中央政策：这次反右倾整风运动，只控制在党内进行，为防止反右倾扩大化，大学里，不再在大学生中划定右派，是未对外正式公布的内部红头文件。
在此后莫名其妙的沉寂中，我被以“认识深刻”为由，系党委副书记代表党组织在班里正式宣布我已过关，写的“检查”据说被销毁，不再存档，那些失去晋升阶梯的机遇者，只得作罢。我在歧视缓解后，峰回路转，脱离劫难，有幸重返学生群体。
1960年春，度日如年的大饥荒，将民族苦难持续延续着。年末，苦捱一年多，已经饥不择食的学子，喜闻61年春我们这个专业的同学，可赴上海渔业公司出海拖网实习，那饱尝鱼虾、即将摆脱饥肠辘辘的翘首以盼，学子们个个溢于言表，我也渐沉在某种“苦尽甘来”的幻梦中。
岂料，61年3月上旬，同学们正准备赴沪的前夜，系领导突然将我和陈广栋、牛全增、周志毅四人召至办公室，告知“你们几个这次不能去上海复兴岛实习了”，这晴天霹雳如当头一棒，那种无助的失落感，让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们，粹不及防，大家似从希望之巅，跌落至绝望深谷，顿时呆若木鸡，默默无言。
领导继续说“系里已另安排你们去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随船实习，船现停威海锚地，明晨即随学校汽车去威海”。我们才获知因台海政治风云变幻，渔业公司政审认定这四人出海条件不合适，成为赴沪实习行列外的失群孤雁。他们三人，虽政治表现较好，且都是共青团员，但当初何必也录取进该专业呢？我不清楚他们的档案情况。两个多月的海上实习，不断忧虑未来前途，它在脑海里持续翻腾，痛苦至极。
五十多人里有四个同学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而不能去上海出海实习的消息公开，大统铺寝室里，议论繁华外滩及南京路场面的激情洋溢，与惋惜苦命者遭遇的话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我躺在被窝里，陷入的却是受辱后，生不如死的脑际浮沉。
天刚蒙蒙亮，同学们还未醒来，头痛如裂的我被唤醒，匆匆打好背包，与三名同学提着必须物品，悄然爬上汽车，赶赴登船。
61年初春的威海，比石岛镇略显热闹，一条贯通市区直达渔港码头的空荡荡大路，即为其全貌。我们在五级惊涛骇浪里，由小木划子分批摇撸摆渡到避风锚地的渔轮上出海。
山东省海洋水产科研所的实验船，是中国将六0年中日渔业纠纷中没收的一对250匹马力日式拖网渔轮改建，白色实验船与日式黄色渔轮，色彩有别，但无法改变它舵楼居中的钢壳船型结构貌象，遥望极为醒目，与中国多数木质渔轮的造型不同。我被安置在前艏尖舱。日式船马力大、速度快，晃摇及上下颠簸尤甚，这里是无人愿去的空舱。
旧历三月的黄海，春寒料峭，凛冽的五级偏北风夹带着冰冷雪片，向冰滑甲板上的我们袭来。小一点的135匹马力双拖木质渔轮，六级风浪时，尚要坚持捕捞作业，何况这些日式渔轮。我们初来乍到，战战兢兢，难得站稳脚步，起网前只能用手紧把着绞车的钢架，保持平衡。老牛同学与我同船，他晕得将胃含物早已吐倒干尽，面色蜡黄，苍白的怕人，只能吐些黄绿色的胆汁苦水了。我晕船较轻，虽未呕吐，但其滋味，让从未涉足海洋捕捞的学子，亦深感难熬。
众所周知，现代拖网渔轮靠着大马力的尾滑道技术，可方便起吊网衣和渔获物，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受船体结构和起吊能力的限制，只能靠人工从左舷借渔船的横向摇摆力，拔上网衣，再顺着浪势，集体喊着号子，将网衣逐渐拉上左舷，再用双膝死命压住它，被冰冷海水浸泡得难以伸屈的十指麻木感，已非一般。那时学生出海，无任何劳保防护用品，甚至连副线手套都没有，更别说必备的渔捞防水胶皮衣裤了。近五个小时一轮的起网和在冰冷海水里的鱼虾分拣，补网结束时，学子们已像瘫痪般倒下。
渔船所载淡水奇缺，仅供饮用，卫生用水以海水替代冲洗，在两个多月的海上实习期间，只能在结束船上生活后，去澡堂彻底清洗，那时，众人身上的腥臭混杂气味，尽皆如此，不分你我，是那个年代每个打鱼郎皆难抹去的身临记忆。
我躺在狭窄的仓舖里，拉上木门，反复想着人生近年境遇的几次突变，和做人尊严被剥夺殆尽的凄惨情景，疲劳将我快速带入梦乡。
个人在无法自主排解的煎熬中竭力挣扎，那时，毫无出路的压抑，尤为强烈。梦中钻牛角尖般的思维及无尽哀伤，与前景暗淡的精神崩溃，乃至被经久批斗时的痛苦及被剥夺去上海实习的人格羞辱，交相反复地侵袭，我沮丧万分，已到极点。痛不欲生的精神压力，反复折磨，一连几日，白天食难下咽，神思恍惚，甲板行走时，琅琅跄跄，内心疼痛与忍辱同在。夜里浮想联翩，脑袋痛胀得欲裂难忍，想到落难者里，我的政审状况最差，这或许是某种预示，……。
渔轮夜航时巨浪翻滚，我想只须将单腿轻轻翻越矮于腰深的干舷，即可落入冰冷大海，顺着快速航迹的水流，浪花过后，人影无踪，转瞬即逝，可以一了百了。这种悲情，十多天来在夜梦里，或夜间站在舷边小解中，时隐时显，我踯躅舷侧，犹豫不决，竭力克制着那忐忑下的阵阵冲动。
某天夜里，风浪忒大，我小解后琅徜回到船舱躺下，不久，巨涌将渔轮推上浪峰顶端约五六秒钟的平衡瞬间，思绪稍有平静时，脑海里忽又转向另种境界。我似乎回到梦绕魂牵的家中，在哭诉着思亲之念；又仿佛见到父母接到我轻生恶讯后，盼儿归家的期盼落空，我刚成年，尚未尽孝，却以忘恩之举，留下遗恨，家庭崩塌，撕心裂肺的惨状等无法视之的情景，反复涌现，那恐怖景象，毛骨悚然，它比我承受过的政治批斗压力，更难体味，精神撕裂之状，根本不敢再延想下去，这时，抽泣中，我早从梦里醒来，脸上挂满的只有凄怆之泪，无法止流，……。
我在海上苦痛地挣扎着，想到平日慰籍我的，当属妈妈，我的轻生之念，对心力交瘁的她，将是一种平添的巨大伤害，我面临短促的梦般人生，宛如阴森森的黑洞，将我和家庭，一并吞噬，是更为恐怖的景象。我是长子，父患病卧床，弟妹未成年，本应替慈母分忧担责，但人生起步之初，即被出身原罪十字架压倒，难得支撑。母亲为家人免遭横祸，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已大半辈子，若让她再因我而继续承受精神摧残，岂不真要枉为人子？！
继想，她在学校要送高三毕业班，运动中还须预防因丈夫政历或许衍生的明枪暗箭，不得有丝毫闪失，回家还须悉力照料父亲病情，要牵挂远离家庭、深陷政治泥淖、难得脱祸的长子，她隔天一信，续写叮嘱，为节省超重邮资，压缩幅面，她每次不下三五千个蝇头小字，字字浸透着苦口婆心，呕心沥血，将多次政治运动中周边的惨痛事宜，谆谆告诫，千叮万嘱我要尽力收敛，勿戒争强。
她的长信，苦口婆心，句句含泪，字字泣血，在学校阅看时，我已禁不住百感交集，透过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她无限且又无奈的舐犊深情，而我海上长夜时的反复忆念，更痛心疾首，感受尤深。
两个月的黄海实习，尤其是在石岛东南外海夜航时与日本大型舷拖船、大批双拖渔轮相遇中穿插过往中，单方面的剑拔弩张，与担心引起纠纷的紧张气氛，大长了我的“对敌斗争”见识。我想，父亲有着不同一般人的营垒性标签，若其子再一旦落海失足，根本无法澄清原委，在政治屎盆子可以乱扣的年代，无需任何证据，人多口杂，言语可畏，金子也会融化，个人失足落海的一念之差，家庭必遭灭毁，杂念在脑海里纠缠起伏，耳畔回响。我再困难，也不能愧对父母的含辛茹苦。我是长子，是弟妹们的榜样，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能将这些辛劳付出，再随意抛向大海，家庭期盼我，需要我，再难也要有担当地撑下去。痛定思痛后，那自毁轻生之念，渐行趋弱消减，做人应有担当，不能自暴自弃。
在五九年入大学前，我虽有超出普通同学的强劳考验，但学究式的庭训教育，自己只是注重学业成绩，对人情世故，却形同白纸，经这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开智及海上历练，才豁然开朗一点。
母爱是世上最无私的气息，海上的狂浪颠簸和母爱的安抚，渐行疗愈了我的思绪浮沉与创伤。那段期间，每当寻求自我解脱的杂念闪显，想起母亲字字血泪的期望教诲，若只图个人随意，将无地自容，更倍感“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真切。年轻时的被批斗和海上跌宕与种种不堪设想的情景，让我瞻前思后，報恩念想日深，我迷途知返，珍惜生命，易辙并拓宽了个人视野。
前述二十岁时在苦难人生中，几乎自我失足，那些与有限自尊被极度打磨的掠影，是缺乏理智的幼稚，和年轻时的情感冲动，它只是一个人生中的短暂片段。未曾受过政治整肃和人生磨难者，难有同感，毕竟它并非因个人认知和行为失误，而属时代使然造成的苦痛。经过不断锤炼意志，它们飘忽而过，疗伤止痛后，这人生起步路上的追求，已成为我难以抹掉的过往。
我只是一个追逐流逝岁月的纪实者，在负重前行的人生路上，人们常易产生一念之差，若是带有方向性的错误想法，将易造成无法追悔的苦痛。笔者对照那时的那段艰难坎坷，学校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嗣后风雨兼程中做人尊严的被践踏与渐行修复，深感昔日恩怨在身心里的争斗与不易。年轻时的场景，已趋淡漠，宛如醒后梦境，苦痛已渐行渐远，然而以上所述，却始终是我脑海深处一道难以祛除的忆痕。
岁月沧桑，往事如昨，一掠而过。八旬后多年，想起六十多年前的那段不堪回首，我这白发人，强忍着泪水，从感伤中悟醒，将被高墙困住而从另类歧视里突围而出的那段思绪浮沉和命途无奈，坚持着在键盘上，敲打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