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的老乡说，如果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面临死亡，但有幸生存下来，那么他灵魂的一部分会留在那死里逃生的地方。
我曾在哀牢山里面临死亡，但幸存下来了，是不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留在哀牢山呢？
那一年我在云南吃蘑菇（见手青）中毒。见手青蘑菇是那种蘑菇伞背面为淡黄色，手一碰触就变绿色，所以称为见手青。一般的情况下，见手青是可以食用的。那天我在集市上买了见手青，放很多蒜一起炒，烧得很熟，味道极其鲜美。当时同宿舍的同事回家探亲，就我一个人吃，吃了不少。
见手青 （图片来自网络）
吃了见手青不久，我就上吐下泻。幸好我住医院宿舍，医院就在附近，我自己走去医院。
进医院后不久我就休克，后来进入昏迷状态。医院年年有吃蘑菇中毒的人来治疗，但医生很少见到病得像我那副模样的，他们也搞不清我究竟吃了哪种特毒的蘑菇。据说那时我的心跳和血压都不对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让我弟弟立即从昆明赶来哀牢山里的新平县医院。
我还是有幸苏醒过来了，不过那时我的神经症状开始出现。我一闭眼就看见枕头周围全是跳跳蹦蹦的小人人，就像芭蕾舞《天鹅湖》里四个小天鹅那样的白色跳芭蕾的小人人。另外，我还看见在空旷无际的地方有巨大的长方形腿的巨人向我走来，径直走过来，但没有踩到我。那巨人大到我抬头都看不见他的头和脸。那段时间，只要我一闭眼，那白色小人人和灰色方腿大巨人交替呈现在我眼前。我没有恐惧，没有惊慌。
病好之后，那白色小人人和灰色方腿大巨人似乎印刻在脑子里，几十年来，我时常会“看见”或想起那些幻觉。
这一切正如哀牢山人所言：“你从那里出来，但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你了。你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山里。”
赴哀牢山五十周年前，我还是顺从了自己的心愿，重返哀牢山。几十年来，我心里总想着我应该去那儿寻找自己灵魂的碎片，想对那些在艰苦年代里善待我们傣族老乡说声谢谢。
插队时，我们年少不懂事，队里的老乡很照顾我们知青，尽管我们不会做农活，甚至走个田埂、山路都要老乡牵扶，但队里每天给我们10个工分，与强劳力一样待遇。而一般干活很灵活的孩子们只有6个工分。我们占了老乡的便宜了。当时我们只想到自己很辛苦，一年才挣那么几文钱，没有感恩之心。现在老了，应该对老乡们说声谢谢了。
我曾翻越过哀牢山的主峰所在地新平县的全部十个公社，到过许多偏僻村寨，那里有我青春的美好时光，有我留下的灵魂碎片。
现在云南的交通非常便利，昆明南下几小时的车程就到哀牢山了。1969年我们初进哀牢山时，曾跳进冰凉的元江里扑腾了几下，那时河水清澈见底。但元江回变色，它在秋天河水变红，所以元江进入越南后叫“红河”了。
我50年后再次进入哀牢山是7月，所见的元江水血红血红，红到犹如血液在迸流，红到令人心里颤抖。
踏进新平县医院，那儿已是旧貌换新颜，高楼大厦挺立，过去的模样荡然无存。我所认识的大医生、老医生们或是离开了县城，或是告别了人世，只有一个人还住在那儿，但处于病危状态，不便拜访。几天后，当地人告诉了我这位老医生的死讯。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那个山坳里的上阿奴村居然通公路了。我们一路开车从公社直接到达我们50年前曾经居住过的打谷场边上的仓库，那土屋尽管破旧，居然还在。但整个村寨的老乡全部动迁到坝子里去了，因为那儿有山地滑坡的危险。
农民搬迁后，村里所有的地都租给外国公司种香蕉，村里的老乡家家成了地主。
我站在村头，举眼望去，一层又一层的香蕉树，已经看不见层层梯田中明镜似的水田了；高耸侧身弯腰的槟榔树不知去了哪里；田间没了甘蔗，没了菠萝，没了荔枝，没了鸡飞狗叫，没了乡亲们的招呼声，没有了孩子们的嬉闹声，那个下午，一片寂静。
我们下山时在香蕉田边驶过，沉甸甸的香蕉挂在树上，看着晒满农药的灰白土地，我一阵心酸。
在乡政府的协助下，找到了我们村里那二十几位还认识我们知青的傣族老乡。这些人基本上是那年代的小孩子，与我们一起干活的熟人大多数都过世了。我想起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所写的：“我写这本书，来得太迟，太迟了；很多人已经死了。”
我也是，去哀牢山去得太迟，太迟了，很多人已经死了。
当我们与那几位熟悉的傣家人见面时，能回想起他们孩童时或过去的模样。有意思的是，无论老女老少，傣家人都不穿傣族服装，妇女不穿筒裙，而且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流利了。我问阿米为什么不穿曾经自傲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筒裙时，她笑着用普通话回答：“穿裤子方便。”
差不多50年过去了，阿米还是那么精神。
傣族老乡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新村子，那可真是令我们惊讶了，家家都是洋房豪宅呀！
傣家村
傣家的大门
甘维新是当年寨子里少有的中学生，现在他已是当爷爷的人了。他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他家有沙发，大电视，音响设备，楼下还有个大冰柜。
受过中学教育的甘维新
甘维新的家
我对维新说：“你们这些地主比城里人还奢侈！”
他笑答道：“都是儿子的。儿子在外打工挣钱，我在家带孙子。”
我问起原来老跟在我们知青身边的另一男孩“葛亚”去哪里了？
维新压低嗓门悄悄地对我说，葛亚去原来我们住的寨子了。他刚才上山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葛亚。
葛亚该60岁左右了吧，听说他身体还好。维新说葛亚闲在家里难受，偷偷上山养猪去了。政府不让大家上山，不允许在那儿养猪养鸡，所以葛亚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我说: “我看见好些汉人住在我们村里，政府怎么不赶他们呢？”
维新说: “那些汉人是外国公司雇来种香蕉的，政府不管。”
“土地都租给外国人了，那么好吃的傣族大米你们不种了吗？你们吃的大米从哪里来？”
“不种大米了，我们在街上买大米。”
“那肉呢?”“街上买。”
“蔬菜呢？”“街上买。”
“鸡蛋呢？”“街上买。”
“你们是富有的地主了，什么都街上买。”
“我们没什么钱，全靠孩子们外出打工。在家里，我们没有地可以种了。”
晚饭时间到了，我请村里的那些老乡们吃饭，以表示对乡亲们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关心照顾我们。
那天，我们很早就退席了。我想，我们不在场，他们就不会太拘谨，他们才能划拳吼叫，尽情喝酒，大口吃肉。
我不知道我何时还会回到哀牢山，我写下这些博客，大概算是收拾自己落在哀牢山的灵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