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宴之后,礼进更加离不开二嫂,只要二哥出门做生意,她就整日留在新房,晚上还要钻进二嫂被窝。
要说二嫂也大不了几岁,可她早早来沪读书,更像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天生丽质,哪怕不打扮,也能露出高傲、时髦和豁达,那种上海人特有的风采。二嫂的上海话,软糯香甜,没有蚌埠口音,在上海人中间没有一点违和感;那口流利的英语,让她在西摩路会堂犹太教授们中间谈笑风生。
礼进喜欢跟二嫂一起看电影、逛商场,去凯司令买哈斗。一天司机老王不在,礼进撺掇二嫂开车。她说还是新手,没有老司机在旁,不敢贸然上路。
礼进钩住她的肩膀:“怕什么,有我呢。”
姑嫂俩把那辆福特面包车发动起来,冒冒失失开车上路。
来到霞飞路百灵洋行门前,轿车黄包车乱作一团,二嫂吓得手心冒汗,错把油门当车闸,狠命一踏,福特车一下子蹿向法国梧桐,“轰隆”一声,车前盖撞瘪,散热器发出嘶嘶响声,两个年轻女郎从车里爬出来,围观闲人哄然爆笑:“哟!甜白瓷碰裂哉!”
晚上老爸回家,两人争着认错。奶奶生怕她儿子生气,赶忙过来打圆场。礼进听到身后动静,回头看见奶奶挤眉努嘴使眼色,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在这个家里,最用不着害怕的,就是老爸!
转年二嫂生了个小囡,起名圣徽,刚出生就给她盖上徽州的印记,似乎要注定她在家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堂兄圣初常来跟她吹牛,说爷爷是国大代表,后来知道,根本没那么回事儿;一次他说麒麟童来家唱堂会,啥叫堂会?就是名角来家唱戏。小姑说这怎么可能?麒麟童就住在对面,大铁门气象森严,周老板怎么可能为一两个金锞子,屈尊来一个徽商家唱堂会?
他说:“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不是周信芳,是马连良。”
小姑说:“那就更不可能了,马老板的牌子大多了。”
圣初反问:“可谁家有烟榻、烟枪、烟灯,瘾君子进门就能过烟瘾。”
小姑笑着说:“你爷爷一辈子不沾毒赌,你爸爸就是上瘾也不敢在家里抽,哪里来的烟榻、烟枪?你小小年纪除了大话就是假话。”
可堂兄绝对是个好人,因为他每次来长乐路总要带着他的妹妹,小四姐。她太需要有个能直起腰,喘口气的地方了。可她进门就躲,吃饭时端着奶奶给她盛的一小碗饭菜走到墙角,背脸吃完把碗筷送进厨房,再也不出来了。
一天小四姐走到二妈跟前,拿出一块奶糖大小的塑料玩具狗,小声说:“二妈,给。”二妈把她抱起来,说:“多好的孩子,你怎么知道二妈疼你呢?”
1949年春末,解放军进城。都说解放军官兵宁睡马路也不扰民,可到底啥样谁心里也没底,一时间人心惶惶。偏偏这时候,家里来了几拨亲戚朋友,吵着要给奶奶“补寿”,其实她老人家的生日早已过去,可大伙都闲着难受,硬要找个由头热闹一回,有人拎点心匣子,有人办堂会请戏子,一时间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邻居街坊私下议论:兵荒马乱的还这么折腾,不是找死么!
这天清晨,天阴得像锅底,闷雷一个接一个。看看挂钟都八点了,早饭咋还没动静?奶奶去厨房一瞧,厨子连个影儿也没了。是临时出去买菜,还是压根没来?楼上家人客人朋友闺蜜,十来张嘴等着,自己做饭吧。
刚走进厨房,就听门响,眼见着门锁转动,谁在外面开门?“呼啦”地一声,门开了,一下子涌进几个蒙面大汉!个个裹着黑雨衣,蹬着黑胶靴。领头的高个子攥着把驳壳枪,哑着嗓子低声道:“老太婆,上楼!”
二楼客厅里挤满了吓懵的家人:妈妈抱着圣徽的弟弟问:“你…你们这是要做啥?” 高个子抡起枪托砸在她肩膀上:“要做啥?要做的就是这个买卖!”
接着开始点人头,来回数了两遍,扭头对一胖一瘦两个同伙说:“十一个,看牢了!没我发话,一个不准动!”说完就窜出去,楼上楼下立刻传来“乒乒乓乓”翻箱倒柜的声响。
瘦子急了:“你守着!我去瞅瞅,别让他们把好东西都摸走了!”胖子一把拽住他:“凭啥你不守在这儿?”俩人你推我搡撕扯起来。高个子听见动静冲回来,一人一个嘴巴,胖瘦二人老实了,人头还够不够?他眯起三角眼清点人头。接连点了两遍,脸色骤变:“不对!少了一个!” 他嘴里嘀咕着:“莫非溜出去报警?”走到玻璃门前,猛地一把扯开布帘只见玻璃门大开。探头一看,半尺宽的水泥边檐连着隔壁阳台,顿时炸了毛:“不好!有人报警!” 话音没落,撒腿就跑。他这一跑,楼上楼下“稀里哗啦”全跟着往外窜,弄堂里随即传来“轰、轰”的汽车发动声。奶奶追下楼,哪里还有人影?
客厅里少了谁?原来就在俩土匪撕扯的当口,礼进悄悄推开玻璃门,溜上阳台,翻过栏杆,后背紧贴墙壁,手扶住晾衣竹竿,踩着白色的,有如廉价三明治露出的奶酪边的窄窄水泥檐,半步半步蹭到邻家,抓住对方阳台栏杆。邻居大婶急忙开门把她拉进屋打电话。
后来才知道:这伙贼人冲着汝瓷香炉来的!未料香炉留在复兴路的洋房,他们进门扑空,听见风吹草动,便顺手拿了几件寿礼,溜之大吉。
打那天起,厨子再没露过面。半年后《新民晚报》登了条新闻,说破获了一起里应外合的抢劫团伙,提醒长乐路的市民当心,千万别引狼入室。
难道说的就是戴家?就在家人都怀疑那厨子的时候,他老婆姚妈突然卷铺盖走人,连个招呼也没打—— 果然夫盗妇随,那厨子就是家贼。
七爷在上海拉起「安徽同乡会」、「戴氏宗亲会」两面大旗,流落到上海的安徽人、戴家人,三餐管饭,短期包住。说起合肥的戴七爷,人们都翘拇指称赞。
1950年冬天,押着死刑犯的警车在南京路上呼啸而过,那叫一个震撼。就在这之后不久,一个萧杀的夜晚,有人敲门。来人是五老太爷的儿子,大排行十三的戴礼贵,肥东解集乡的保长。十三爷说乡下正在闹土改,抓住保长一律枪毙。他这个保长逃命来到上海,想在堂兄七爷家躲两天。七爷探头看了看,复兴路上倒是没有行人,赶忙拉他进来,让礼柱夫妇在车库旁的储藏间里为他安排住处。那儿有上下水和厕所,蛮可以凑合一段时间,可他住了几个月便以为风头已过,一定要走。哪知回村就被抓住,命丧黄泉。
七爷救人的义举让族人激赞,礼进却满心忧患:十三爷丧命预示家族灾难已经开始,她要在大厦倾倒之前出逃,再回来搭救瓦砾中的亲人。
可是离开祖母为她搭建的暖巢,去哪儿?上大学!她要像二嫂一样,说上海话、学英文、上大学。
虽然都说人生之累,莫过于攀比,可面对这么优秀的二嫂,她的端庄美貌、言谈举止、控场能力,还有未经雕琢待人处事的态度,总流露着让人着迷的魅力。转眼进门七八年,她依旧光彩照人,仍是家中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这两年生儿育女之后,掐腰的旗袍不能穿了,带在身上的绣花手帕换成了尿布,白衬衣也沾上烟火气—— 礼进知道,赶超二嫂的时机来了。
她开始了严格的自学生活——早晨六点起,书包里放水壶、毛巾,钻进图书馆,直到天黑。她没告诉任何人她的雄心:超越二嫂。
七爷说:“上海有太多诱惑,想认真读书,去北京。”礼进觉得有道理,到秋,《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她的名字。族人奔走相告:戴七爷幺女,礼进考上燕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