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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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蚌埠
曾祖大寿
1962年，七爷为他母亲筹办八十五岁大寿，寄出十五块钱车费，邀请孙女圣徽来蚌埠聚会。从天津乘津浦线直达蚌埠，最多十个小时，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因为前几年经济低迷，没人出门，大批绿皮车厢闲置，在道轨上生锈；经济回暖后，出行人潮骤然增多，爆于荒野的绿皮车厢来不及检修，只好用闷罐车凑数，圣徽搭乘的就是一趟闷罐。闷罐车在铁路上见车就让，客车、货车都比它优先，走走停停，48个小时才到徐州；而且无窗、无座、无暖，更没有餐车盒饭，一路饥寒交迫。
圣徽自幼乖巧，是爷爷的小棉袄，更是曾祖母的心头肉。冬天里一个大姑娘独自出门，久久没有音讯，老太太坐立不安。忽听门响，放下手炉，快步迎去，捧起那冻得通红的小脸，颤抖的声音说道：“乖乖，这一路三天可把你熬坏了。抬头让我瞧瞧——怎么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啦！”
老人家说着鼻酸，伸手去拽挂在大襟腋窝下的帕子。
圣徽满腹苦楚没开口，却“噗通”一声跪下。老太太的泪呀，再也止不住了。
老太太的卧室宽大安静，阁楼上幔子后面有一口楠木棺材，早年曾放在上海勒菲德路寓所的车库中，圣徽与小四姐还在它后面玩过藏猫，如今才知，那是曾祖母百年之后的眠床。
爷爷说：“你曾祖母二十三岁守寡，一生不容易。我要做让她安心的事。”
老太太与那将载她去彼岸的“香车宝船”朝夕为伴，会惜福惜时，看重亲情。
翌日，爷爷带圣徽去面粉厂。工人扛来一袋麸皮，为老主任增光添色。回家路上几次听到“七爷”的唤声——爷爷的衣着神态赢得路人敬重。
晚饭时，爷爷与老太太多半时间只是看着圣徽狼吞虎咽。刚吃了半饱，麸子面馒头已经下去一半。还是爷爷心中有数，孙辈二十几个，只请圣徽一人，再多一个也请不起。
第三天是老太太八十五大寿。祖父同辈有十二个堂兄弟，老十三早已不在，其余来的七八个，大多穿戴随便，都是寅吃卯粮的苦力工人，来时两手空空，没人挑理。祖父上辈中仅其五叔，五老太爷健在，那天他穿得体面，提着半瓶麻油，神灵活现地进门，引得堂兄弟们窃笑。
五老太爷身穿福禄寿团字黑袍；脚踏白底元宝棉鞋。摆着族长派头，端坐太师椅，侃侃而谈。他的话不咸不淡，没人搭茬；七爷坐着板凳，却为众星所拱，本来仓库出纳，跟蚌埠工商联主席、面粉厂资方代表就不是一个量级。
二爷问：“资方的五厘定息，现在还发吗？”
七爷答：“政策不稳，时续时断。最近国务院发文，以前欠的定息要补上。”
二爷笑着说：“老七，这回你可发财了。”
七爷笑笑：“哪儿有这事？为表示进步，到手的定息捐了一半，剩下的九成买了国债。”
众人叹息摇头，又有人问起在国外的两位堂兄弟。
七爷说：“偶尔有些书信来往。这次老太太大寿，三爷还从香港寄来一厅猪油——这碟‘地三鲜’就是猪油炒的。”
二爷皱这眉头：“我怎么吃出麻油味道？”
四爷笑着，快速眨眼：“用的还是三十年前的陈麻油，带着哈喇味儿呢。”
性情火爆的九爷：“三十年前，天底下还真有拿良心换麻油的。”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五老太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饭后按例围着老太太说家常话、暖寿话，欣赏那供在红木柜中的传家宝——北宋香炉。
众人散去之后，五老太爷告状：“四嫂，您听见没？老九说什么天理良心！”
老太太说：“老九那火爆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惹了他算你倒霉。”
“可其他几个也夹枪带棒，拿麻油说事儿！”
老太太好似大惑不解：“麻油？麻油能说啥事呀？我咋没听出来呢？”
——圣徽躬逢其盛，见证曾祖母寿宴，以为岁月静好，哪知这却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
荒诞不经
都说1962年是历史上的至暗之年，从那年起，苦尽甘来，日子会越来越好。虽说还有布票、粮票、有飘、肉票，但只要有钱，集市和黑市上啥都能买到，说话间到了1964年，满大街小推车在卖冻了十年八年的猪肉， 四毛钱一斤，谁买谁爱国。
1966年下半年才知道啥叫苦难，但没人敢说那是”至暗之年“了——眼睁着，这天底下就没有最暗，只有更黑。
1966年秋后，抄家暴行席卷蚌埠。一中红卫兵杀气腾腾，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杀红了眼的小将冲进纬二路二号，一脚踢开二门。带头的是个女将，名叫李金闺，21岁。1960年被遣返耽误了学业，比同班同学都大好几岁。她父母原在凤阳务农，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去了上海，在浦东棚户区落脚。1960年冬，清理“盲流”的政策落地，李家被遣返。好在其父在蚌埠面粉厂找到工作，才勉强在五线小城安顿下来。小蚌埠比大上海差得太多，李金闺觉得屈辱、失落，情绪低落。她的年纪、穿戴和一口并不标准的上海话，在同学中显得非常各色。与同学们的抵触拉开她与外界的距离，长期孤独造成恶性循环，由此坐下心理疾病。文革中，几近崩溃的她才找到宣泄的突破口。听她爹讲：戴七爷是蚌埠的富豪，家中珠宝古董堆积成山，床架里都塞满金条，还有一口金丝楠木棺材，光木料就值十几根金条。戴家，自然成了火山口。李金闺带队闯入，铁锤抡圆一通猛砸，厉声问：“老东西，心疼了吧？”老太太淡然道：“革命嘛，打碎旧世界没啥心疼的。——就这只北宋香炉别碰，前年故宫的编辑还来家里拍过照片呢。”李金闺盯着问：“是这个？老太太？”确认无误后，一锤砸下，官窑汝瓷应声碎成粉末。随后，唐宋字画、明清古籍、相册书信、外文单据通通清出，堆在街头，一把火烧得干净。那口楠木棺材被抬上卡车，运进蚌埠一中教室。
不久，李金闺率领造反派与保守派武斗，被重器击中，当场身亡。造反派抬棺游行，抬的正是装了李金闺的金丝楠木棺材。不久后，保守派反攻，将楠木棺材掘出劈碎，将李金闺遗体拉出示众。——被故宫专家称为孤品的天青色汝瓷官窑香炉被一个失学的混混砸碎；建桥修路的尊长的眠床被一个贫民窟的少女糟蹋。如此荒诞，天理安在？
天良未泯
这年早春，一直尾随的中年男子靠近七爷，低声唤道：“七爷。”
七爷一惊，什么时候了？还有如此不知死活的家伙，在大街上这样的称呼？回头看去，只觉面善，一时间却想不起是谁名啥。
那人轻声道：“我叫高铭，早年在七妈轧花厂干粗活，抗战时去了延安。在北方多年，最近刚调回蚌埠。听说您家被抄，老太太还好吧？”
七爷叹道：“还算好，九十二的老人啦；浮财倒也罢了，只是那口棺材……”
话到此，高铭已红了眼眶，声音微颤：“谁不知道老太太是菩萨心肠？谁不知道七爷入孝出悌？这样对待慈母孝子——天理何在？”
在这个同室操戈、人心崩坏的岁月里，这句来自早年工友的同情，如一线微光，照进七爷心头。
数月后，一个深秋寒夜，七爷被沉闷的敲门声惊醒，战战兢兢开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口，四个精壮汉子默不作声地抬下一口棺材，安放在老太太房间的阁楼里，挂上幔子。
一个中年人走上前，低声道：“七爷，高主任让我捎话：楠木找不到，打出这口樟木棺材给您送来。”
沉冤破局
高铭何许人也？中央派下来的干员，应当不是木材厂厂长这样的芝麻官吧？是市委什么大干部，也无从打听；仅从他可以抽调下属为他寻木材、打棺材、风高夜半还有死忠为他两肋插刀，就知道他是个有人格魅力的非等闲之辈。也就是说他是行事不留痕迹，无需面谢的汉子，只要拱手面对苍天，说一声知恩就是了。
七爷心知肚明：偶遇高铭，三生有幸，但灾难远没有结束。难怪有个哲人曾说：民族常把自身的灾难归罪于某个昏君、某个佞人，殊不知这昏君、这佞人正是这民族自身的产物，活该！果然1971年，年逾七旬的老人再次蒙难。
“一打三反”运动期间，蚌埠面粉厂被军管。军代表急于立功，欲将十年前那场仓库大火重新定性为“有人蓄意纵火”，但只差一个证人。
证人既要知情，又不能太亲近，最理想的是不睦的家族中人。五老太爷的儿子曾在七爷家避风头，回乡后出事，因此心存芥蒂，于是把这个最佳人选收归于案。几经提审，反复启发：老人终于想起当年丧子的痛彻心肺，想到如今落井下石的堂而皇之的机会，于是签字画押，坐实此案。
一场早已由公安部门定调为“电线老化致灾”的火情，由此变作“阶级斗争”的罪证。没有审判、没有判决，年迈的七爷被羁押于秘密场所，杳无音讯。
大姑不远万里从法国回来，跟着小姑一起求遍亲朋。最先想到四爷杨克璎，他是世交、副厂长，虽已去世多年，杨四妈还是热情地接待她们，听了她们的倾诉，但事后再无音讯。
两年奔波，希望最后都卡在所谓“台湾关系”上。这不仅困住了七爷，也让整个戴家后代牵连其中——升学、调干、婚配，每逢节点便被审查刁难。
一个偶然的机缘，大姑得知：曾有红头文件，保护特定的台湾军政人员亲属，郑为元将军的母亲虞淑英本受保护，只是受限于当时社会氛围，基层常有阻滞。大姑意识到：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这些年走错了方向：若想转机，仅凭底层协调或民间求情不行，要直接向更高层级发出声音。
可是如何能被上层认知呢？让他们倾听一个蚁民的呼声呢？她想到那青梅竹马的表兄——在台湾身居要职的郑为元将军，他曾命海军驰援解放军船只，并非“万恶不赦的敌对势力”。于是，她自巴黎飞赴台北与表兄会面，开启了两岸隔绝多年的民间交往的先河。
不久七爷获释，在偏房肖馨音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健康。
不知缘何破局，是杨四妈投书上达天听，让哪位贵人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因大姑远赴台湾，与彼岸政要有所接触，使爷爷进入了统战视野？
可以确认的是，从那以后，七爷身上的标签悄然剥除，戴家后人也逐渐摆脱了困境，回到正常生活轨迹。
唉，想到郑念在被吵架时与红卫兵对话。上海的红卫兵还算保住了她从香港买回的瓷器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