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费明

家居加州种菜养花天天做饭偶写文章
正文

我所知道的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后人

(2025-04-06 07:37:40) 下一个

2012年共识网转载过一篇文章:《冯国璋墓文革被挖惨遭镰刀剖腹戳尸》。标题看了两遍,还是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样的伤天害理,竟有这样的令人发指。打开文章,试了几次,终不忍卒读 —— 我跟冯毅,冯国璋的曾孙实在太熟了。


1965年,畅销小说《军队的女儿》的女主人公跟男孩子一样泼辣豪爽,球鞋也散发着跟男孩子球鞋一样的臭味儿。人们普遍认为劳动人民的臭胜过太太小姐的香,学生上街掏粪,姑娘们赤脚走上滚烫的沥青路。

深受时会风气的影响,我们这些刚到新疆的天津知青也跟着“大老粗化”,整日价蓬头垢面,破衣拉靸,活像要饭的叫花子。傍晚回来,放下坎土曼就访贫问苦,所有农工都说,最苦就是60年。团支部书记不愿听到新社会的坏话,于是带着我挨门挨户给人理发。生产队一共就二十户人家,几个脑袋搁不住剃的,没过几天,农工见着我们背着装剃头工具的小木匣子,就摘下帽子摸着秃瓢冲我们苦笑。

冯毅好像没受到时下社会风气的影响,依然洁身自好、穿着得体、举止优雅、谈吐有致。这样小资,别说社会容不了,就是在我们这些整天想进步的同学们之间也算个异数。转年春天,冯毅拆旧衣裳。拆好了,裁成一尺见方小块儿,拿到渠边,在冰冷的渠水里一遍又一遍地洗,然后摊在柴禾堆上晾干。干嘛呢?冯毅说,王观景老婆就要添孩子了,这柔软旧衣裳是为新生儿准备的尿布。王观景是山东诸城逃荒来的农工,和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对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农工待产的婴儿体贴入微,保持着怜爱幼小生命的本能,彰显体恤周边的人们的天性。这让我这样成天喊着共产主义,想着为国捐躯的人为之一动:瞧这两年过的,怎么连珍惜幼小生命的天性都没了呢。

他的同情心,悲天悯人的情怀改变了我的和其他人的偏见。后来,不管他在地头儿、在麦场,同学们、大字不识的农工们都围着他,津津有味地听他随便讲的事情。

1967年,农场武斗厉害,我回到天津。虽说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见到徒有四壁的家还是让我愤怒。什么破四旧?分明是明火执仗。“明火执仗?”跟我一起回津的同学张宝焰说:“你还没看到这个呢”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刊载的一年前毛泽东批转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正是这个红头文件给打家劫舍制造“红色恐怖”的红卫兵披上合法的外衣;让学历智慧成了革命对象;把性命尊严当成了蝼蚁草芥。狂热学生刻意模仿当年痞子,“紧跟”,“革命”。

无休止的动乱中,小说成了精神避难所。我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没白没黑地看。那一本本宣扬个性解放,争取人权,呼吁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说,唤醒我的良知和理性。记得看完《红与黑》的时候,东方放亮,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裹着毛毯,簌簌发抖:于连不惜生命的个人奋斗精神让我震憾。

一个夏日,冯毅骑着自行车来我家。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彼此有着很多共同语言。让我不解的是,当初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接近我。他说,他非常想知道每个人去新疆的原因,就剩下两人的不知道,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的。说到这儿,我俩一下子都没话了,只有波涛在心里翻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常德道,闻名遐迩的天津五大道之一,安静的小街两侧花园洋房中有一处是冯家。那时,院门卸了,院墙拆了。一楼左侧的房间贴着封条,锁着查抄物资。右手楼梯的阶梯宽大,每阶只有三寸高,走上去不觉放慢脚步——显然,这优雅和闲适是设计的初衷。

伯母迎出房门说,是费明吧,冯毅一直念叨你,来,屋里坐。那是间朝阳的客厅,房间很大,就是我们三十个新疆同学都坐在这里也不会觉得拥挤。纤尘不染的家具错落有致地安放着,哪怕其中一件挪动几公分都会破坏整体的和谐美。

我们经常在三楼,冯毅自己的小房间里说话。妹妹冯茹那年七岁,还是个时刻要人注意的年龄,经常闯进来,我们只好陪她疯闹一通。安静下来冯毅问我,这辈子准备做什么?做什么?能做事吗?他说,他在练钢琴,早先自己家有琴,很少摸,现在没了才知道精贵。说着就给我看他改编的第五交响乐的钢琴曲的五线谱。我说,小时候听过第五,受不了那份儿强烈,情愿听圆舞曲什么的。他说第五也叫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开始失聪时的作品。听力是他最重要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愤怒,狂呼,但终于冷静下来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坚定果敢地走上人生之路。后来我多次听过冯毅用手风琴拉过这支曲子,每次都仿佛见到贝多芬在厄运面前昂起高贵的头颅,感奋上进的形象。

一天我们在小房间里说话,听见敲门声。伯母拉着手把,探着半个身子说,费明,今儿个就在我家吃饭。你们说话,我去买菜。午饭桌上我问,这外焦里嫩的炸猪排用的是哪块肉?奶奶摸着冯毅的后背说,喏,就是这块,听得大家都笑起来。老人家说话有趣,维生素不叫维生素,叫维他命;孙中山不叫孙中山,叫孙大炮。一口像唐山话那样软绵绵的河间话,听起来非常亲切。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家和善、幽默、参与。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浅灰色的大襟,显得格外素净和富贵。耳聪目明,凡是来过的客人,她都能叫出名字。

住在隔壁的六叔、六婶,只要知道我们来了,都会走进客厅,跟大伙儿打招呼。有时还会坐下来,听我们说话,偶尔也会插一两句聪明的、逗人的笑话。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常来,嫂子是华侨,很漂亮;带着一个剪着超短发的三四岁的小姑娘,尼娜。二姨奶奶,一个干净利落的南京人,住在不远的刚退的一间房里。她一辈子没有生养,于是伯父又多了一个母亲。二姨奶奶经常来,来了就手脚不停地忙活;她也很健谈,一次她说,北京来的红卫兵,站在窗口,对着大街撒尿。叙述这件事时,那无奈轻蔑嫌恶尽在其中。见过住在河东的二叔和他的两个出落得闭月羞花,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儿。三叔住在天津河北区,他家人,包括他的幼子冯巩都没见过。见过表弟杨涛,表妹耿忆轩。早就听说杨涛是个拼命三郎,第一次滑冰,穿上冰鞋就上冰面跑,摔得鼻青脸肿,几天后参加速滑比赛,还得到名次。杨涛像冯毅一样,高高的个子,笔直精致的鼻子,弯弯的眉毛,梦幻般的眼睛、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微笑。耿忆轩的清纯照在大北照相馆橱窗里一直摆到文革,她有着大家闺秀特有的高贵典雅、庄重娴静、矜持礼貌。在那个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年代里,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夫妻反目、父子为仇之类的破事儿见得多了;走进冯家,看到的却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的一派融融景象。

多年后,听说伯父冯海仑大病初愈,我去看望。看到我,他眼睛一亮,扶着手把站了起来。寒暄之后问,“我是不是老得不像样子了?”不等我回答,他一手拿起木梳梳头,另一只手不住地抿着灰白的头发。我和伯母扶着他坐下,他问我;“你家也被抄了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奇怪,他怎么还会问呢。伯母在他身后用手指点了点她自己的头,我会意,便没再作声了。伯父说:“我家被抄过好几次。一次有个年轻人要打我母亲,我上去夺他手里的棍子,另一个人抡起皮带就是一家伙,皮带的铜头儿啪地一声打在我头上,立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急了,大喊,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冯家,前总统的后裔,天津的首富,文革中的遭遇可以想见,传闻中抄家时的场面实在不忍下笔。那天老伯口中的这番话,更让我痛感,当人们心性中的丑恶被唤起,竟会那样野蛮疯狂、卑鄙下流。哲人说,死是个缓慢过程,当其之时,不但丢失健康,也失去尊严。冯家人都不诉苦,不当众落泪,从不诉苦的傲骨嶙峋的伯父跟我说起落魄光景,可见已走上末路。即令这般,还是不提他祖父坟墓被毁的事。这样的奇耻大辱,他最终都不会跟任何人说起。

初见老伯是1967年,那会儿他还年富心强,绝口不谈刚刚被抄过的家和刚刚遭受的凌辱,只跟我们讲他的工作。他通晓德、英、法、日等数国文字,跟我们说话时,不时地加上一两个英文单词,像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说话一样。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即主持技术工作,不到三十岁便接管其父兴办的东方油漆厂。公私“合营”后,他被转调到天津制药厂。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维他命E,领导让我接手研发。搞半辈子油漆,转攻医药,难度很大。家里虽有几个书架外文书,但是不够,天天泡图书馆,两年后终于做出来了。”

后来从史料得知,他的父亲冯家遇研究生产油漆时,同样地废寝忘食。冯家遇年轻时留学,曾被德国威廉二世皇后幸见;日伪时期,他以黄胆涂面称病,拒不当官;一生办企业开银行实业报国。冯家遇的父亲冯国璋,行伍出身,曾为民国总统,六十一岁去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统一。老伯口中的“我们国家”浸着三代忠贞,字字千钧。每当想起他要我们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整个人就被掷地有声金石之音震撼。

伯母说着一口道地的北京东城话。出身王府,长在北京。及笄之年在北海公园跟未来的夫婿见面。那是个冷天,她戴着墨镜、口罩,拿着德国莱卡相机,就是那种低头看折射影像的相机,给准新郎照相。一会儿让他左转,一会儿让他右转,打量个溜透,可准新郎见着的只是她的头巾。说起伯母,伯父的话就多了。他说,在研发维他命E的时候,经常熬夜。伯母会不声不响地推开房门,把一个小碟鸭梨放在书桌上。鸭梨削了皮,切成小块,每一小块上插着一根牙签。写到这儿,仿佛看见一幅古色古香的温馨感人的画面,听到一段优美深长的慢板。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伯母,那就是“度”。态度、风度、大度、适度。她那不经意的举手投足,总挥洒出让人着迷的韵味。非常喜欢听她说话,看那慈祥的神色。她的表情没有伯父的生动丰富,但总有一种说不上、学不来,任谁也拿捏不了的度。

有天冯毅来找我,问我这几天怎么不去他家了。我说,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生活,我常去,让伯母烧饭,多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妈、我奶奶都喜欢你。我说,我是盛大碗茶的粗碗,跟细瓷摆不到一起。他说,家里人都说别看费明长得戆,其实内秀。让别人喜欢,总是很开心的,自个儿偷偷地臭美。但我知道自己,所有好听的话中,能当得起的只是“老实”,其实就是傻。一次在冯家吃饭,伯母去厨房盛菜,我跟了出去。悄声问:“伯母,那么多人您都不照应,怎么净跟我说话呢?”“大家都有话,用不着我管,就你一个闷吭,赶上人多更没话。要是把你的话逗出来,不就都热闹了吗?再说,不能老这样吧,往后还要见大世面,你说是不是。”我从小就是个改造不好的狗崽子,脑袋从来就没有抬起来过。是冯家的尊长,把我这唇上刚刚长出绒毛的毛头小子当做成人,平等相待。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应如何尊重自己,如何保持打不垮的尊严。那年间,即使很聪明的人也都活得很窝囊、很卑微、很屈辱、很猥琐,但我亲眼见过那些扣肩塌背的人们,走出冯家大门时都挺直了身子板儿。


架不住居委会的大妈们坐在家里动员,1968年我们先后回到新疆。冯毅回到农场,用报纸画了一副钢琴的琴键,苦练不息,不久又开始作曲。其中一首由维吾尔民歌改编,很像后来流行的《阳光照耀的塔什库尔干》的旋律那样苍凉、豪放、动人。没有词儿,但我们都会哼哼,上了戈壁滩,还要吼上两嗓子。

那年,我们才22岁,风华正茂,一个同学却说,我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了。入夜,他走上戈壁滩,在离工人村很远的地方吹单簧管。吹那渺茫的前景、空掷的青春、艰难的岁月。那夜,皓月当空,村里的老少,都走出门外倾听那如泣如诉的曲子,泪水在西北大汉们的脸上流淌。不一会儿又听见加入的手风琴的声音,远方响起了欢快《玩具波尔卡》的合奏。一定是冯毅寻声找到他,把他从忧郁的苦海中拉上来。

转年,请了探亲假,和冯毅、张宝焰同阵回天津。半路在甘肃柳园,即今敦煌火车站下车,去看望在那儿种地的姐姐冯筠。在柳园车站打电话,冯毅拿着话筒说,大姐,告诉我搭什么车,你怎么不说话,一直哭?大姐所在的农场在69公里。“69公里”是个地名,是它和柳园的直线距离。听说过马鞍山、金牛湖、羊木镇,多少有些生活气息的地名,“69公里”这地名听着就让人心里发凉。途经的敦煌千佛洞大门紧闭,月牙湖里只剩下一点浑水,鸣沙山下听不到一点声音。姐姐的生活同样寂寥落寞,让人欣慰的只是她正在和一个名叫赵家林的天津知青恋爱。

大概为了驱散69公里的阴霾,我们重新登上火车,冯毅便说起七姑。他总爱说他家有趣的人有趣事儿。七姑在铁道部任职,早年在上海交大念书,过新年去辅仁看望兄长。老哥在图书馆看书,听说妹妹来了,在宿舍里等他,快步往宿舍赶,生怕被同寝室那几室友欺负。推开门一看,妹妹坐在中间,指天划地瞎吹,给她点香烟的毕恭毕敬,端茶倒水的一溜儿小跑,插不上手的老实儿地站在角落,贼眉鼠眼的,竟没一个敢拿正眼瞧她。

我见到的七姑果然豪爽,说话声音大,手势动作大,看上去非常舒展。她那会儿住在北京城南,好像是天桥或宣武一带的四合院。还见过住在清华园的四姑。说起四姑,就联想到日航的空姐。她们跟你说话时,总会走过来,半蹲着,上身笔直,眼睛和你的眼睛等高,平视着你的眼睛,温和地跟你说话。这样比喻并不恰当,空姐平等待人的礼仪是速成学来的,四姑以诚相见的素养来自幼的熏陶。

冯毅经常提起十三叔,说他交游很广,其中不乏要人子女。公子哥儿们跟他说,现在有权有钱,唯独没有规矩。跟冯公子在一起,耳濡目染,也能学点斯文。听说十三叔要结婚,一定要他在人民大会堂办婚礼;他想去自由世界看看,立马给他去香港的单程签证。当年在北京没见到最具祖风的十三叔,甚憾。

回到天津,冯毅的朋友都来看他,来得最勤的是他的同学曹铁成。他曾万里迢迢专程去新疆看他。天津重逢,他的谈锋不见了,风头都让给天津足球队的后卫李抗,国家冰球队的前锋朱老五。一次老五骑车去北京,累得倒在路边大睡,醒来发现被围观,乡下人从没见过这么壮的小伙子。抄家时,他从北京赶回,行军床摊在门口,仰面朝天大睡。红卫兵推开门,看见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的老五,浑身腱子饱满得发亮,忙掩上大门开溜。冯毅说,费明可有劲儿了,老五,跟他掰手腕。老五的胳膊比我大腿还粗,可那天跟我一直相持,最后他说我俩平手,惹得哄堂大笑。我对冯毅说,你像孟尝君、信陵君一样,家养死士,图谋不轨。他说祖训(冯家遇言),后代子孙不搞政治,我怎么会那样呢。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新疆的天津知青否极泰来:刻苦自学八年的张继慈(哲学家张东荪之孙)被日本学府请去搞研究;另有两个撞大运的、有贵人相助的进了大学。冯毅也会前程似锦吧。搞政治、兴企业、攻艺术、治文学,人生的条条大路都铺在他脚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魅力,凭借超群的感召力,他准能拉起强人梯队,做出一番大事业的。


70 年代后期,天津知青陆续离开新疆,分散在全国各地。婚姻事业都成了压力,此生何为更加困扰着每一个人。毕竟都是少有奇志、不甘虚度的热血,一旦离群索居,失去了相与枕藉、血肉相连的伙伴,形单影只地面对人生的巨大落差。已经步入中年的人,情何以堪?短短的几年之中,走出新疆的二十多人当中,便有三人走上绝路。其中一人是冯毅。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唐县,他在那儿的第三个年头。在众人期待着他将要开始精彩的人生时刻,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黎明时分,盛年的他骤然离世。全家人都无法接受,最后是姐夫赵家林借来一部手扶拖拉机,开着去唐县安排后事。

为什么会走上那条不归路,众说纷纭:可能这世上容不得他的高贵,可能他几经挣扎筋疲力尽。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几根稻草。说到底,造成悲剧的还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郭沫若写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郭比毛年长,儿孙满堂,享有国际声誉,还是政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人大副委员长;而且,彼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中,他竟还会那样作践自己。另外据军旅作家全延赤说,刘建勋,河南省省长有脚气。见到毛便坐在他的对面,把鞋蹬了,两脚就忙活起来搓脚气。陈再道、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被接见,当着毛的面,和衣跳进游泳池。总长杨成武跟毛说,他们曾用老乡的瓦盆煮鸡,吃过才知道那个瓦盆是尿盆。文坛鸿儒和开国元勋们会在自己下属,自己儿孙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吗?多半不会。他们知道,在毛面前秀大老粗的厚重少文,很叫毛受用,于是卖萌承欢,表忠邀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反智唱俗,形式化、脏臭化、去智化、贫民化、低俗化风靡全国。于是有了被彻底奴化的两代人,于是有了“红色恐怖”。被教唆出来的邪恶,营造了一个泯灭人性、打杀无辜的年代,一个无法无天、惨绝人寰的时代;更预设内伤难医、积重难返的时代,一个精英殆尽、不见礼仪的时代。一个无所敬畏、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时代。


我记得冯府慈眉善目的祖母、温良恭让的伯父、从容不迫的伯母、文质彬彬的兄弟、温文雅致的姐妹、风流倜傥的冯毅。还记得天津常德道那扇暗红色大门里的融洽和睦、优雅闲适、悲悯仁慈、礼仪尊贵……

几天前午后,我在公司园区的小径散步。一个小姐横冲直闯擦身而过。只见她足登高跟鞋,身背LV,一手苹果,一手三明治,边走边吃,左右开弓,大快朵颐。突然想起,1969年冯毅让我看过的,山西绛县插队的表妹的来信。她写道,昨天进城,在地摊儿买了些红枣儿。同学们抓起来就吃,我不想特殊,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了,跟着大家一起,在街上工农兵了一把。

破,不是立;立,比破难多了。再次弘扬人文精神,构建道德理念的时候才发现,仁治礼信义的传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那沉重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五讲四美”也已经三十年了,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念过硕士的我们的小姐还是那样。


天津常德道冯家门口排得满满的自行车阵和庭院里传来的欢声笑语,在我的记忆中曾是那样鲜活。如今,冯国璋后人的点点滴滴却成了古老遥远的传说。
******
最后说说这篇文章的共识网的责任编辑王科力。他在病中编辑这篇文章,并将其置顶。此后不久,三十刚冒头的他竟然溘然长逝。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缅怀这个出身农家登上象牙塔的年轻人,可惜那年轻的生命,可惜那关闭的共网站。

[ 打印 ]
阅读 ()评论 (6)
评论
刘费明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兵团农工' 的评论 : 多谢跟读
刘费明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baladirk' 的评论 : 说的好,愚民和劣主是恶性循环的两个同向的扭矩
兵团农工 回复 悄悄话 “ 被教唆出来的邪恶,营造了一个泯灭人性、打杀无辜的年代,一个无法无天、惨绝人寰的时代;更预设内伤难医、积重难返的时代,一个精英殆尽、不见礼仪的时代。一个无所敬畏、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时代。”

—————— 的确如此。
baladirk 回复 悄悄话 “王-八-蛋”不让用?
baladirk 回复 悄悄话 “王八蛋”也不让用?
baladirk 回复 悄悄话 读完感慨万千。那个王八蛋年代出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想不能全怪老毛头上,老毛只是一个引子,这个民族本身的“刁民性和愚民性”是主因。这种愚民性格和刁民性格不改,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悲剧,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子而已。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