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兄弟

《把兄弟》

一
我珍藏着一只暗红色的酒杯，几枚金质铆钉巧妙穿插着两条呼之欲出的金龙的龙鳞之间；高举酒杯，还能看到外底印着“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大篆书款。把玩这只酒杯，常让我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二
我老家在北京东郊的中赵葡村，我爹是个杀生的屠户,  在村里杀牛宰羊，进城摆摊卖肉。买卖做起来了，举家搬进花市大街的南小市胡同。北京街名有不少带个市字：像灯市口、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蒜市口；有的干脆去掉这口字，比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等等。花市大街东自“铁辘轳把”起，西至“哈德门”止，延绵五里古色古香。大街西头儿有个专卖针头线脑烟袋茶碗的小杂货铺，门前悬挂着的系着红绸带的大烟袋锅，那是花市的地标；中段儿热闹，路北有个火神庙，路南有个少年之家；左右各有一个电影院，左边的叫《崇光》，我和姐姐在那儿看过《生的权利》；右边的叫《大众》，我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每逢春节，花市便响起奶声奶气的童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大街两侧挂满了彩旗，逛街的人们熙熙攘攘，活像一幅民国风情的民俗版画。
清早，我爹总穿着对襟小褂，双鼻梁的洒鞋，去哈德门城楼下练八卦掌。那一套单换、双换、顺式、背身、翻身、磨身、三穿和回身的八卦掌那要是耍起来，常博得一片喝彩声。倾慕这武艺的老少爷们都有意跟我爹结为把兄弟，找了个好日子，一沓儿红纸，各自写着自己的大名、生日、时辰，再添上祖宗三代姓名，就成了《金兰谱》。放在天地牌位前，按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齐读誓词：虽非同生，但愿同死，这样就结成把兄弟。

我爹结交的六个把兄弟中最要好的是排行老末的七叔高贤芝，前清铁帽子王之后。民国初年家道中落，族中弟兄还在溜狗斗鸡的时候，他便开始制作绒花。卖绒花攒了钱，买下花市大街下宝庆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把他的大哥，七个把兄弟中的老大，高贤贵大爷请来同住。那会儿，大爷五十冒头，身高体壮，浓眉大眼，一头花白头发剪成短寸，看上去就那么朴厚忠良、干净利落。自打跟兄弟进入花市，他就成了外场老大；开店，行销都一手打理。大爷自个儿也有手儿绝活，裱糊字画，修补古玩玉器。甭管什么缺残破损的古董，到他手里，保准能整治得看不出一点痕迹。方圆几里提起高家哥儿俩的手艺绝活，说到高家的兄友弟恭，没一个不翘大拇指的。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作为这一代的首富，高家墙外断不了飞短流长。听说，早年有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和七叔住在一起，俩人勾肩搭背，同出同进。大爷搬进南屋后，给那男子一手巾兜碎银子，打发他走路。打那儿，七叔就像霜后的茄子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

三
七叔郁郁寡欢，我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天，他跟我娘说，咱中赵葡村西头那个二姐，她丈夫死了，又没孩子，要不，你回去问问？
转天娘带我回村。那是个夏天的晌午，人们都在家里歇晌，街上没个人影，村西头的石槽边有个光着身子的女人。我娘说，看见了吗？那就是你爹说的二姐，她在洗澡，你一个男孩子就别靠前了。那会儿我刚六岁，很听话，不让靠前就原地站着。远远地瞅着二姐白花花的肌肤和散落在肩上的黑漆漆的头发。我娘走过去跟她说话，她不慌不忙一件一件地穿起印着红花的衣裳，一条阴丹士林蓝大布兜着湿淋淋的头发，和我娘一起缓缓而来。
二姐和七叔见面，彼此都中意。找了个吉日，在四合院办喜事。结婚那天，从早到晚吹吹打打很是热闹。二姐穿着彩色旗袍，烫着头发，薄嘴唇抹得红红的，瓜子脸上还扑了胭脂粉，更显得细皮嫩肉，白里透红。
那晚，七叔一定要我在他的新房里睡觉。我爬上堂屋的北炕头，坐在为我铺好的新缎子面的被褥上，七叔给了我一根半尺长、一寸粗的山药糖葫芦。吃完糖葫芦就进入甜美的梦乡，那晚炕上有啥动静，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不过一年的光景，七婶，原先的二姐，生了个儿子，小胖。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些日子，七叔七婶高兴地成天大声说笑，四合院里洒满了阳光。

四
七叔有后，高家添丁，满月酒办了两桌。女眷都在南屋，吃喝斯文，没啥动静。西屋的爷们儿喝酒划拳那可就热闹啦。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首呀，全福寿——都来了啊。我爹在家喝酒时，总要用筷子尖蘸酒，点在我的舌尖上。七岁那年酒量就大了，能斟上小半盅跟我爹对饮。就因为这，没跟我娘，跟我爹径直进了西屋。大爷拿出了乾隆皇上赐给他祖上的贡品酒杯给大伙斟酒，爹生怕我有个闪失，不让我碰。大爷说，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咱可不能亏待孩子，咱兄弟七个加上小宝贝儿哪咤，正好来个八仙过海。
喝酒的时候，大爷总逗我说话。我懂得啥深浅高低？冷不丁地说点啥就能把一桌子爷们儿笑翻。他还让我喝酒，我能喝多少？可他还一个劲儿地让，我急了，把金杯倒扣在桌上说：“我不喝了。” 没想到这一招可把大爷吓坏了，他急忙把酒杯正过来，说：“宝贝儿，酒杯不能倒扣，那可不吉利。”

五
酒杯倒扣，果然不吉利。满月酒后没过几天，七叔上吊了。
后来听说，二姐是个招蜂惹蝶的女人，嫁给七叔后，中赵普村的后生还来找她。另外也听说七叔常看大夫，吃鹿茸虎鞭，明明阳刚不足，咋那么快就有了儿子？六叔用手比划着长短和粗细问我，那么老长那么老粗的糖葫芦山药像啥？我说我不知道，您知道说给我听呀；他没言语，只挑了挑眉毛，撇了撇嘴。
出殡那天，下宝庆胡同里一辆马车拉着口黑漆棺材，扎着白腰带的亲友们走在两侧；七婶怀里抱着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小胖边走边哭；我爹穿着刚缝起来的蓝卡其布面的羊皮袄，低着脑袋行走，大手不时地在脸上抹着。
七叔去世，高记绒花关张，没有财源，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七婶儿吵着要分家。大爷跟把兄弟们商议，他说七弟妹的前夫是不是气死的咱不知道，反正她跟老七经常拌嘴。那宿俩人吵得厉害，都说到小胖，转天老七就上吊了。二大爷说，听大哥这么说，这个小胖未必是高家的血脉，这样一对母子也要分产业，咋着也讲不过去嘛。
我爹向来把七叔当作骨肉，亲手撮合这门亲事，如今七叔撒手人寰，小胖失怙，七婶守寡，自是悲痛不已, 如今人走茶凉竟没人念想当年的交情。他说，这个家少说也有老七的一半儿，如今他尸骨未寒，就这样说人家孤儿寡母，哪儿还有一点骨肉情份？
聚会后，我爹拉着我回家，六叔李希增后脚跟来。他早年在国军当文书，写得一手好字。49年后，为隐瞒那段历史，装成文盲，在兴隆街煤渣胡同炸油饼。那天，我爹跟六叔越说越气，把六叔也说火了，他啥也不顾，拿起纸笔写了张状纸，告大爷妄想独霸家产，求清官大老爷明断。这个官司不了了之，多年的把兄弟却从此分道扬镳。
半年过去，一天晌午，大爷来我家。身上的黑色夏布短衫变得出奇宽大，花白的短寸也变得雪白，没想到几个月光景，一条好汉竟成了这样。以前他来，我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儿陪他说话，等大爷酒足饭饱抬脚走后，我爹才接着干活。可这天他来家，我爹却带搭不理。我娘看不下去，说：“孩子他爹，今儿个大哥来家请你，看在多年金兰的份上，你也该去一趟。”
南屋里，把兄弟们早已围坐在桌边。大爷说：“小胖是我的亲骨肉，往后大伙儿别再听信流言。”其他几个把兄弟都劝我爹：听见没？大哥认小胖了，七弟妹的票子也给足了。孩子还让她带走，往后回北京念书，费用咱大哥全包。我爹站着，低头含泪，一言不发。等大伙儿都说完了，他猛地一把扯开疙瘩袢，从怀里拽出“金兰谱”，高举过顶；另一手摸出两根白头火柴，在袖口上一划，“刺啦”一声闪出一道火光。他举着燃烧的火柴说：“既然兄弟们都容不得孤儿寡母，咱老五只有英雄断义。”话音没落便点着了“金兰谱”。呼呼啦啦，转眼间红纸烧成白灰。西屋静得连根针掉的声音都能听见，半晌六叔才说：“五哥，跟大哥一场，可不兴这样。”大爷噙着眼泪，拿出二龙戏珠金杯，斟满了酒，一杯自己端着，一杯递给我爹说：“老五啊，没成想咱哥俩的路走到头儿了。来，干了这杯！咱好完好散。”我爹接过酒杯，“噗” 地一声，泼在花砖地上：“老七，这是五哥敬你的！”说完把酒杯翻过来，“啪” 地一声倒扣在桌上，好端端的酒杯顿时裂成两半儿。

六
我爹气呼呼地拉着我回家，进门就躺下了。在床上溜溜躺了半月，直到我娘抖着面口袋说：“空啦，当家的。”他才爬起来，宰了一只肥羊，推着独轮车上街卖肉。哪知偏偏那几天取消私营，再也不让个体户卖肉了，他窝一口闷气。接下来，公私合营，肉联厂里那些任啥不懂的进城干部吆五喝六，他心中更加不爽。气上加气，作下大病。大爷说过，酒杯不能倒扣，我爹不但倒扣，还把酒杯扣成两半，能不得病吗？
一个雨天，南小市胡同停电，我点着小油灯趴在桌上写作业，听见我爹有气无力地呻吟，我端着油灯走过去，摇曳的灯影里，他动了动身子喘了好一会儿，问：
“叫你去煤渣胡同找你六叔，去了吗？”
“去了。他早不在煤渣胡同炸油饼了，在清真早点铺。”
“清真早点铺？”
“就是容真照相馆西边的那家。我告诉他，我爹病了。他说等忙过这两天就来看您。还说，你爹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太倔。”
“他这么说，就不会来了。唉，不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宝贝儿，人这辈子有两件事儿不能做，一是赌气， 二是倒扣酒杯。”打那儿，不论跟谁，不论啥事，我从未发过火；也从未倒扣过酒杯，看酒杯外底，也要高举过顶抬头看。从不做这两件事,几十年间快活平安。

没过几天，我爹便灯油耗尽一命呜呼。当家人挂了，我娘跟谁也没说，一口白茬薄棺材悄悄拉回老家。
过了年，成立街道食堂，吃饭不要钱；我娘在街道工厂上班，每月还有24块工钱，一时也没觉得怎么艰难。可天冷，工厂、食堂关门，日子就难了。多亏大爷接济，有时三块两块，有时几毛钱的小票儿也让人捎来。60年春节那天他来我家，身穿印着福禄寿黑色团字的长袍马褂，脚踏锃亮的黑皮鞋；一手拎着纸包，一手提着纸盒。进门跟我姐姐说：“闺女，你七叔留下的绒花不多，我给你捎来两朵。”转身又对我娘说： “五弟妹，这年头儿大家伙儿都饿得前心贴后心，我一咬牙把祖上留下的那套二龙戏珠酒杯卖了。短了一只，没卖上价钱，只换了半袋子高价白面。喏，这是你嫂子给你装的。”揭开纸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白面。我们娘仨谁都没说话，齐刷刷地给大爷跪下……

七
二三十年过去，我大学毕业留校教书；改革开放后，带了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七婶的儿子，小胖。他没毕业就要去德国留学，大爷非常开心，在正阳春请客。刚坐下他就劝我申请留学，小胖说，大爷，您不知道，大哥离不开大嫂。小胖在学校里叫我老师，出了学校门就叫我大哥，上一辈把兄弟的友情传到我们这辈儿。大爷对我说，要多想想老婆孩子的明天，别老惦记今天。今天，不是还有你大爷吗
我办好美国签证，去大爷家辞行。他说，知道你忙，不留你，倒是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先别打开，回家再看。
我匆忙赶回家，打开纸盒，里面是个旗人装古玩的紫檀礼盒，拉开上面的抽板，看见一只二龙戏珠酒杯，釉彩间巧妙地分布着细小的金锔子，大爷的巧手把摔成两半的酒杯紧紧地锔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艺术家巧设的点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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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张哲的评论
《把兄弟》的难得之处在于小空间里藏着大格局，全文不足四千字，体量轻盈，但骨骼丰满，血肉充沛。
故事发生在老北京城，人物也一水儿的老北京。我爹有六个把兄弟，他排行老五。排行老大的是高大爷高贤贵，最讲义气，绝活是修补古玩玉器。他有个同胞兄弟高贤芝，在把兄弟里排行老七，制绒花的手艺在京城是一顶一的好。把兄弟七人相互照应，关系极为融洽。经我爸做媒，七叔娶了七婶，过门不足一年，高家添丁，名曰小胖。没多久，村里传言七婶作风有问题，四邻之地，飞短流长，不堪压力，七叔自尽。高大爷痛失胞弟，把兄弟由原来的七人变成了六人，我爹是七叔七婶的媒人，更是悲痛难挨。高家和七婶为家产闹上了公堂，把兄弟自此分道扬镳。没多久我爹撒手人寰，我家的日子眼看到了尽头。正在绝望中，高大爷当了祖上的一套酒盅，带着换来的一盒白面，给我们娘儿仨送来。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京味文化，动人之处在于人物，故事里的人物从胡同深巷里款款走出，每一张面孔都是美好的、细腻的，有肉身有情绪，甚至包括七婶，作者也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在写她。兄弟间那种没有功利之心的情义弥足珍贵，在物质条件匮乏下人性散发的幽光，如灰烬里的光亮，给读者以感动。小说结尾，当年我爹打碎的那只酒盅被高大爷巧夺天工的技艺救赎了回来，被修复的酒盅象征着兄弟情义，裂痕被金锔子包裹，反而焕发出新的美感，历久弥新。高大爷将这只酒盅赠予我，父辈之间的金兰情谊随着那只酒盅又传递给了下一代，将一个沧桑的故事加进了寄托和希望，融于一炉，故事走向了高潮。
当然，作者并不满足于写忠义，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有所关照，如七叔、高大爷等老手艺人的谋生，高记绒花随着七叔离世而从花市上消失等等。更对新旧更迭有所反思，如为了顺应新的局势，六叔从旧时国军的文书变成了炸油饼的“文盲”等等。作者以举重若轻的文字写出了韵味和情怀，创作格局远远超出了它的体量。在叙事上，作者的节奏如闲庭信步，气定神闲，这种叙事风格符合作品的气质，与这个饱经历史沧桑的故事遥相呼应，强化了作品的移情效应。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是这篇小说给我的直观感受。这种洞察世事的文字感觉可能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
作者是两位老学者，王克斌老师72岁，戴圣时（费明）老师70岁，都在享受着退休时光。二人经历相仿，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现在又都居住在美国加州，可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从来没见过面，也算是见字如见面，因文结缘。正如王老所说，作为非文学专业的学者，我写东西先立框架，再絮进血肉，有时还要借用物理词汇比喻形容。比起科班作家，我更像闲云野鹤，不受文体的约束。我比较注意实际内容，而不追求文采华丽，写作的目的即是把事情用最简单短促的字句说清。也许，这些做法反映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特征。

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