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云知道：何维凌传（13）

体改所时期

发展组进入建制，谘先生出名了。众星捧月，他的架子和脾气又大了一截。但他对维凌总是尊重的。84年11月的一个夜晚，他给维凌打电话。维凌到后，他把门锁上。他得到通知，陪赵紫阳下去视察，一个月时间，“路上有机会谈问题。你看，该强调什么好？”

维凌说，不能只靠一两次的谈话，要制度化，建议起用中青理论界，成立最高决策的智囊班子。

谘先生在西苑机场初会赵紫阳。赵伸出右手，“啊，陈一谘，陈一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再把左手搭在握着的右手上面，“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据李湘鲁反馈，赵紫阳此行对谘先生很满意，建立智囊班子的建议正中下怀。总理享用美食的能力，让谘先生赞叹，气吞万里如虎。

这次出行敲定了体改所的事情。12月，体改所成立，放在体改委下面，直接对赵紫阳负责。一开始高尚全为长、谘先生为副，不久谘先生扶正。原发展组王小强、白南风、杨冠三、杜岩、黄晓京、王小鲁、孟繁华、宋国青等十几人加入，另吸收莫干山会议涌现的精英，包括张少杰、赵榆江、刁新申、曹远征等，王小强还是大副。维凌创立的社会学组基本全部转入体改所，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维凌特别向谘先生推荐王辉做助手。过了一年，王辉才调入体改所，担任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王辉85年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原先在《经济日报》当内参室主任。

维凌劫难未尽，一整年埋头写书，不宜露面，处于幕后。自认客卿，谘先生说是高参。维凌从没把谘先生当官，只当朋友。他虽然没当过官，但深得官场三昧。上对下，是“哼”，管、卡、压，显性。下对上，是“哈”，一层蒙一层，虽然隐形但更实质。温元凯到山西给中高级干部演讲，宣称现在新提的干部都是庸人。北大校友张维庆刚提副省长，不服气。牛辉林，也是北大校友，说他，你一当省长，说话就拉了长音，慢了半拍不算，还“啊”字密度大增。维凌在纽约初会索罗斯，很有气度，在座的都相信他是赵紫阳派来的钦差。

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何在，尚无定论。杨小凯、张五常说得露骨，就是要私有化。维凌想法一致，但话说得委婉一些——非国有化，不谈所有制，只说产权、经营权、企业自主权。从国有到非国有、从计划到市场，必须经过“双轨”过渡，怎么过渡，就成为关键。

84年秋天，维凌约王小强去深圳。王小强说上面组织了一个价格改革小组，为中央决策提供方案，接下来几个月都不会有时间。在市场经济社会，价格是公开信息，众所周知。但在计划经济社会，价格被严格控制，价格调整政策属于国家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王小强参加了这个小组，才有机会看到。

过了几天，王小强说，可以去深圳。“价格改革不搞了？”搞完了，中央已经决策了，价格小组没用了。

价格小组要研究的问题是，是先动原材料价格，还是先动农产品价格。发展组的人认为，先动原材料价格，有助于生产领域的市场调节、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不致影响人民生活。但是主管农业的田纪云副总理厌烦了多年来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补贴造成的财政负担滚雪球，越滚越大，他坚持先动农产品价格。问题是，这样原来政府的负担将转嫁到居民，而且会造成价格上涨发散，形成雪崩效应，因为农产品涉及所有人。

两方都能说服赵紫阳，换句话说，赵紫阳莫衷一是。最终田纪云胜出，他对物价数目字的熟悉程度——实际是一项特权，年轻人望尘莫及。

体改所自成立之日起，到88年李鹏当总理、改革停滞为止，一直研究是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自主权优先。中央决策摇摆不定，体改所论证随之起伏，直到邓小平在88年5-6月间拍板：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问题，价格闯关闯了大祸，引起全国性抢购、挤兑风潮。到9月赵紫阳下定决心，暂缓价格改革，转向治理整顿。赵、李、姚依林达成一致，报告邓小平。李、姚趁机开倒车。

主张先改价格的人认识到了，唯有市场调节才能达到经济要素的最优配置，而市场价格是最灵敏、最有效的调节信号。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既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基本由计划、而不是市场决定，其不合理性造成的诸多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国家补贴来弥补，政策、计划滞后导致周期性失衡。一下子把长线产品、短线产品、国家补贴产品价格全部放开，任其浮动，势必鼓励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形成正反馈、相互涨价，造成生产停滞、市场疲软，以至民众恐慌、社会动荡。仅仅放开价格，但市场主体还完全由政府支配，没有成为独立法人，无权自主决定资本流向、生产计划、销售产品，那么市场价格将根本无法起到指引、调节生产的作用，相反会加剧供需失衡。

体改所多数人、包括维凌主张企业自主权优先。从推行责任制着手，建立独立企业法人，让企业自主经营，根据市场状况自主决定自身行为。这项改革深入下去，势必触及产权、所有制。

85年春天，维凌跟朴方谈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他不同意邓小平五年竟功的目标。光是价格，没有一二十年就难以理顺。朴方愕然。维凌认为，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所谓公有制，实际是“公无有制”。公家财产谁都不爱惜。名义上大家都是主人，实际谁都不是。人民真的要当家作主，就必须实质性地拥有产权。产权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价格改革次之。对价格改革的方式，维凌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要缓慢持久，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不能变。学界在所有权跟经营权分离方面做文章，但是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之后，所有者（国资委）如何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监督，经营者假公济私、跟国资委官员沆瀣一气、监督失灵怎么办，问题层出不穷，根本得不到解决。前面唐若昕就是一个例子。维凌、杨小凯、张五常他们是对的，一定要私有化。

88年维凌接受香港《信报》总编沈鉴治采访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癌症三期，不抓根本，而盲动价格，进退维谷，正在葬送改革。言犹在耳，89年爆发学潮，通货膨胀是主要导火索之一。

谘先生掌握赵紫阳的思路，善于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因为观点接近，他跟鲍彤走得很近。只一年时间，鲍彤就对他言听计从。

维凌在监视居住当中，对发展组以及后面的三所一会有所反思。如果当初政治性强一些，是不是就不会全军覆没？实际上，如果当初政治性太强，政府根本就不会容忍，更不会接纳收编，发展组就不会获得影响高层的机会。维凌组建一个学术、政治团体的目标，发展组和三所一会都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