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
朴方跟维凌中断联系的时候，让他多找胡德平。德平也是北大62级，党史专业。82-83近一年的时间，每隔一周的星期三晚上，两人见次面，称“双周碰头会”。地点在维凌家，间或在不远处德平家，有时在富强胡同胡耀邦家。王彦、邓英淘、李凡常来，张遏平有时来。互通情报，交流观点。
维凌认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传统力量反对传统，由此产生新的力量，建立新的秩序。所以他热衷于结交权贵。跟朴方比，德平更书卷气，研究红学、曹学、乃至清史。不出三句话，必定扯到《红楼梦》、曹雪芹或清朝，似乎曹雪芹可以指导改革。维凌跟德平吵，都指责对方是书呆子。朴方说都对，一个是崇古的书呆子，另一个是崇洋的书呆子。
一次碰头，其他人还没到，只有他们两人。德平问，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能以己方最小代价，取得己方最大收益？维凌说当时民众思想基础、民族性、共产党的整人系统、军权等，德平一一摇头。最后，德平说出他的答案：政治上稳住北京，经济上稳住上海。别的地方可以乱，北京不行。北京一乱，立即平定。任何时候都确保北京市场供应。别的地方可以停工闹事，上海不允许。维凌同意，张春桥在上海，不管这派那派，破坏生产，他就狠压。王洪文得到重用，因为他在工人当中有号召力。这番对话，让维凌学会稳健持重，有时得到上面赏识，却被同道指斥保守。
84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海因为改革动作太慢挨批。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督阵，9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南开的杜厦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徐景安提出上海要大开放、成为千里洋场。维凌想起德平的话，中央促上海改革，只为它下更多的蛋，而不是让它成为会飞的野鸡。中央许可的上海改革，只可能渐进。这次会议是为赵紫阳11月来上海做准备，确定上海的财政截留。维凌提出上海改革的原则：稳中求活，活中求变，变中求通。邓英淘和王辉再具体解释这12个字。主事的计委主任宋平、发展中心主任马洪请他们到国宾馆去接着谈，赞赏有加。赵紫阳后来到上海，定的调子基本就是“稳中求活”。
维凌谈改革，注重中间过程、可操作性，怎样从此岸到彼岸，而不是止于可能性、可行性。明明是经济问题，他关注非经济因素，常有独到之处。他心目中的彼岸，是经济非国有化和政治多元化。他所谓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只是为了降低音调、减少刺激性和阻力。但他不认为邓、胡这代人能到达彼岸。
胡耀邦刚当上总书记，雄心勃勃。维凌却跟德平说，令尊若能尽快交棒，便功德无量。对于改革，邓、胡的任务是扳道岔，列车要由新一代来开。70年代末，郭罗基就对他说过类似的话。据朴方讲，邓小平对民主墙先利用后取缔，实际知道自己要挨骂。但他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波兰团结工会举世瞩目，碰头会多次讨论。维凌认为，上层的担忧是过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未达到。农民占80%，满足于包产到户后的温饱。工人关心的是生活，知识分子关心的是自身权利。中国社会离波兰的差距，在10年以上。
民主不是知识分子花园里的观赏物。民主要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首先必须奠定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非国有化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让企业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经济法人，形成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正因如此，维凌主张经济改革优先，为民主政治创造条件。而德平偏好从传统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不得不说，维凌的观点超前。十年后的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前面还一定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至于超脱于党的领导的自由市场、独立法人，非国有化的经济结构，仍遥遥无期，甚至根本就不是发展目标。
八九民主运动未能竟功，原因正如维凌所说，民主仍只是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花园里的观赏物。运动以学潮的形式爆发，很说明问题。虽然运动在道义上享有几乎全民的支持，但民众对政府存在人身和经济依赖，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一半反对、另一半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反对的同一个政府可以承认和改正错误，变成一个他们愿意支持的政府。共产党享有对经济社会的直接、全面、绝对控制，军事镇压易于反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双周碰头会不了了之。胡耀邦跟邓力群的斗争趋于激烈，而发展组在邓力群手下，许多话题已不便谈论。另外，公安调查维凌，胡耀邦向邓力群问责。德平厚道，托金观涛嘱咐维凌注意。客观上，德平后来被抽调，参加中央整党工作组，去湖北，所以碰不了头。
正是在湖北，德平支持当地有志青年创办双月刊《青年论坛》，在84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德平的文章《为自由鸣炮》。以后又在86年7、9两月连载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11月号上摘登了该文北京座谈会记录。
88年底维凌返国，在北京兆龙饭店宴请德平。89年春节前，维凌跟德平谈，希望见耀邦，当时他在外地。4月15日耀邦去世，维凌没见着，只能吊唁。德平说，“我，我，我看这事还是应该想办法用祥和的方式解决。”耀邦和德平父子，都有些口吃。结果呢？没祥和成。
维凌跟许多建制外、甚至反建制人物相熟。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包容一些，他们未必走向反面。他有个“带头羊计划”，想方设法将建制外领袖人物纳入建制，让他们发挥作用，包括民主墙、大学生竞选的领袖，进而影响一大批。德平、邓英淘都赞成，德平让他去接触。
胡平（1947- ），北大哲学系78级研究生。80年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成功当选。人大代表居然成为“人民公敌”，毕业后无人敢要。维凌去找他，他还在等候分配。本来是朋友，维凌直接说明来意。胡平表示，想法很好，他也愿意接受，就怕是一厢情愿。维凌又回去跟德平说，德平却不能兑现。维凌才明白，这种事耀邦一个人做不了主。维凌向胡平解释，建议他做出合作姿态。胡平说，一定要最高领导人直接点头，他才愿意。维凌得出结论，民主非得要用压力来争取。
维凌另一朋友，陈醒迈，文革北大反聂元梓0派领袖，托维凌给朴方传话，要求给下面更多民主，开放民主墙。维凌推掉了，理由充分，“乞求的民主、恩赐的民主，一定是假民主；今天能给你，明天就能收回！……民主只有靠下面自己真正壮大起来，站起来、强起来，去争取、去压去迫使上面不得不让步！”
维凌在监视居住中才意识到，学潮中他也在请求民主、与虎谋皮，而“再开明的专制代表者也都是有限度的。”他跟共产党合作，也只能是在不是要害的领域，严禁越界。维凌说，“到了关键时刻，怎么办？图穷匕首见，没有别的选择了！”【《手稿》p.329】这番话没有幻想、没有妥协，足见他的赤子之心、变革社会之心。为了自由民主大义，同学情谊恐怕不能兼顾了。
太子党
维凌有个代际更迭理论。邓胡赵万是第一代，40年代土八路、50年代留苏的是第二代，大中学老五届、包括他自己属于第三代，八十年代大学生属于第四代。第二代最糟糕，革命的福尽享，革命的恶全作。清华的蒋南翔、何东昌和北大的彭佩云恢复官职后，整个一还乡团，企图跳过“闹事”的第三代。83年胡耀邦提出“第三梯队”，首先获益的是第二代，李鹏、李铁映、江泽民之流。【《手稿》pp.320-22 &332】
63-64年间的中苏论战，邓小平是中方主将。赫鲁晓夫赢在了最后，中共二代留苏派是八十年代人事变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包括李鹏、李铁映、邹家华、宋健、江泽民、李岚清等。他们根正苗红，深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任。他们无比怀念青春经历，决定了他们是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的天然继承者。共同的背景、经历、观念，使他们形成一个特权利益集团，捆绑在旧体制、保守派的战车上。
维凌有切身体会。郭秋姮的哥郭志坚50年代留苏7年，八十年代初当国家仪表总局副局长，说话做事循规蹈矩，走路踱四方步，时刻谨守共产教条。维凌跟这位兄台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有一开始的礼节性接触。
但是维凌也看出来了，留苏派教育程度较高，乐于接受西方物质文明。郭志坚出访美国回来，跟维凌的共同语言就多些。江泽民、李岚清等人更是这样。85年秋天维凌拜会美国白宫、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他们问应该怎样接待即将来访的李鹏。维凌鉴于郭志坚的例子，建议：坦诚展示真实美国社会，就是最好的接待。结果李鹏副总理来了，基本上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也确实有所触动，倒是同行的李先念主席受了点冷落。
维凌《手稿》是在监视居住中凭记忆写就，有少量事实错误。乔石、吴学谦不是“二代团派”，丁关根不属留苏派。【《手稿》p.340】丁关根（1929-2012）在上海读高中时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跟中共地下党乔石、吴学谦、钱其琛等人对立。中共建政后，他承认当年“年幼无知”。他会打桥牌，是邓小平的最佳牌友。85年他当铁道部长，88年因重大安全事故辞职。不久担任计委副主任，89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火车翻了，他的官运没翻。
维凌为什么不学打桥牌呢？可能学也无益，牌技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丁关根的妻子叫张先琦，张先琦的姐叫张先玲。六四凌晨，张先玲的儿子王楠在南长街南口被戒严部队射杀，19岁，在读高二。丁关根知道了，眼中泛泪，这是人性。张先玲和王范地（1933-2017）教授后来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姐妹两家自2004年后没有来往，这是丁关根夫妇的党性，维凌哪里具备？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