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宰相近侍
70年代末社科院马列所刚成立，他们的几位小年轻相当激进，由李银河和林春牵头，发起“圆明园聚会”，讨论《历史的沉思》组稿。李银河依然年轻，林春现在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
这是维凌文革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金观涛通知的，先到中关村集合，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去圆明园。一大群人兴高采烈，维凌的车后面坐着北师大一位学心理学的女生。他心有余悸，“十年前，这就是通往监狱之路。”女生没反应，他意识到，时代变了。
大家席地而坐，他身边坐着《哲学动态》编辑李克力，两人相谈甚欢。还有人民大学一位本科生，学信息经济管理，话不多、谦和，思想活跃，给他留下良好印象。
80年金观涛告诉维凌，李湘鲁调到了总理办公室，当赵紫阳随行秘书。李湘鲁？金观涛说，就是圆明园坐你旁边那位。还在河南的时候，金观涛就认识李湘鲁。李湘鲁脱产到人大读书，人事关系还在书记处研究室。
据李湘鲁本人说，他能入选，除他在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工作外，还有两个原因。他妈跟赵夫人梁伯琪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同事。另外，他跟赵二军都在武汉当兵，成了朋友；四军不同城，也属武汉军区。武汉军区才几个军，赵家就占了俩。但赵紫阳恰恰就没有兵权，那是邓小平的奶酪。
赵紫阳刚到北京时，身上还有土味儿。李湘鲁负责给他配衣服、打领带，让他显得洋气，风度翩翩。赵紫阳信任他，不知不觉受他影响，开始重视第三代知识精英，关注新思想、新方法。李湘鲁跟第三代知识精英接触广泛、频繁，包括发展组，一有空就说给赵紫阳听。赵紫阳平时也问李湘鲁，在读什么书，接触到了什么新观点。发展组使用的新语，像调控、宏观、微观等就这样源源不断进入官场。
发展组进入体制后，跟李湘鲁的来往就更频繁了。维凌经常带王彦去总理办公室见他，谈高层动态、政策方向、改革重点、地方情况、成败得失等。李湘鲁思路开阔，反应敏捷，举止得体。
83年维凌和王彦筹办科教组，几次去中南海找李湘鲁。他把他们介绍给负责科教的总理秘书鲍彤，见面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鲍彤思路清晰，言辞犀利，坦诚、没有官气。鲍彤（1932-2022）78年在国家科委当办公厅副主任，的确有管科教的经验。他87年当选中央委员，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0年代，赵紫阳与鲍彤（后排右二）
89年5月28日鲍彤被捕，是学潮期间头面人物里面第一个被抓的。29日维凌被抓，第二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能不信吗？
李湘鲁住南沙沟，坐114路无轨到22号楼五分钟。二人常在晚间密谈，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李湘鲁谈老一辈革命家们对改革，有四大心理屏障。一是“剥削”。一谈市场，就怕剥削。他们从来以消灭剥削为己任、为骄傲，一点也没意识到，他们这帮特权分子一直都在剥削整个国家。二是“不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长期享受特供、特权，一直心安理得，从没觉着不平等。
三是“卖国”。国家对外开放，外国资本、企业、产品、技术、管理方法进入中国，老帮菜（cèi）们就觉得丧权辱国。但死守“洋老祖宗马恩列斯的章法”，他们不觉得卖国。四是“腐败”。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非国有、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期，腐败难以避免。但是腐败并非市场、资本固有的必然，反而是特权体制、人治专制自身的痼疾。从长远看，建立非国有市场经济、实行法治，有助于根除腐败。
维凌认为，这四大屏障，正是老朽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心因。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包括三种人：特权阶层，政工干部，懒汉、懦夫和混混。
四人帮倒台后，维凌结识了毛润之密友、北农大首任校长乐天宇（1900-84）。乐天宇咬牙切齿，“经过文革算是真看透了，大彻大悟。看到今天，如果50年前就知道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绝对不会参加共产党！”【《手稿》pp.362-63】80年他回到家乡，创办九嶷山学院。九嶷山，九一三？
维凌和李湘鲁关于腐败的讨论精辟，但忽略了一点。腐败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欧洲中世纪绘画题材受限，只让画圣子圣母、圣经故事。画家在不断重复中，熟中生巧，写实技术臻于尽善，能精确刻画皮下血管、半透明的薄纱。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天主教会有些高级神职人员寻欢作乐，有情妇有孩子，收藏裸体画。在此过程中，艺术家题材拓宽，获得创作自由。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不但裸体画，甚至公开展示强奸主题的雕塑。权力在腐败中衰颓，权利因自由而觉醒。中国要进步，没有别的路。
82年的时候，维凌还以为邓、胡、赵是一回事。直到有天晚上，李湘鲁问，有没有办法给赵紫阳搭一条直通邓小平的红线？维凌问，赵紫阳进京三年，没有这样一条线吗？李湘鲁说，没有。邓只把胡、赵当助手。邓、赵之间红线还没搭起来，维凌跟朴方之间的线倒先中断了。
86年春天，维凌在美国接受《百姓》杂志陆铿采访。陆铿问，邓小平之后，胡赵体制如何？维凌答，“胡赵体制就是邓体制……胡耀邦、赵紫阳不过是邓小平的具体执行某方面事务的代理人。只要邓小平不存在，胡赵体制必将不复存在。”陆铿大惊。维凌接着说，邓后的中国仍是个谜，大家等着看黑马吧。六四后大家知道，邓小平还没死，胡赵体制就粉碎了，江泽民就是那匹黑马。
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湖州莫干山举行，汇集了来自各地的180多名中青年经济学者，史称“莫干山会议”，是改革历程的重要事件。
中央过河没有石头可摸，亟需一套价格改革的方案。体改委徐景安和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主张“放”，物价总局田源主张“调”，相持不下。罗小朋主张“双轨制”。社科院研究生华生、张少杰等人建议“放调结合”，得到国务委员张劲夫和总理赵紫阳赞许。
莫干山会议打通了第三代知识精英以智囊形式参政议政的道路，催生了体改所。多亏李湘鲁的沟通和内应，赵紫阳才解除发展组是邓家军的误会，不多久就授权谘先生组建体改所。
在山上，谘先生是中心人物，声名隆盛，访者不断。维凌尚未脱敏，不便出席，《经济学周报》记者马力回来对他讲，“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名声。凡是知道你的，不管是见过没见过，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你的精神和贡献，没一个说坏话的。”邓小平、习仲勋高屋建瓴，非说他是坏人。
84年10月，李湘鲁离职。关于去留、去向，他跟维凌、谘先生商量多次，选择了“官商”的路。维凌他们给朴方推荐，让李湘鲁主持“小康华”。李湘鲁去了几个月，提出康华必须跟残疾人基金会脱钩，独立经营。这说明至迟85年，高层对于康华已经有了不好的看法，康华成了烫手山芋，俞正声在那儿也没久留。结果李湘鲁去了中国石油开发公司，当常务副总经理。86年秋索罗斯基金会成立后，他担任中方代表，一年后脱钩。六四以后，一直在海内外经商。
李湘鲁跟着总理，经常出国，眼界开阔。他建议维凌出国看看，维凌固执地认为，他的事业在中国。他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李湘鲁对。
在赵紫阳身边，接替李湘鲁的是李勇。李勇在八九年春夏之交卷入较深，但他爷爷是李富春（李勇随母姓）。朴方说他爸跟李富春最铁，他喊李富春伯父。六四以后，李勇曾长期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
体制外
维凌说的非主流派，我称非建制派，有人称体制外、民主派甚至异见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差不多的意思。倒不是要跟维凌争名词，中国没有自由选举，他怎么知道这些人是非主流？维凌说，要不是有几个太子党朋友、住在22号楼，他肯定也是非建制派。
八十年代非建制派多源自76年四五运动、78-79年间西单民主墙、80年大学生竞选，像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王军涛、陈子明、姜洪这些人基本上场场不落。维凌跟其中不少人保持友好关系。
他跟胡平是在四人帮垮台后青年知识分子群聚时认识的。胡平在北大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成功当选。他当选的似乎不是人大代表，而是人民公敌，一直遭公安监视、“内控”，研究生毕业近两年没有单位接收。
胡平当选后，维凌把他请到家里。维凌讲了自己早年争民主自由、反暴君暴政的经历，问胡平，你是否承认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现阶段可以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如果你否认，咱们无话可谈。不过，你这也是一条路子，只不过我没法参与。咱们各走各的，后会有期。如果你承认……胡平承认这个前提。维凌认为，现阶段，邓小平是最优选择。胡平正在做的，已经达到了上限，到此为止，否则对邓小平造成肘掣，过犹不及。他告诉胡平，社会在进步，现在给你小鞋穿，十年前可是要坐牢的。内心里他欣喜，大学生永远是先锋，薪火相传。
姜洪、姜渔兄弟在人大参加竞选，自此被视作问题人物。姜洪自己说公安已经不追究了，但他在社会上还是受歧视，人们因为“政治问题”排斥他，好几年了都这样。84-85年谘先生筹办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姜洪够格当理事，但遭到其他人抵制，以王岐山为首，维凌替他说话也没用。姜洪非常生气，从此成为谘先生的死对头。维凌自己也只当上理事，而不是常务理事，但他不太介意。【《手稿》pp.483-4】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