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组后期
发展组发展势头良好,但在82年11月,谘先生在上海病倒。
谘先生在发展组草创时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81年底中央接收发展组之后,更是亢奋,每天只睡两个小时,连续半年。为了一份报告、一场讨论、一项调查,可以连续几天几夜通宵达旦。跟他一起做事的人都受不了,称他“绞肉机”。这台绞肉机终于在上海停转,被诊断为综合疲劳症,37种毛病并发。休养了两年才基本恢复。
除了身体的毛病,他还有心病。他病倒前不久,跟张木生应邀参加在合肥举行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大会规定发言一律不超过20分钟,但考虑到发展组的特殊贡献,不限制陈一谘的时间,结果他讲了3小时。开口耀邦,闭口紫阳。坐在旁边的张木生偶尔插嘴,口气更大。惹得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先生给上面写信,说陈一谘狂妄。党领导一切,狂妄就是罪过。杜润生本来要提拔陈一谘当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部级,取消了。
维凌是诤友,当面指出谘先生的毛病:得意忘形,察察而明。谘先生得意忘形,摆谱儿,令人不快。察察而明,是说他苛究细事而自以为明察秋毫。发展组有些风流韵事,你情我愿,本不是问题,谘先生计较。但是发展组有些人说谘先生弄权,维凌不同意。谘先生懂官场的事儿,是他的优势,维凌自知不如他。谘先生如果不懂权术,发展组就不会发展。维凌说如果由他来当家,发展组说不定就夭折了。
维凌是上海人,说上海的坏话,上海是极左大本营、传统体制最顽固的堡垒,上海人兼具民族传统的惧官奴态和食洋不化的媚外奴态。发展组满处跑,唯独避开上海,知道碰不得。谘先生在上海住不进市委招待所,那里只认官阶。深更半夜给邓力群打电话,邓力群马上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胡立教打电话,谘先生才住进东湖宾馆,原来的杜月笙公馆。发展组派周其仁照顾,周其仁现在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了。
谘先生身心都处在极限。黄江南去看他,他表现出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既心事重重又高度亢奋。黄江南回北京,说谘先生精神不正常。杜润生听到,让王小强送他去安定医院。杜润生自己40多岁的儿子就有精神病,王小强的妈也有精神病。维凌一听,急了,这不是要毁了谘先生吗?他让张木生给杜润生传话,把杜润生大骂了一通,说用陈一谘的时候,你们不停加码;一看苗头不对,赶紧脱钩。对组内其他人,他抓罗小朋做典型。罗小朋当时请陈一谘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也说陈一谘精神不正常,自相矛盾。维凌替朋友两肋插刀,就这样平息了谘先生的精神病风波。
实际上维凌自己看到过谘先生精神崩溃的情况。他在上海陪了谘先生几天。有天夜里,他们争哲学上的时空观。维凌引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谘先生不懂,气得不行,匍匐往前,拜下去了,“你饶了我,让我安心静养一下好不好?”维凌赶紧扶他休息。当医生的朋友告诉维凌,这是暂时的。
谘先生回北京后,邓力群安排他住进厂桥中办招待所,后来又安排他到苏州市委招待所疗养。苏州市委十分殷勤,天天给他送活甲鱼,谘先生下厨房指导烹饪。发展组的、学界的、各地官员都来看他,他有机会摆谱拿架。就维凌的观察,这方面的功夫,谘先生是一级教授,王岐山可以算二级。他没见习近平,那是特级!
维凌跟谘先生是密友,但呆一起不能超过三天,超过三天必定大吵。他们一起从苏州坐船去杭州,从一个天堂去另一个天堂。就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船上吵起来了,没完没了。谘先生认为要继承,维凌认为要批判。船上的人以为在打架,孟繁华说,他们在进行学术讨论。
维凌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八九学潮中他失去自由,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谘先生逃出去了,正好了解西方文化。
谘先生生病,发展组由王小强和维凌负责。王小强让维凌将人事关系从北大转过来,但维凌办不到,公安机关在找他的麻烦。维凌让发展组大发展的计划也搁浅。
公安机关没忘记何维凌。82年夏天,白若冰暗中给维凌报信,北京市公安局在调查他。他们截留了维凌的私人信件。他妻子郭秋姮去了美国,在美国介绍生意,让他在国内找关系。公安看到信中有维凌跟胡、邓公子来往的字句,认为他图谋不轨。郭秋姮让他去美国,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十几年的奋斗,今天获得信任。机会难得,应该干下去。上面信任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什么时候不信任了,什么时候收场,到时再论去留。他虽然频繁进出中南海,但公安在暗中调查他。
谘先生病倒之前不久,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东西落在外面了?维凌说,公安截留了我的信。谘先生问,有什么把柄?维凌答,具体哪封信不清楚,但无论哪封信,里面都不会有问题。谘先生这才告诉维凌,他刚从杜润生家出来,杜紧急找他。说上午公安找他,他们捡到何维凌寄往美国的信,发现里面有问题。杜很紧张,问谘先生了不了解维凌。谘先生当即回答,以党籍担保。
83年底,公安将材料上报胡耀邦,耀邦未加批示,转给了邓力群。因为维凌信中提到胡、邓公子,可能耀邦误以为是邓英淘,实际是邓朴方。另外,维凌算是在邓力群手下工作。
邓力群感受到了责任,让邓英淘、罗小韵回家紧急开会。邓英淘极力维护维凌,跟他爸吵起来了。他继续跟维凌合作写书,没有开溜。
邓力群听了儿子的,没有处理维凌。谘先生病情好转,在邓力群面前赞扬维凌,并任命维凌为副组长,邓力群接受。
祸起萧墙
维凌岳母秦德君(1905-99)人生经历复杂。1920年跟《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同居,育有二女。25年跟冯玉祥军队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生有一女。当时邓小平是刘伯坚手下的一般干事。28年跟茅盾同赴日本,茅盾以她和胡兰畦为原型写了《虹》,29-30年为茅盾堕胎。34年跟刘湘参谋长王心卫结合。40年跟27年旧识、国民政府财务次长郭春涛结合;郭春涛是民革创始人之一,中共建政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建政后,秦德君并不顺利,遭潘汉年诬陷,54年才补任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被从楼上推下,腿被摔断,在秦城单独关押8年。
维凌跟秦德君一起生活了8年。他说秦德君因为人生坎坷,心理反常,疑神疑鬼,自我中心狂,被虐待狂。起初他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病,开始原谅她。
81年夏秋,维凌给朴方介绍对象。女方是北京市国安局局长闵步瀛的女儿。闵女下乡时嫁给了村干部,文革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不久离婚。朴方没答应,也没回绝。秦德君把这件事臆想成,维凌要把自己的心腹闵女安插到朴方身边。恰巧朴方姨妈浦代英也住22号楼,这样秦德君的臆想就进入了卓琳的耳朵。
那段时间维凌和朴方见面尤其频繁,突然朴方就中断来往,把电话号码都改了。朴方过细,切断联系前对维凌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了……有事可以找我表弟传话”,并把维凌介绍给胡德平。这联系一断就是两三年。
83年春天,政协副秘书长郭则成的妻子张成莲缠着秦德君,希望她支持办社会函授大学。一个星期日上午,张成莲带一帮子人到维凌家开会,自作主张都留下吃中饭。秦德君在卧室,让维凌出面打发她们走。维凌出去请他们中午结束,下午家里有别的事。张成莲说,不干你的事,我们是秦老的客人。维凌火了,请她们马上收场走人。张成莲开始撒泼,大喊大叫。维凌在厨房做饭,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拍。事后张成莲说维凌打她,以凶器相逼。
这不过一场邻里纠纷。不幸的是,张成莲是邓小平的广安老乡。更不幸的是,秦德君听信张成莲唆使,跟她一起告维凌。罪状从虐待老人、男女关系扯到政治上有野心、想接胡耀邦的班。邓小平看到状纸,断定“何维凌是坏人。”老人断案,跟小孩看电影一样。
春夏之交,邓小平办公室给杜润生打电话,查问何维凌。杜润生否认维凌是他的人。王小强告诉了维凌。材料转到公安,公安又上报耀邦。里面有维凌跟德平的事,耀邦勃然大怒,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
但邓小平的怒气必须要有个出处。中央由习仲勋挂帅,由中组部、书记处研究室和农村政策研究室、中纪委、妇联等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何维凌这位非党男性。有段时间两边都奇怪。调查组奇怪,何维凌怎么知道调查组的一举一动。维凌奇怪,为什么自己说些什么调查组都知道。调查组找发展组了解情况,王小强、张木生或白若冰都会变着法子告诉维凌。维凌不知道秦德君在帮着告他,在家照常跟她说话,后来才意识到。
查了半年,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最多就是打擦边球,抓不住把柄。发展组没人说他坏话。习仲勋作结论给邓小平交差:何维凌品质有问题,不宜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邓力群推说,何维凌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调查组马上出示当初研究室发给北大的借调函,维凌只好退出发展组。此后公安没有放弃,开始窃听维凌电话。
实际上,张成莲说维凌打她,不光邓小平信了,邓朴方都信了,告诉了谘先生。【《谘》p.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