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天涯歧路
维凌跟了谘先生，金观涛有意见，说发展组不过中央利用的工具。维凌并不否认，他甘当这个工具。他们利用发展组，发展组也利用他们。他认为，中央起用发展组，并非完全因为这帮年轻人的才能、什么新方法论、什么多学科高层次系统综合。发展组不过是那个看见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说出了高层改革派想说的话。邓力群固然得力，胡、赵、万的支持不可或缺。
81-85年间，农发组参加了每年11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随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82年一号文件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决定性文件，尽管还是限于贫困地区。83年一号文件确定，包产到户是全国农业经济体制的基础。
维凌认为中共高层大多属于改革派，反对改革的只是少数，大概李先念可以算一个。主张改革的人当中分激进派，如胡耀邦、万里，主张政治、经济全面改革；务实派，如邓小平、赵紫阳，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稳健派，如陈云、姚依林、邓力群，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在改革初期，他这样划分有道理。
81-82年激进派、务实派和稳健派三方皆大欢喜。83年京西宾馆会议，万里跟邓力群为雇工问题吵起来了，互不相让。发展组到南方调查，向万里、杜润生提交了肯定雇工的报告。发展组联系成员孙明、董宏到西北调查，向邓力群提交了贫富不均、出现剥削的报告。年轻人的报告虽然针锋相对，但是客观上缓解了高层冲突。这次冲突后，孙明、董宏脱离了发展组，但跟维凌还继续交往。维凌能团结人，容纳不同意见。此后董宏先后担任薄一波、王岐山大秘，2022年被判处死缓。
84年，刘宾雁写陕西官场的一篇文章引起地方反扑，搅得中央书记处不得安宁。耀邦跟刘宾雁有渊源，一直看重他，这时迫于压力也批评他，“刘宾雁没有接受1957年的教训。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记者，去当作家吧。”刘宾雁不服，问：谁应该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不是共产党吗？难道要受迫害二十几年的右派来接受教训？不久维凌碰见他，谘先生、王小强也在，王小强很佩服他。维凌也劝刘宾雁暂时停写报告文学，先写小说。刘宾雁说，我要么痛快地写，要么干脆不写。87年1月，当局开除刘宾雁党籍、公职。维凌在华盛顿接陆铿电话得到消息，痛哭失声。
为了变革社会，跟共产党周旋，维凌和发展组选择顺毛捋，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不得已对着干，方式不同，目标一致，感情相通。到89年，年轻的大学生跟共产党公然对抗，嫌维凌这样的前辈碍手碍脚。年轻一代走了维凌他们的路，而不是共产党的路，后浪推前浪，维凌深感欣慰。维凌选择跟共产党合作，是因为跟共产党眼前的道路相同，但最终引导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发展组的策略，是不讲“马语”，不进入共产党的术语体系，以避免纠缠；操“新语”，采用科学方法、新方法论，让老家伙们看不懂；研究专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让他们觉得有用；最后再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让他们易于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维凌和邓英淘在发展组成立方法组，彭佩云在教育部斥责邓英淘不信马列——说明她在农场根本就没改造好。
高层里面，万里比较痛快。82年发展组几个人向万里汇报推动包产到户的情况。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家杨勋强调，包产到户的措施，可以从马列理论中找到根据，证明它符合社会主义。万里听了着急，“别老谈什么主义。哪有社会主义让农民吃不饱饭的？有的人还专门辩解，说什么中国农民生来俭朴，习惯吃粗粮，爱吃窝头。我就不信，你敞开让人吃大米白面，谁还会说窝头好？……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让人民富裕，让国家强盛，让社会发展。能做到这些，就是社会主义。”
维凌从万里的话里得到启发，能让民富国强、好的就是社会主义。凡是你认为好的，你想干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现代化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篡夺定义社会主义的权力，取消共产党卫道士的专利。刘少奇说与其你篡权不如我篡权，发展组就是要篡名词解释之权。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维凌认为，共产党30年的统治，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是社会主义牌子下的太平天国、半封建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种假社会主义，不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方法组每个星期聚会一两次，在维凌北大宿舍，或罗小朋人大研究生宿舍。参加者除了发展组的人，也有其他青年学生学者。定期举行讲座，邓英淘讲近世代数；邓英淘和维凌讲新方法论，讲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及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前后20多讲。此外，方法组还以邓英淘和维凌为主开展战略研究，以白南风和维凌为主开展比较文明研究，文章编入发展组集刊《农村•经济•社会》，开时代风气之先。
人大学生称发展组“中国农民革命党”，简称农民党。其中“党”字引起谘先生高度警觉。而维凌则对“农民”二字不以为然，认为农民是注定消亡的阶级。我基本认同他的观点，2006年我对于建嵘说过，农民的出路在于不做农民。后来我看到李克强硕士论文《中国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1990）和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1994），是差不多的观点。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维凌和谘先生二人经常密谋。一次在教育部大木仓红顶楼谘先生宿舍，维凌说他俩最大的特长，一是制造说法，二是组织政党。发展组正是这种特长在适当条件下的适当发挥。目前社会不具备组党条件，将来说不定能赤膊上阵。谘先生告诫他，要小心，不能急。他们并不满足于做中央高层的工具。
说起制造说法，发展组早期，谘先生和翁永曦争过“中华民族百年振兴”说法的发明权。实际上22号楼制造的说法最多，王彦所谓“何维凌语录”，但是维凌从来不争。
维凌在发展组负责招揽人才，22号楼门庭若市。发展组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为国效力的机会、与高层对话的层次、运用新方法研究新课题的自在环境。大好形势下，维凌甚至想要建立省级分支。他的目标是把发展组建成一个严密的学术政治集团。他跟王彦将人事组织制度化，设计了专门表格，跟共产党员登记表类似，但“家庭出身”一栏改成了“学术情况”。纳新须要经过一定考核。成员分三种：正式成员，构成发展组核心；联系成员，人事关系留在原单位；通讯成员，跟发展组只有松散关系的改革志士。
80年11月，谘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社科院研究生杨小凯，很欣赏。介绍给维凌，维凌同样欣赏。他们都认为，不改所有制，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当时小凯没完全平反，发展组的年轻人排斥他。83年，谘先生在苏州疗养，维凌邀请小凯去苏州。三人一致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小凯自己是高干子弟，却坚决反对特权。他是经济学家，政治上同样敏锐，不过不愿加入集团。
为小凯去美国读普林斯顿邹至庄的博士，维凌和谘先生几次找李湘鲁，最后想出的办法是，由邹教授直接给赵紫阳写信，赵批准放行。小凯在美国宣传中国的青年改革家，引起美国社会重视。后来由美国《知识分子》杂志社总编梁恒牵线，维凌受到邀请访问美国。美国人知道他的来历，当然对他另眼相看。
王彦老是怂恿维凌另立山头，说他比起谘先生，更有才华、人缘更好、背景更硬。维凌总是一笑置之，甘愿在发展组当散仙，所以发展组一山能容二虎。樊立勤跟陈一谘反目成仇，维凌跟俩人都要好。陈云跟邓小平较劲，维凌跟朴方和陈元都交往。邓力群跟胡耀邦竞争，维凌跟邓英淘和德平都是好朋友。能容人、左右逢源，是他很大一个优点。
他考虑过发展组之外其他的路。从政，他不愿受束缚。跟太子党联手，虽然他跟朴方和德平关系良好，但太子党良莠不齐，多有特权、门第观念。而且太子党“下手黑得很”，最好保持距离。【《手稿》p.209】维凌身后我们可以看清，薄熙来、习近平都是些什么人。如果自己揭竿而起，恐怕难逃陈子明、王军涛、姜洪等人下场，效果反不如发展组。
82年万里跟谘先生讲，他当粮食部长时才34岁，跟发展组的人年纪差不多。他问，发展组里有多少人可以去当县委书记、县长？谘先生说十几个。万里让把名单报上来。谘先生慌了神，连夜找维凌。发展组30来人，绝大多数连党员都不是。发展组头两年，邓力群有时在中南海召见骨干，听汇报、发指示、问困难。所以谘先生去找邓力群，这样发展组非党骨干在一两年内就都入党了。
但是维凌对进入发展组支部书记一类的人物有隐忧。他们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作恶，但其中有魄力、敢作敢为的不多，只会唯唯诺诺、看脸色行事。他一针见血，胡锦涛和李克强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82年夏天，发展组在民委招待所开会，以邓英淘为首，多数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中部中等发达地区，决定集中力量在赣南山区开展调查。维凌是少数派，认为开发中部山区难以产生全国性影响，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应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时候，必然牵涉政治体制。另外在人力投入上，他反对孤注一掷。江西吉安区域发展调查持续了一年，消耗了发展组的精力，结果对中央决策没什么影响。
维凌认为中国政治根本难以预测。他从1982年上推到1902年，每个10年内，大事都难以预测，所以未来82-92年间的事情也难以预测。不幸的是，89年的动荡和其后的反复证实了他无法预测的预测。
民委招待所会议的收获是，组建了社会学组。在方法组内部，邓英淘侧重于经济学。维凌侧重于非经济因素，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由此形成社会学组，以维凌、黄晓京、王彦、白南风和杨冠三为主。
针对高层存在的包产到户造成两极分化的担忧，83年维凌带领社会学组到苏州，对不同情况农村家庭的收入作基尼（Gini）系数分析，以判断贫富差距，没有发现包产到户前后有明显变化。这是中国社会学取消以来，第一项农村社会学研究。
何维凌（左）和黄晓京84年在杭州秋瑾墓前
社会学组白南风、王彦和黄晓京等人参加了吉安调查，采集了人的现代性、干部的现代性、改革时代的人际关系变动、社会组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数据，采用计算机进行相关分析，在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中是领先的。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