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云知道：何维凌传（14）

春秋无义战

发展组除派生三所一会，还衍生两家全国性报纸：《中国乡镇百业信息报》和《中国经营报》，两家民意调查机构：中国（北京）社会调查所和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若干家公司、包括维凌的中美联络处。三所一会下面，也有自己的出版物。成果丰硕。

六四一来，关的关，逃的逃。维凌在监视居住中，思索朋辈的风云际会。谘先生主张，朋友要经常更换。樊立勤反对，但这恐怕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谘先生出逃，官府调查他。专案组朋友告诉维凌，不断有人说，要查陈一谘，请找何维凌，够哥们！维凌想起，文革时把杨尚昆儿子杨绍明抓起来，让他交代上面的事儿。杨绍明说，去问邓朴方，他知道的多。

维凌很坚决，无可奉告。古代株连九族，也株连不到朋友。

王小强重感情，跟维凌关系融洽。但维凌有个小兄弟杜岩，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系77级，到北京参加首届社会学学习班，拜访维凌、金观涛，毕恭毕敬。杜岩善于搅事，锲而不舍。王小强跟杜岩相互瞧不起。王小强是领导，杜岩不屑一顾。维凌训他多少次，杜岩都是当面接受，但是一点不改，惹得大家都有意见。

王彦跟维凌有20多年的交情，风雨同舟，从共产青年学会到发展组。在发展组，王彦配合孙方明负责办公室工作，为大家、包括小青年服务。他常说，我的事业就是何维凌。这是忠诚，也是抱怨，隐含着对维凌忽略他需求的怨气。他老鼓动维凌另立山头，“当年陈一谘落荒而去，还得投奔我们呢。”84年维凌隐退，王彦在发展组受冷落。一次王彦出差超标准，邓英淘管财务，就不给他报销，很伤面子。

王彦想走，遇到善于搅事的杜岩，拉着赵小冬（原北医团总支书、《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将军之女），出去办了一份《中国乡镇百业信息报》。一开始他们瞒着维凌和谘先生，维凌因此对王彦有点意见。后来维凌去看过一次，王彦居然对杜岩社长毕恭毕敬。

《百业信息报》挂在杜润生的农研中心，王岐山具体管。杜润生忌讳维凌，连累王彦。维凌建议白若冰执掌报社，导致杜岩、赵小冬等人排斥、后来罢免王彦。王彦这才回头找维凌，维凌劝他罢手。85年春，维凌意识到对王彦的亏欠，跟他冰释前嫌。

王彦带他去看他新办的《专业户经营报》，租了个大宅院，雇了几十人。他跟阎恒搭伙，挂在中国科协下面。科协书记李宝恒是金观涛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时的顶头上司，也是维凌旧识。

不久维凌自己也办报，《中国信息报》，当企业集团、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喉舌。维凌找李宝恒，还是挂在中国科协。朴方非常支持，从残疾人基金会掏了5万元赞助他们。维凌当总编，王彦副总，谘先生顾问。维凌正准备出国，实际工作由王彦负责。为了欢送他出国，也为《中国信息报》诞生，大家在民族宫聚会。王彦拿来第一份清样，给维凌和谘先生看，他们不假思索，签字付印。头版头条登的是童大林写的大块文章，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这种马屁文章本来万无一失，问题是文末画蛇添足，泄露了国家机密：无论一国两制怎样搞法、如何长久，最终还得一国一制，这就是共产主义。邓力群批示，暂时停刊。实际上胎死腹中，从未出刊。

王彦又回去办《专业户经营报》，朴方的那5万元还可以接着用。王彦先后请薄一波、胡耀邦题报头，报名先改成《中国农村经营报》、后改为《中国经营报》。维凌借助王彦的报社，尝试开拓国际市场。

白若冰接手《百业信息报》，请来好友张木生。俩人联合赵小冬，驱逐了杜岩，不久又驱逐赵小冬。白若冰当社长，张木生总编，农研中心给他们定正局级。张木生霸道，白若冰受不了，离开了。

杜岩被赶走后，跟李冬民合作，创办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不到一年，两人打起来了。分家后，杜岩的叫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的叫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李冬民本是造反派出身，四处告杜岩。

杜岩的社调所挂靠在体改所，收费服务，采用社会学方法，就特定事件或问题进行专门调查。维凌支持他，问题是王小强、杜岩冤家路窄。而且，白南风、杨冠三也排斥杜岩。杜岩仗着维凌的支持，根本不把王小强副所长放眼里。维凌给杜岩下最后通牒，杜岩还是阳奉阴违。谘先生不得不出面，勒令杜岩和社调所跟体改所脱钩、限期搬走。杜岩表面应承，实际赖着，而且还告谘先生。维凌甚至主动让杜岩把社调所挂到中美联络处，杜岩不干，嫌级别低。闹到最后，杜岩请打手，王小强请警察，斯文扫地。就这个样子，维凌还去看了卧病潦倒中的杜岩。

金观涛、王铁男在李宝恒手下编《自然辩证法通讯》，关系本来很铁。王铁男人后嘴损，二人交恶，闹得不可开交。维凌在友谊宾馆宴请金观涛夫妇和王铁男，王彦作陪，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战争状态。

虽说春秋无义战，但是从中我们看出维凌的为人，精明而又宽厚。

 

四海翻腾云水怒

维凌在发展组创立的社会学组，在体改所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白南风担任社会研究室主任，杨冠三担任社会舆论调查室主任。88年6月两室合作完成了题为《学潮分析：原因、后果及对策》的报告。赵紫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请他们认真研究，但李铁映、李锡铭束之高阁。【《谘》pp.515-23】

89年2月21-23日，体改所召开形势研讨会，杨冠三发言:“改革进入无动力状态，可能出现动乱时期。”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社会不满急剧上升，在48个测度指标中，有43个是不满意；由于机会不公，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在漫延；因为“合法性危机”，精英处于“无动力”状态。会后体改所将三天研讨会意见整理成会议纪要，上报给了中央领导人。这相当于临震预报，依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重视。六四以后，中共当局将白南风、杨冠三等人投入监狱。他们不解决问题，专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谘》pp.523, 549-50】

维凌88年底经墨西哥回国。他在学潮中的大致经历，可以根据《手稿》提到的零星碎点、更重要的——朋辈的回忆重构。重构不完整，因为缺乏当时维凌跟太子党关键人物接触的第一人称记述。

89年4月29日下午3点，谘先生在家跟维凌密谈。维凌认为政府过分强硬，导致局势恶化。两人商量，两头做工作，一方面通过朴方做邓小平的工作，肯定学生爱国，另一方面做学生的工作，说明过于激烈会适得其反。【《谘》p.579】

5月3日上午，维凌、孟繁华建议谘先生去找朴方。下午谘先生带李峻和白南风到朴方家，谈了五个钟头，一直到晚上七点。谘先生说，大家都对4•26社论不满，而李鹏4月26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三大系统普遍传达邓小平前夜谈话，把矛头一下引向邓小平。朴方问怎么办，谘先生说，让老爷子出来讲话，肯定学生爱国，不秋后算账。朴方同意转达。【《谘》p.580-81】

16日下午，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198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这段话是鲍彤起草的，由赵紫阳讲出来，两人犯下大错。这番话完全符合事实，但他说这番话的时机让大家相信，他在将矛头引向邓小平。事后赵紫阳和鲍彤为此辩解，但赵紫阳这番话说出口，邓、赵关系就到了无可挽回的田地。【1989年9月25日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鲍彤才华横溢，但书生意气。87年清查大公司、包括康华，邓楠到政改办找鲍彤，“老娘发脾气了！”卓琳要护犊子，鲍彤竟置之不理。李湘鲁听说，连忙赶到残疾人基金会找邓朴方，想挽回关系，邓朴方拒绝见面。【《谘》p.545】这件事不可能不在邓小平心底，留下对鲍彤、赵紫阳的心结。

5月17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李》pp.84-86】

在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5名政治局常委，明确赞成戒严的2票，明确反对的1票，乔石、胡启立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当然，最重要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掌舵，符合组织原则。

仅仅是点头或是摇头，没有相应言辞，不能认为是明确的意见表达。当事人点头或摇头，可能纯属偶然，可能作另外解释。姚依林就是一个例子，他嗜酒，经常不由自主地点头。在重大历史关头，李鹏总理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五名常委当中，姚依林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乔石是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学生运动的领袖。面对89年学生运动，姚依林支持镇压，乔石选择沉默。我们得问问，他们的初心到底是政治权力，还是民主自由？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谘》：《陈一谘回忆录》（2013），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李》：李鹏《六四日记》（2010），美国西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