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谘先生正吃晚饭,维凌来了。对这次谈话,谘先生有完整记录:
何:朴方告诉我,老爷子决定要戒严了,你怎么看?
陈:老爷子主张改革开放功莫大焉。这次决定戒严,可能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失误。
何:怎么说?
陈: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顺应人心、顺应时势的。但这次学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却被说成是“动乱”,不仅学生不能接受,其他各阶层都不能接受。老爷子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又缺少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总想快刀斩乱麻,还不断受到李先念、陈云这些老人的左右,所以才作出这个决策。殊不知这个决策将大大地失去民心,将大大地推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将造成中国改革的全面倒退。
何: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怎么行?学生这么闹下去,只会添乱。文革的苦头大家都吃够了。
陈:改革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但决不能“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究竟是万马齐喑好呢,还是万马奔腾好呢?当然是后者。改革因为利益调整就会带来不稳定,要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稳定,而不是用我压你服的办法形成稳定的假象。你也知道,我早就说过,从君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之间,有一个精英政治的过渡阶段,中国在这个精英政治阶段,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落后国家的起飞,确实需要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推行市场经济,朴正熙、蒋经国的成功就是如此。
你看,这次学生绝食以后,每天上百万人游行支持学生,还看不出人心所向吗?我之所以说“民心不死,民气可用,”就是说这种精神会是多么大的一股推动改革的力量呵!如果给学生摘掉了“动乱”这顶帽子,而后说:你们不是希望中国的事情办的好一些、快一些吗?现在你们可以五个人、十个人一组,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去作六个月调查,弄清那里的现状、问题和前景,学生接触了实际就会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变乱为治,何乐而不为之?
何:姿先生,像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戒严可以尽快地恢复秩序进行改革啊,你怎么会认为会造成改革的全面倒退呢?
陈:维凌,你想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李鹏这些人都是不赞成改革的啊,长年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使他们会藉戒严之名行反改革之实,多年来奋斗在改革第一线的党政干部、社会上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和学生中热心改革的青年精英,恐怕都会遭到清洗。而后,必然是旧的一套卷土重来。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何况从来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何:那你准备怎么办?
陈:我是在劫难逃喽!发展组、体改所、政改办都是我创建或参与的,已经被诬为“三只黑手”,我又上了黑名单。这回赵紫阳一下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全副武装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军队一进城,学生和民众哪里能够抵挡?一场大的悲剧就要发生了!我不能不作出痛苦的抉择: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古人叫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即使杀身成仁,也要留下凛然正气!我想,明天召开一个“三所一会”的会议,发一个公开的声明,表明我们的态度。
维凌跪了下来向我说:“姿先生,这么多年来,我们是无话不说的挚友,我敬佩你为人的品格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可以说这10年来,没有你就没有我。但你也知道,我和朴方的关系非同一般。无论我做什么事,都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紧紧地拥抱,而后洒泪而别。【《谘》p.601-3】
5月18日晚这场谈话,无疑是何、陈二人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所以谘先生做了完整记录,两人那么动感情。维凌说自己跟谘先生“在这次‘风波’事上分道扬镳。他大概坚持他对,我仍坚持我对,可能我们都对,来日方长,总还会走到一起来的,我希望我们犹如当初。”【《手稿》p.283】所谓“分道扬镳”,指的是维凌选择继续跟邓家绑在一起,谘先生选择跟邓小平决裂、反对戒严。
李鹏指责赵紫阳、鲍彤泄露戒严的机密,赵紫阳、鲍彤都不承认。【《李》p.89】按照陈一谘对5月18日晚他跟何维凌谈话所作记录,邓朴方真的泄了密。李鹏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然决定了戒严,泄密就是无稽之谈。
21日下午,维凌给李凡打电话说,他给朴方提了三个方案:一是老爷子发表电视演说,保证局面稳定;二是由我们出面调解;三是老爷子干脆不管,彻底退下了事。朴方说,可以调解。维凌感觉朴方比较悲观,认为人们都想打倒邓小平。他对朴方说,他今天上午到天安门转了一圈,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人们依然认为,改革是邓的成就。只要老爷子对目前局面有所表示,威信肯定会提高。朴方说,你们可以议一下。维凌对李凡讲,既然朴方表了这个态,下午就在他家开个会,咱们议一下?他们商量,请谁参加合适。
下午4点,在安贞桥附近维凌家,来了不少老朋友,也有李凡不认识的,朱嘉明、唐欣到了。维凌讲了他的三个方案。有人认为局势严重,我们应该代表邓去跟学生谈。李凡认为,我们不能、也无法代表邓,代表邓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们应该保持中立。
有人提出,邓应该写张手谕,保证学生只要退出天安门广场,政府事后不追究。这人说,如果这样,他可以保证24小时内让学生退出广场。
有人认为,绝对不能提邓小平退休,否则会招来全面崩溃。
维凌最后总结,原先三条,看来只剩一条了:邓小平写张手谕,然后我们说服学生在24小时内撤出天安门广场。他说,我马上跟朴方联系。【《邓》pp.173-74】
姜洪马上去找唐若昕,约吾尔开希谈。吾尔开希同意维凌的方案,但他回广场说服不了绝食指挥部其他人。他宣布自己退出,拉出一些追追随者撤离广场。其他人反应强烈,要开除他,迫使他又回到广场。李凡他们说,姜洪争功,不像话。维凌说,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好争的?【《手稿》p.420】
22日戒严第三天,晚上8点,谘先生给朴方打电话,请求转告老爷子撤军、解除戒严。朴方推脱说,我只做残疾人事业,其他的力所不能及啊。谘先生说,维凌说你也着急啊。谘先生很激动,申明:如果军队杀害人民,我就辞职、退党。朴方劝他冷静。【《谘》p.609】
23日下午,维凌来找谘先生,商量怎样平息事态。康华战略所副所长孟琏带着一位陌生人来找谘先生,来人自报门户:“我是康华副总裁黄大树,这次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学生再不退出广场,就会血流成河了!……像你这样的人是逃不掉的。”【《谘》p.610】这是明确警告,邓家已将谘先生归入倒邓阵营。
27日晚,邓小平说:“ 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李鹏迫不及待、亲自下令,中组部部长宋平执行,28日一早将鲍彤押送秦城,没办刑事手续。6月2日,赵紫阳对非法拘捕鲍彤表示强烈不满。10日,当局才补办监视居住手续。对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邓小平怎么不熟悉?鲍彤不止一次替他写讲话稿,而且跟他的子女有过那样的过节。【《邓》p.200】
29日下午,维凌跟温元凯在北京饭店见面,商议和平解决广场危机。【《手稿》p.146】他兴冲冲找到谘先生:“我干了一件大事。我想了一个办法动员学生,比如明天晚上10点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再把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欢迎解放军进城。而后,开一个联欢会,由军队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讲话,造成和解的气氛。朴方很赞成,老爷子也首肯了。”【《谘》p.616-17】当时维凌的斡旋取得突破,王丹、王军涛等纷纷表示欢迎斡旋。【《手稿》pp.420, 422】
晚上,包遵信回家,维凌留下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包遵信立即拨打,维凌马上赶来,问:能不能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维凌提议,“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包遵信问,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维凌说,跟朴方说了,老人家首肯,杨家也知道。【《包》(1997)】
晚上九点多钟在回家路上,维凌遭绑架。司机忙向王正徳报告,王正徳是中美联络处办公室主任。王正徳认为,维凌替政府做事,不可能是政府抓他。他选择报警,警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三天后警方告知不用找了,大家才明白。【《手稿》pp.XVIII-XIX】维凌是“六四”之前即遭拘捕的第二个头面人物,鲍彤是第一个。
30日早晨,包遵信赶往中国文化书院,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临时办公的地方。他讲了维凌的方案,大家听了觉得事关重大,当即指定具体联络人:刘刚、刘苏里、王丹。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正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让军队白来一场。维凌说斡旋取得进展,符合事实。包遵信马上给维凌回话,但电话已无人接听。包遵信几天后才知道,维凌从他家回去就被捕了。包遵信的回忆中,维凌被捕的时间在深夜。【《包》(1997)】王正徳当时还在中美联络处办公室值班,接到司机报告、报警、跟警察一起查看,不大可能记错。
维凌被捕后,王军涛也往他家打了电话。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维凌被迫缺席。此后的“暴乱”和屠杀,与他一概无关。
维凌为什么被抓,谁抓的?他自己以为,筹建索罗斯基金会是他失去自由的主要原因。【《手稿》p.376】但索罗斯基金会早已成立,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才抓他?六四以后李鹏说索罗斯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当局确曾一度指控索罗斯基金会跟境外敌对势力勾结。这项指控最终烟消云散,因为基金会的中方主席是国安部副部长。难道李鹏不认识自己的部下,他这个总理是怎么当的?
抓维凌的决定,早已做出。维凌被抓前几天,姜洪打来电话:“中央有一个二三十人的名单,其中要抓你我二人。”维凌、唐若昕当时还不以为然。【《手稿》p.420】姜洪自己并没被抓,他应该是提前得到消息,出自同情才告诉了维凌。
维凌常自嘲,“监狱的大门随时都向他敞开着。只有半步之遥,哥们儿他说进就进去了。”【《手稿》p.IX】他这种人,一直是受监视的,当局掌握他的言行。就我们今天了解到的他学潮期间的言行,他一没有煽动暴乱,二没有反对邓小平的行为,相反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完全合理合法。甚至可以说,他代表当时北京的和平稳定力量,是真正的共和国卫士。当局急匆匆逮捕他,只能说明有一股邪恶势力反对官民和解、希望血流成河。
抓他的不会是邓小平,尽管邓小平对他印象不好。他一直跟朴方联系,邓家知道他是个说和的。谘先生记录的5月18日晚他俩的谈话可以证明,维凌没有利用学潮倒邓的想法。
抓他的只能是卑鄙无耻的阴谋家,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如果维凌没有被抓,大屠杀能不能避免?维凌在学生和邓家之间施展政治太极,信心十足。但即使他没有被抓,学潮问题也很难和平解决。他以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两体问题,一面是学生,一面是邓小平。实际上,八九学潮是一个多体问题。学生内部不统一,不能通过民主机制达成决议,统一行动。邓小平决定戒严,赵紫阳跟他决裂。谘先生他们属于赵紫阳阵营,反对邓小平戒严。李鹏有自己的小算盘,跟邓小平也不尽一致。物理学中多体问题通常没有解析解,一般不能简化为两体问题。邓小平选择了错误的解,被李鹏利用,遗恨千古。
八九学生运动领袖刘刚这样评价维凌在5月21-29日之间的斡旋努力,“何维凌在学生绝食期间找过很多有影响的学生和介入学运的知名人士,他都是自称受邓朴方委托。这样讲话的人就是骗子。……很明显,他没有得到邓朴方的授权。”如前所述,维凌出面斡旋,朴方是同意的。朴方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毕竟不是决策人物,实在无权可授。维凌多年来扮演的,都是非官方角色,平心而论,他扮演的角色确有必要。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谘》:《陈一谘回忆录》(2013),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邓》:戴晴《邓小平在1989》(2019),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李》:李鹏《六四日记》(2010),美国西点出版社。
《包》: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蘖》(1997),香港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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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一个对双方都体面的积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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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维凌当时正在做斡旋工作,抓他的估计是不希望学生撤离广场,进而达到武力镇压目的的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