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维凌和陈一谘，是发展组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二人白手起家，都注重网罗人才，但谘先生死守一个后台，维凌八面玲珑、懂得平衡。二人知根知底，相互砥砺。谘先生批评维凌巴结权贵，是不公平的。发展组倚重太子党，成员多为高干子弟。惟其如此，它才那么成功。而且维凌也结交平民、非建制派，如胡平、王军涛、仲维光等。
维凌懂得，朝中有人好做事。七十年代末他跟陈一谘在北京重逢，开始喊他谘先生。后来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风靡全国，谘（姿）先生的名号为更多人所知晓。片子先在外地播放，大受欢迎。跟日本的合同已经签了，但广电部不敢贸然在北京播放。有人支招，把片子送给王震看。老军头看上了瘾，在请示报告上爽快签字。不像邓大姐看《安娜•卡列琳娜》，痛斥第三者。
发展组通关节的关键有两位，邓英淘和白若冰。邓英淘父亲是邓力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社科院党委书记。他妹罗小韵是摄影师，嫁给了胡乔木外甥、视同己出的杜鹰。杜鹰也是发展组骨干。
邓英淘70年代追随谘先生，到了驻马店。他把发小吴琰介绍给了谘先生，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离不离婚她都是谘先生“哥们儿”。吴琰父亲吴寄寒跟邓力群在中宣部同事、关系亲密，连带谘先生跟邓力群家也亲密。75年邓力群紧跟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受连累。他把谘先生喊到家里，将邓英淘郑重托付给他。
78年秋天，维凌、朴方在北大推动学分制，维凌由谘先生带着去邓英淘家，第一次见到他们父子。当时邓力群名声还好，在社科院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邓力群后来极左，维凌分析，一是自我保护。他两个哥哥是国民党将军。北伐时期，邓飞黄是冯玉祥部队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不过宣传科一般干事。邓飞黄留在了大陆。另一位去了台湾，因为邓力群的关系，遭软禁。而邓力群在这边，也如履薄冰。二是他的经历。他做过陈云秘书，二人私交极深。他在新疆是王震的宣传部长。87年王震提议，邓力群代替胡耀邦、当总书记。
谘先生向邓力群介绍维凌，说他反林彪、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邓力群马上说，“好啊，我们都是反革命！”当天在邓府吃中饭。席间一位中年人自称民主墙、《北京之春》的幕后策划人，大谈多党制。维凌说时机不成熟，邓力群只顾听、不表态。
邓英淘是北大经济系77级的，他爸的系友——邓力群上过北大经济系。维凌指导他学业，劝他少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马语”，加强数学，学习西方经济学。过去的“社会科学”尽是政策诠释，没有学术性。治学要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维凌把自己在北大的那间小屋借给他，他渐渐就着了维凌的道儿。维凌、朴方推动北大实行学分制，他在经济系作内应，不久完功。78年上半年刘道玉校长在武大实行学分制，是最早的。
维凌在发展组内成立方法组，讲“新语”（这里是褒义），采用新方法论研究社会问题，邓英淘、王彦、白南生、白南风兄弟、罗小朋是最早的成员。罗小朋是人大研究生。邓小平70年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时，他爸罗朋是厂长。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手艺没全忘，经测试相当于四级钳工。罗小朋在71-72年间见过轮椅上的朴方。
白若冰是人大经济系资料室老师。父亲白介夫是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莫逆。五六十年代二人在中科院共事多年，渊源很深。82年春农委撤销，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主任杜润生。发展组通过白若冰，跟杜润生接上了头。杜润生是赵紫阳的恩公。47年杜润生当中原局秘书长，河南省桐柏区委书记赵紫阳向他汇报土改工作。49年他向叶剑英推荐赵紫阳，当华南分局秘书长，后改任广东省委书记。
发展组内另有理论历史组和现状组，成员有王小强、白若冰、张木生、周其仁、高山等，讲“马语”，致力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到一年时间，近30名骨干在发展组聚首，一大半是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到81年夏天，谘先生和维凌开始发愁，发展组的在校生面临毕业分配，而发展组是民间组织，如果没有官方身份，人马将损失大半。他们既想获得官方身份，又不想失去民间组织的自在。
他们去找邓力群。邓力群先问当时大学里头胡平、王军涛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事情。维凌内方外圆，肯定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同时认为要引导他们认识到，实行民主要循序渐进。马迪厄（Albert Mathiez, 1874-1932）反思法国大革命说，民主自由的诉求造成混乱，结果反而导致专制；一个农业国，人们拿了自由反自由，拿了民主反民主。这次竞选也有类似问题，参加竞选唯一的女生张曼菱，还没辩论实质问题，便被无端攻击生活作风问题。
张曼菱81年在北大图书馆前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北大中文系78级，在校期间写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1982）被拍成电影《青春祭》。她成了作家、制片人和导演。
谘先生和维凌把话题引到发展组面临的危机上来。邓力群说，发展组的大学生分散到全国各地，开枝散叶，不是更好吗？跟他说了一整下午，他都没松口。
发展组发了
81年上半年，中共内部对包产到户意见不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支持，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农委主任）、大多数省委书记反对。谘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要走向田野，拿出一份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供中央决策参考。
81年暑假，发展组到安徽滁县开展田野调查，20多人，8000块钱，杜润生批的。环滁皆山也，山区，实行了包产到户，是实行包产到户的标本。调查的框架结构是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而不是主义和路线。采用科学方法——统计分析，避免为得出预设结论而人为选取个别典型。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给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的面貌提供了立体、动态的图景，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状况，从党政基层组织到思想文化生活，具体翔实。滁县包产到户从穷队穷社开始，后来富队富社纷纷仿效。包产到户是否适合富裕地区？报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报告分析了发展趋势，预见了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对策。
报告令人耳目一新，10月25日书记处会议上胡、赵、万里、习仲勋等交口称赞。邓力群趁机提议：为了更好地为中央决策服务，书记处接收发展组，由书记处研究室和农村政策研究室共同领导，直接对书记处负责，人事关系放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中央特批，其它具体事务发展组自行解决。提议一致通过，好事占全了，邓力群立即行文。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发表了滁县报告。
文件尚未下发，谘先生和维凌不知道已被收编，邓力群在家里召见他们，全家等着他俩。他一字一顿传达书记处的决定。紧接着，“我们老俩口跟党走了几十年，一辈子相信马列，至今坚定不移。”然后转向邓英淘和罗小韵，“你们应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如果哪一天你们说不信马列了，那好，讲出来，我们就脱离关系。”这个警告，既是给儿女的，更是给发展组的。邓力群办成这件事不容易，知道高层政治的风险，希望发展组谨言慎行。
过了几天，书记处研究室通知发展组全体成员到中南海开会。一个阴冷的下午，30多位年轻人骑自行车到府右街大红门前集合。个个衣衫不整，有如丐帮。值班军官一个一个点名，他们一个一个进到“海里”。维凌跟着朴方，算是见过世面的，在此之前，也只到过北院，找李湘鲁，赵紫阳的随行秘书。这次是南院。北院是国务院，南院是党中央。党领导一切，从南到北可以自由穿行，从北到南须要许可。
中南海建筑高大庄严，办公室、会议室都宽大无比。85年夏天，维凌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客人的身份访美，到白宫行政楼见总统助理、安全委员会东亚部主任，楼古旧，办公室拥挤不堪，相当于北大办公楼的水平。跟中南海对比，反差强烈。原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啊！
邓力群没用稿子讲了两个小时。开宗明义，说明中央之所以起用发展组，是希望发展组做好中央最高决策层的“耳目”。称赞发展组青年返城不忘农村，一心为农民服务。承诺将为发展组的工作创造条件，包括名义、经费和指示地方配合。
邓力群支持发展组，符合当时大势，陈云也支持包产到户。另外他养儿养馋了，邓英淘和杜鹰都是发展组骨干。当然如果发展组出问题，责任也在他身上。赵、万、杜润生稳赚不亏。维凌说赵、杜“太滑”，万里也对谘先生说杜润生滑头。【《手稿》p.129，《谘》p.257】杜润生欣赏发展组的才干、观点和工作，用发展组冲锋陷阵，但对发展组人事组织方面的困难，总是推脱。发展组跟赵紫阳接上头，靠的是李湘鲁。赵紫阳以为发展组是“邓（力群）家军”，不敢大胆使用。
会后发展组到维凌家，吃他的何氏面。十年阶下囚，今成座上宾，维凌提出发展组的准则为，向真理、人民、中央负责。谘先生特别严肃，提醒大家今后入朝要注意风度，不能衣冠不整、言辞不修，也不能沐冠而猴，要拿出真本事。在滁县地委食堂，白南风打赤膊，肩上搭件破衬衣，脚上嘀嗒着拖鞋，穿进穿出，百官侧目。张木生开会，即使有中央领导在场，他照样四仰八叉、歪歪扭扭。维凌就特懂，“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需要上身倾斜，略侧一边，屁股只坐半个。”
不久维凌带着王彦，俩人到王彦的祖籍地吉林调查，以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带着邓力群的亲笔信。省委副秘书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沿路官接官送。维凌装腔作势，说话拉长音、一句一顿，走路踱方步、上身不晃。反映好极了，“中央是有魄力、有眼光，选来这么年轻、这么有水平的！”
他们工作严肃认真，不分白天黑夜，一天至少15个小时。维凌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包产到户势不可挡，多数干部支持，老百姓欢迎。包产到户，农民、各级官员都受益，只有大队、小队干部受损，但政策对他们有所补偿。二、榆树官场近亲繁殖严重，不像古代还有回避制度。邓力群47-48年在榆树当过县委书记，所以当地接待特别热情。三、在长春、公主岭，像样的建筑都是日治时期修的。三十多年来，共产党都在干什么？“没钱。”钱呢？“上交了。”上交的钱又干什么去了呢？他的结论是，权力得下放。
此行遇到王彦旧识、团省委书记田学仁。维凌身后，他做到了副省长，现居秦城。
主要参考文献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谘》：《陈一谘回忆录》（2013），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