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引子
朴方、若昕等同志：
我5月31日给诸位写了一信，请公安机关转送，大概是扣住未发。6月5日我又专给朴方写了一信，仍请公安机关转送，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指望。
从6月1日起，给我看了一份5月30日签署的《监视居住决定书》。该决定书除了写下我的姓名和签发人的姓名以及所谓据刑事诉讼法38条外，其他的实质性栏目一律空白未填（如交由谁监视，在什么地方监视，监视的内容等，特别是根据什么案由实行监视的，一概未填）。依这样一纸“未完成体”的决定书（有如空白介绍信）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完全违反法律的，是对我公民权的肆意侵夺，也是对共和国宪法的公然蔑视。
尽管这几天是共和国的非常时刻，但干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而且一误再误，难道是可容忍的吗？恰恰正是在这危难时刻，对我的非法扣押更显得问题严重。我早已出离愤怒了！现设法将上两封信转交到你们手中，请火急处理。
握手
何维凌 89.6
陈一谘：“维凌是一个才华横溢、忧国忧民的难得人才。”【《谘》p.285】
邓朴方：“何维凌哪里是人才？何维凌他是天才！”【《手稿》p.XI】
朱嘉明：“何维凌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他的位置的。”
柳红：“历史有他。”
唐若昕：“何维凌是不可替代的。”
秦燕：“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
金观涛：“王岐山是政治活动家，何维凌是社会活动家。”
胡平：“何维凌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活动家。我对他某些曾经的政治观点不尽赞同，不过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扮演得相当好。”
李凡：“中国因为没有何维凌，不仅少了太多精彩，历史都不再一样！”
北大上下铺
何维凌（1944 年12月25日 - 1991年6月5日）是上海人。祖父何仿檀，广东香山人，清末武进士，民国将领。父亲何熴祖，原上海永安公司高级经理，后来划为右派。【《谘》pp.196-97】维凌生长于上海，初中读的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中读的虹口复兴中学，62年考进北大技术物理系。北大的技术物理，实际是核物理。他跟邓朴方同班、同宿舍、一张床，朴方在上、维凌在下。
这张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太子党、红五类在上，平民、黑五类在下。
朴方又红又专，偏向极左。维凌成绩优异，但自由散漫，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初期被批“白专”。实际上他共产主义信仰虔诚，主动跟他的右派父亲保持距离。政治上何邓两人不在一股道上，但两人都聪明、相互很瞧得起，交流集中在专业上。那个时候，维凌没把朴方的高干门第当回事。
北大社教65年发生逆转，彭真支持陆平，维凌又成了尖子生，技术物理系给予特殊照顾，请徐光宪教授亲自指导，单独安排实验室，准许进教师阅览室。
大学时期
文革一开始，朴方正当红。而维凌木秀于林，是北大八个“修正主义苗子”中唯一的学生。朴方没难为维凌。不久邓小平被打倒，以前围着朴方团团转的同学一夜反目，倒是黑五类何维凌还跟他有说有笑，关系甚至比以前更好。对比强烈，朴方看得清，二人关系发生转折。
一年后，二人各遭劫难。几年后重逢，朴方已是高位截瘫，而维凌仍是专政对象。相通的命运，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政治语言。他常去301医院看他，二人一起发泄不满。
四人帮倒台时，维凌在上海，朋友从美国之音听到，当夜转告他。他匆匆赶到北京，去见朴方。对于自己，他一开始的想法是回去做科研。邓小平有意让周培源先生当北大校长，朴方让维凌去透风。周先生一听，直说“才薄。”他当校长，想提拔理科的文重、文科的郭罗基当校办正副主任，都向邓小平请示。他最信任郭罗基，但拗不过党委。朴方给周先生写信，推荐维凌去中科院。周先生将维凌留在北大，安排在他原来导师、化学系徐光宪身边，研究量子化学。徐光宪，哥伦比亚大学量子化学博士，研究核材料和稀土材料的萃取，人称“稀土之父”。周先生给维凌“平反”，维凌帮他“通天”。
朴方认为维凌在科学上有大才，但他本人的兴趣已不在物质结构，转移到了社会结构。两人一见面就谈政治、国情和改革，到后来朴方看出来了，维凌心不在焉。
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维凌跟哲学系郭罗基常来往。他俩71年在大兴天堂河劳改时是朋友。维凌早已致力于新的体系，郭罗基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郭写了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维凌通过胡德平转交给他爸。耀邦很欣赏，让《人民日报》发表。但是邓小平不同意，不仅否定这篇文章，而且认定郭罗基是造反派、是坏人。维凌替郭罗基辩护，跟朴方理论了不下十次，快红脸了，不管用，朴方很少逆着他爸。邓小平不光对文章恼火，对耀邦也恼火，当着陈云的面，指责他包庇郭罗基。耀邦才上台半年，没办法，又让《人民日报》撤下，在中央党校批评这篇文章。郭罗基不听维凌劝解，说耀邦出尔反尔。维凌身后，郭罗基来了美国。
81年朴方去加拿大固定脊骨，花了半年时间。夏天回来，人大有起色，也自信了。他向维凌问计，连续数周，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维凌的基本观点：中国必须彻底改革体制，经济上、政治上。改革的前提是决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必须彻底抛弃阶级斗争理论，引进新思想、新方法。他采用的术语都是新的，宏观、微观、系统、调控、反馈、平衡、循环等。
朴方觉得有理，但认为难以被上面接受。首先是听不懂，而听不懂的都是异端。其次，即使听懂了，也不会及时起用，体制历来排外。但他动了心、认了真，开始想心思向老人游说。
朴方说，你真是西方式政治家。别人是生不逢时，你是生不逢地。如果你生在美国，我看，可以去竞选总统。这是夸赞，更是排斥。
维凌劝他办一个直接“通天”的智囊，“中国的兰德公司”，从78年一直劝到81年。朴方推说自身残疾，维凌搬出罗斯福总统。他又扯别的客观，下不了决心。
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依托残疾人基金会，当年9月成立康华实业公司（“小康华”），88年 3月成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大康华”）。人们不知道小康华和大康华有何区别，小康华经营哪种实业，大康华怎么发展，实际上到后来朴方自己也不完全清楚。但朴方还是通过基金会和康华网罗了一些人，如俞正声、刘京、唐若昕、贾虹生等。
朴方的基金会和康华不能说与维凌无关。维凌的那个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下称“中美联络处”），后来挂靠在康华。维凌以反特权为志业，却帮助制造了康华这个千夫所指的大特权。他试图以和平手段结束学潮，康华却作为官倒代名词、是学潮的一个导火索。
84年基金会创办月刊《三月风》，弘扬人道主义。85年初向王若水约稿，发表了他的一篇短文《关于“革命人道主义”》。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对胡德平讲，“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朴方说，“邓叔叔，我是残疾人，讲一点人道主义总应该可以吧！”
80年代，邓公子朴方提倡人道，胡公子德平鼓吹自由，此起彼伏。
朴方城府深，维凌感受到了。二人亲密，但是有间。朴方帮维凌，以不影响到自己为限度，尤其是不能涉及到他爸。他让维凌去找人大王汉斌，维凌不感兴趣。维凌曾跟王妻彭佩云一起在大兴劳改，彭在那里喜欢打小报告。最后朴方答应给维凌介绍上面的人，除了他爸，谁都行。但维凌就想见他爸。
终其一生，维凌没有跟邓小平当面议政的机会，一次也没有，这是他跟朴方关系的一个基本参数。维凌认为，朴方的残疾导致他在政治上自我设限，但如果没有残疾，他也达不到后来的水平；除了政治判断力强，他比较有人情味儿。
维凌感叹，如果朴方再帮些忙，他参与创办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下称“发展组”）是邓小平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智囊，由其派生的“三所一会”就不至于在六四后遭受灭顶之灾。三所一会包括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加挂“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牌子）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被认为是赵紫阳的智囊。
维凌一直想当太师，但只做到太子太傅，而且跟帝党有联系，而后党掌权。
《手稿》：《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2015），香港大风出版社。
《谘》：《陈一谘回忆录》（2013），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