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八五年省歌舞团在县大礼堂演出。一位男演员表演火爆的流行乐，用普通话跟观众互动，到最后来了一句，“个落——日的！”家乡话里，阳具叫“落”，“个落日的”比领导讲话当中的这个那个都常见。有同学认出他来，在他们那儿插过队。九九年我听到他在电台接受采访，却是满口湖北民歌。
大学毕业快离校的时候，系里老师轮番来宿舍，使出浑身解数，巴结学生不闹事，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一位是我们电子线路课的老师。弟子不肖，那门课我没学好，现在都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但我记得，他问我老家在哪。“个落——日的，”他眼里放出狡黠的光。我先是一惊，然后大笑。他也在我们那儿插过队。
九五年我去南京，坐江轮返汉，跟老同学徐明的爸住到一个船舱。我认出他来了，跟他讲家乡话。船快到江汉关，旅客们起身收拾行李，准备下船。与此同时，船员开始对过道、各个船舱进行最后的清扫。我跟徐爸爸说着话，正扫地的船员开口了，“你伢们是黄冈的吧。个落日的，苦——啊”首尾是汉腔，中间是黄冈话；他快四十岁，看出我们的疑惑，“我在你们那里插队，好几年。个落日的，苦——啊。造业造业。”他手脚不停，又进到下一个船舱。他没做什么高级事，还是觉得农村苦，往事不堪回首。
但我来自农村、社会最底层，是个小泥巴腿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有感受。
乡亲们对知青是羡慕的，因为他们家住大城市。我们那个地方离武汉不算太远，但由于交通落后，农民手上没钱，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武汉既不可望也不可及。我姆妈每次去武汉卖土布，都是徒步，单程两三天。她不识字，却是有见识的农民。武汉的条件，跟乡下有天壤之别。一个简单的例子，汉口有无蚊区，夏天睡觉不用蚊帐。没去过武汉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存在这个可能性。
我读到小学三年级，小学才建成。一、二年级的教室都是老乡的堂屋，而且是复式教学，不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我从这种环境里面走出来，到底还有点自信心。
在新建的小学校里，有时能见到武汉知青。他们住在离学校不到一里路的大队部。在那里呆烦了，会到学校晃荡。尤其是男知青，学校里有年轻女教师。只有吴老师没对象，她教我们唱歌。一次教到中间，那个男知青跟她打招呼。他们显然认识，她让知青替她教。城里人的才艺是乡村教师所不可比拟的，他教得很从容。我们看着他站在讲台上，就像仰视天外来客。他健壮的体格、潇洒的风度和自信的谈吐，农村的水土滋养不出来。吴老师不是他们任何人的“小芳”，后来嫁到了外村。
到1978年，还有知青到学校晃悠。不常来，大概多数回城了。79年7月，我最后一次见到知青，来我家跟姆妈辞行。她是我们邻居的亲戚，她家跟我父母有来往，她妈来过我家，我记得。她体态丰盈，穿碎花连衣裙，大方洋气。二哥分数够黄高，但没被录取，躺在竹床上，莫名其妙后脑渗血。她刚好撞见，取来冷水毛巾料理，很在行的样子。我就见过她这么一次。
我们那个地方是所谓革命根据地，也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穷是真的——我小时候吃不饱饭，但远不是最穷的。姆妈告诉我，大队的武汉知青多有本地亲戚，生活上有个照应，品行上监督他们不走邪路。
在我们看来，他们脱胎在城里，比我们幸福得多。我们唯有羡慕。
而在他们自己看来，插队期间，农活枯燥艰辛，一年到头只有粗茶淡饭，生活单调乏味，远离家人、身处僻壤，是他们人生中最艰苦的阶段。这也符合事实。当时农村跟现代文明基本隔绝。
“个落日的，苦——啊”是他们真诚的感叹。
城乡差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罪。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诱骗农民革命，革命成功后却将农村土地全部集体化。农民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跟知青自己究竟不同。知青在农村受了罪，诞生了伤痕文学。农民自己遭了更大更久的罪，却无以诉说。
有知青体谅农民的苦，返城多年都还在帮助农民朋友。85年延安知青王新华跟妻子林小枫收养了老乡留下的孤女桂莲。正是他记录了延安农村大人小孩吃糠的情景，2008年发表在《博览群书》，跟我小时经历完全一致。没吃过糠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情节。
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的无怨无悔。但给其中相当多的人留下永久创伤。像王新华的插友史铁生，落得终生瘫痪。我还见到另一种创伤，精神上的。个别知青在文学城上动辄破口大骂，语言肮脏，接近农村最恶劣的泼妇，让人怀疑是上山下乡的后遗症。更有甚者如习近平，为达到政治目的，美化、神化插队经历，精神偏执、政策极端，文化低下、满肚草包，似乎从未走出梁家河那口窑洞。
个落——日的。
20250826
另外，如果“个落—日的”这表达一千年前就有，那么东坡他老人家肯定也学会了 — 他被贬黄州五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