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本末

汉语“社稷”中的社是土地神，稷就是小米（拉丁学名Setaria italica）、五谷之长、古时最重要的农作物。用社稷代表国家，准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粮食最重要，而丰收要靠土地神；在古人的思想认识中，社稷就是国家的根本。

到了现代，不同人物对国家根本的认识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是阶级斗争，邓小平认为是财富，后来的领导好像也各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今天要着重了解的，是晚清郭嵩焘的观点。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道光廿七年（1847）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六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入值南书房。同治二年，署理广东巡抚，署理就是代理的意思。光绪元年（1875），署理兵部侍郎，国防部代理副部长。次年，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任出使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开中国外交的先河。郭沉浮宦海，虽然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但周折颇多。终其一生，官不过二品，官阶和名望不及跟他沾亲带故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也不及他的知交李鸿章，所以他自嘲“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见岳麓书社《郭嵩焘全集》第14册，第211页】

郭虽然只是二品官员，却是地道的一流人物。清朝的世界观继承了历来的中央之国的思维，直到国势衰微，还指望八方来仪、万邦朝贡，拒不接受西方提出的对等外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清朝割地、赔款。郭钦差出使英法两国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登门道歉、修复关系。慈禧太后没有选错人。就思想水平而言，没人比郭嵩焘更适合的了。

早在同治五年（1866），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致信总理衙门，就沿海贸易发表看法，认为“购买轮船，不如新制之合用。”与其买船，不如改制。设立市舶司，鼓励商民制造轮船，参与国际贸易；市舶司提供护照，督抚负责征税。这样发展民营经济，可以做到官民两利，促进中国的外贸竞争力。不但外贸，兴修铁路也可以实行民营，洋人也可以参与，洋为中用。郭嵩焘建议设立市舶司的“新制”，他指出，不过是仿照宋、元遗制，古为今用。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引用古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指出“圣人所重者道也，所薄者器也。”世人“习其器而虚以其道，”是本末倒置。轮船、铁道只是“器”、是末。合理的制度才是“道”、是本。【见《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185-188页】郭嵩焘这样的见地，不要说在当时，放在今天也还是领先的。

光绪元年，郭嵩焘呈交了关于海防事宜的条议。再次建议设立市舶司，主张发展民营经济，认为民富则国强，官府“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他对于社稷本末的论述十分精辟，“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郭嵩焘所谓的政教，值得揣摩。“政”当指政治制度，涉及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教”当指人民教化，就是公民教育。政教之及人，就是指的公民教育的普及。依郭嵩焘看来，相对于公民意识这个本，不要说工商业，就连国防也只能算是末。【见《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339-347页】

这样的思想是超前的。当时的守旧人士就不提了，进步人物林则徐、严复和黄遵宪只是艳羡西方的船坚炮利，局限于“器”的层面，基本不涉及、甚至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张之洞和冯桂芬等人提出“中体西用”，企图将“体”和“用”割裂，对西学采取一种功用态度。直到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临死之前才在遗折中表达了跟郭嵩焘类似的观点：“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见光绪己亥（1899）刻本《张靖达公奏议》卷八《遗折》】确实，无论本末、体用、形而上和形而下，只要是合理的、先进的，就可以按照合理步骤，加以采纳，从善如流。革故鼎新，为什么一定要严分华夷、作茧自缚？在郭嵩焘和张树声看来，社会制度才是本、道、体，科学技术只是末、器、用。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激进人士鲁迅、钱玄同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新派人物中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就更多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固然好，但是废除汉字和中医是否明智可行？倒不如郭嵩焘、张树声，以中华智慧，有效地消化、吸收西洋文明。郭以“道”和“器”、“本”和“末”，张以“体”和“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结构，不是很贴切吗？我们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不用人为地将中外对立、平添不必要的障碍。历史证明，中华智慧可以有效地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以先进文化改造自我，吐故纳新，延续、增强生命力。

近现代的历史，证明了郭嵩焘思想的宝贵价值。前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曾经一度领先于美国，其核武器储备长期令美国人瑟瑟发抖。但苏联由于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最终于一九九零年代初崩溃。科学技术，包括国防科技，即使是核武器，也还只是器、末、用。社会制度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道、本、体。郭嵩焘关于社稷本末的思想，就像古人以社稷代表国家一样，准确抓住了现代国家的核心本质。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只接受别人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期望国家强大，正所谓“习其器而虚以其道”，“遗其体而求其用”，舍其本而逐其末。清朝和苏联的历史，是前车之鉴。

郭嵩焘生前屡受挫折，身后寂寞无闻。这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国家的悲哀。他本人是自信的，“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见《郭嵩焘全集》第14册，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