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正式的说法是 “家政工人” ，从英语里 domestic helpers 翻译过来。香港人可不管这么多，一口一个 “佣人” 叫得很自然，毫不扭捏作态。直接了当，正是香港人的行事作风。大部分女佣是菲律宾人，简称 “菲佣”。其他的，印尼人也不少。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家有一个斯里兰卡女佣。东南亚女人棕色皮肤，直长发，黑黑的眼睛又圆又亮。细看，能看出差别。菲律宾女人圆脸，浓眉大眼。印尼女孩戴头巾（穆斯林），身材和面容更为娇小秀气。我认识的斯里兰卡女佣则苗条秀丽，是一个 “黑里俏”，非常安静能干。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菲佣，是我们到香港后不久。
十八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家四口随先生的工作移居香港。落地没多久，我就发现带去的婴儿车严重水土不服：宽大笨重的美式婴儿车，跟中环拥堵的人行道和半山的户外电梯格格不入，偶尔还会招来几个白眼。两个稚子，一个两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一把得力的婴儿车是刚需。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坐天星小轮去尖沙咀的海港城买童车。海港城有一个购物区集中了各种母婴用品店：衣服，玩具，食品，游乐场。。。。。应有尽有。我们很顺利地就选定并买下了一辆轻便的婴儿车，英国牌子 Maclaren。
走累了，我抱着小儿子在商场的长凳上坐下来。小儿才五个月大，是个结实的小白胖子，圆脸大眼睛，人见人爱。我注意到旁边一个菲佣模样的女人在不住眼地看我们，表情又羡慕又感触。攀谈之下，知道她是想起了自己留在家乡的孩子，所以红了眼睛。我自己没有经历骨肉分离的痛苦，但身为母亲，我理解也为她难过，努力安慰了她几句。十多年过去了，她的面容已经模糊，但记得她哀伤含泪的表情。
在半山定居下来以后，日常生活里女佣无处不在。惠康超市买菜，公园里看孩子，人行道上遛狗，早晚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孩子，去干洗店送取洗衣物。。。。肩背手提，一刻不闲。头发随意扎起，脚上常常一双黑色的人字拖，口里是响亮的菲律宾语，叽叽呱呱，听着热闹得很。
香港的中产之家，有小孩请菲佣是 “标配” 。不管大人小孩，都叫她们 “Auntie”。从新认识的朋友那里，我也听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有一个大陆过来的年轻妈妈，家里就一个四岁的孩子，但请了两个 “Auntie” 。一个做饭买菜，一个只管带孩子。会不会因为分工不均吵起来？不会。这俩 “Auntie” 是亲姐妹。我到现在都很佩服这个朋友的管理能力。还有一家，爸爸澳洲人，妈妈美国人，三个孩子，两个 “Auntie”。男孩子不服管教，才五六岁大的小孩就会威胁女佣: “I will tell my mom to fire you!” 不用细思，已经极恐。
大儿子上幼儿园了，会请小朋友来家里玩，有时候是 “Auntie” 作陪。儿子在学校的好朋友是一个金发小男孩，叫 Jeromy。Jeromy 的 Auntie 叫 Melissa —— 话说，菲律宾女人叫 Melissa 的真不少，我认识的就有两三个。Jeromy 来玩过好几次，还有一次他姐姐也跟着来玩。最后一次来，孩子们玩得很开心，Melissa 却心事重重。她说主人家要搬回法国，却没有提前通知她，现在合同快要到期了才告诉，她担心不会很快找到下家。我只能尽力安慰她，说去找中介问问吧。她说找中介要中介费，她怕拿不出来。我劝她不要烦，我会帮她。两个孩子在看一本书，不知怎么说起将来的事情。Melissa 按下心头的烦恼，对他们说：“想想吧，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两个都长大了长高了，再见面的时候说：原来你是那个谁谁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有趣？” 两个小男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呵呵笑起来。我觉得 Melissa 的心胸真是不一般。
过了几个星期，Jeromy 一家搬走了。Melissa 没有地方住，去跟同乡的姐妹挤。她无事做，白天会过来跟我闲聊一会，看着很孤单。有一天，她急冲冲跑过来找我，说中介帮她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要交一千多块港币的中介费。我身边没有那么多现金，就出门去中环的取款机取了给她。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过了一年半两年，我在中环的 IFC 逛街时看到 Melissa。好像是周日休假，她和几个女朋友在一起。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都跑过去打招呼。她有了新工作，和从前一样。我怕还钱的事让她为难，很快挥挥手说再见就走开了。她站在那里，眼睛红起来。
（未完待续）
我觉得香港的菲佣还是敬业的，多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倒多了边界感和约束。
我今年的独立日过得很安静，正是我喜欢的。
问好沈香，周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