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数难逃（上）

话说满清入主，中原陆沉。满清为了控制中原士人，于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法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

加上乾隆的《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其后果由钱穆先生总结曰：”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 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专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简单说来就是满清统治统治三百年后，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都已经腐化油滑，由这些人去负担起中国变革的重担简直是缘木求鱼。因此欧美左翼思想乘虚而入，而其中表表者是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出身铁匠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曾当过矿区小学教员。20岁时进入神学院。科学习，加入共济会。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后，自愿到中国传教。

他于1869年11月17日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大同学》在书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中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在第4页的第一章《今世景象》中该书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误为英人）接着又译了《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文字在现今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大同学》在第40页的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又提到马、恩的名字，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大同学》第42页同是第八章中，在论及解决贫富矛盾时写道：“恩格斯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本书作者认为：“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名论”。

1916年5月，李提摩太因身体原因辞去广学会总干事职务回国。由于他在华的卓越工作，女王和英国共济会授予他为33度会员，马耳他骑士勋章。1919年4月17日在伦敦逝世。

李提摩太先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先去了烟台，尝试着各种传教方略，与他一起去中国的人有人传道几十年也没有什么果效，由此便灰心丧气，放弃传道。但李提摩太挺会总结观察，他学会了通过看病救人的手段可以传道。当时所谓的看病，只不过他从其他传道医生同事那里拿些药，便能够治住病，因此很多人都到李提摩太看病。他解决了很多当时看起来很难治的病，由看病使中国人刮目相看，拉近他和中国人的距离，使他的道也传开了。他更进一步，改装易服，穿着中国人的长袍马褂，还有一顶带着假辫子的帽子。他如此便中国化，人们对他当初好奇到了后来也习以为常了。

有次李提摩太与他的同事们为了传道，要用马车拉一车的铜钱去散发救济。遇到了土匪，他们本有枪，但思想一番，他们本来是为了救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拿枪对着他们要救的人呢？为此他们便把枪塞到麦秸垛里，与土匪交谈，对方也没有恶意，只是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罢了。

开始时李提摩太在烟台传道，后来他也下了几次农村，他感受到内地福音的缺乏，后来便迁移到青州。每到一地，他便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当然他有英国使馆的支持，如果当地长官为难他的话，他总是以使馆领事给比当地行政长官更高的长官写信为最终解决办法，这招很有效，上面的长官给下面的长官施压，在中国中国官僚社会里，下面长官要怕他上面的上司。

由于当时中国迷信，对外国人很为排斥，李提摩太在租房上常遇见问题。每到一地，总是有人找他的麻烦，不让房东租给他，这些压力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施加的。但李提摩太总是能够解决，他开始让让，但对方得寸进尺，逼他离开当地，他便不得不找英国领事施压。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战败，在英国领事的面前还是不得不给面子的。

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他在青州积极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他通过教会，让英国浸礼会筹款，以救济来开展福音工作。他在救济中也总结了一套方法，如何防止救济金被多次冒领。

通过在山东赈灾，李鸿章开始知道李提摩太这位传教士。当时他负责照料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他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李鸿章送一张手扎表示感谢。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在山东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写信给李提摩太说，他们对他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他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而最后李鸿章还批一张通行证给他。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谕旨给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

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的一个秘书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刁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李鸿章批示的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仍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正常有李鸿章的批文，曾国荃理应比较客气。我觉得一方面固然是朝廷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考考这位传教士有多少斤两。

曾国藩曾经把自己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两派相互仇视得很厉害，往往会相互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当我向巡抚征求意见，问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放我将来收到的救济金时，他闪烁着狡狯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结果李提摩太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并立刻去拜访那位天主教主教。李提摩太把巡抚的意见告诉那位主教，并说，非常愿意把银子交给他，用于孤儿院的维持，条件是让他的一个助手参与救济金的发放，因为那钱不是他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

然而，那位主教立刻就拒绝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说必须把这件事汇报给巡抚。主教表示非常同意。于是，李提摩太起草了一个关于他们会谈的情况报告，并把复印件寄给了主教，要求他确认这是会谈的真实纪录。他很快就把复件返回来了，确认一切所记完全属实。李提摩太立刻把报告呈交巡抚，同时请示赈济灾民的其它方案。巡抚迟迟不予批复，并且在继续拖延。

因为曾国荃迟迟不回复，钱在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要被饿死，李提摩太等不及了，就捎话给巡抚，由于这么久没得到他的任何明确行动方案，建议在五天内把救济金发给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这样一逼，曾国荃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李提摩太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李提摩太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他，以便不受扰乱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井然有序开始了，直到结束。

1878年，李提摩太的求救信到达伦敦，威妥玛爵士和坎特伯莱大主教联合市长，在市长官邸开设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筹集的款项通过电汇汇到了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50两一块，每1000或2000两装为一箱。这些银箱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安排发运。他派遣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银子押运到太原交给我。

由于认识到李提摩太不是敌意，政府官员接待李提摩太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迎他们到来，令他的传教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教堂也开始建立了。

李提摩太在传道的同时，他自己积极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经典，与中国知识分子交谈。他不仅拜访儒家人士，还是拜访了寺庙僧人，也去了清真寺，与阿訇交谈。他也与天主教人士来往，还注重在救灾中的基督教各个教派的联合，注重划分区域开展工作，浸礼会和内地会也应该有区域分别，防止重叠工作，降低了效率，浪费了资源。

经过山东，山西两省的赈灾，证明李提摩太能够同时与官府民间打交道，而他在海外的筹款能力，更证明他海外教会或者势力同样资源丰富。

当1878年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李提摩太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千千万万山西民众谢意。李提摩太最后还是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

后来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的前山东巡抚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李鸿章也给李提摩太请赐了爵位。

自此李提摩太开始在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1880年中俄发生冲突，写一本小册子《和议论》，引起主战派不满。同年9月，他路过天津。李鸿章派人向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先生传话，希望能同伦敦传教会的朱乃森·里斯先生（他曾在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省赈灾）和李提摩太见上一面。这是李提摩太首次与李鸿章见面。张之洞也曾经提议他停止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

同时英国浸礼会也对李提摩太的工作非常满意，《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库博先生和李提摩太的报告里，显然可以看出，基督差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则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异教徒从地狱的磨难里拯救出来。

1888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李提摩太。他用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曾纪泽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后来曾纪泽请李提摩太的夫人教他小儿子英语，成为曾国藩孙子的老师。

1890年，在李鸿章任命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从此开始掌握中国的舆论机器。报纸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写了一些文章。每周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李提摩太还发表了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李提摩太的社论在当时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广受欢迎。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李提摩太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是在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被梁启超称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契合了社会的要求，适应了当时接受新知的士子和士大夫的需要。

起初，广学会的图书也是采取分发和赠送的形式，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它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反而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就注意到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李鸿章与张之洞都同时要求会面，甚至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那么这本《泰西新史揽要》究竟是本什么书呢？这部原名《19世纪———一部历史》(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 History ，1880 年伦敦首版)。与19 世纪欧洲众多的历史学家相比，本书作者麦肯奇的名字暗淡无光。我曾尽可能查找相关资料,但所获只有一条简短说明:麦肯奇,英国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关于其作品的评论,也只有广为熟知的柯林武德的断语———“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是关于进步的“狂想曲”“, 如果不是在它们第一次出版时就过了时，那么十年之后仍然被重印的时候也必定陈腐了。为什么李提摩太会选择这样一部英国经典学术史中的反面典型? 他耗时长达三年的时间,究竟对其寄予什么样的希望？

在《十九世纪———一部历史中》，麦肯奇以浓厚的进化论观点系统叙述了19 世纪西方各国从愚昧、野蛮、战乱、贫穷逐渐向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程,内容涉及民众运动、政治沿革、国际关系、教育教化、法律商业、物产风俗、科技发明、交通报馆等等,既不是一部完全以精英为中心的历史,也不是一部论述社会静态的历史。它所记述的是正在经历迅速变化的欧美政治与社会,以英、法、美、德、俄、意的成功改革对比奥地利、土耳其、教皇国的因循守旧,从而说明强盛之道并非与生俱来,而在于弃旧图新、勇于变革。麦肯奇不遗余力地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历史的曲折是如何可以被理解为通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好事多磨。

简单说就是从中世纪的野蛮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但《仇恨之源》就论述过，中世纪并不黑暗，而且是繁荣的。

其实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史观，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所谓“单线进步”。中国自秦后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封建必须有诸侯分封，秦以后何来诸侯？可见这个路线图在欧洲还凑合，来到中国就水土不服。

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就更是可圈可点。在《泰西新史揽要》中，麦肯奇原作中多次提到的“revolution”(今译革命) 一词，李提摩太译本中均以“乱”或“整顿”、“变易”等词出现，没有发现使用“革命”的字样。其中的原因除了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革命”一词还不曾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外，也反映着李提摩太对法国历史的理解。他把“革命”的积极方面等同于“整顿”、“变易”, 消极方面等同于“乱”，认为民主、民权是人类智识进步的自然结果，暴力手段强行改进必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法国变革道路这样评述:

法国多难, ??故1789 年法国突起之乱，直至那破仑第三去世之日，始可目为平定，始可号为变易。??法国整顿国制之时有绝大之弊焉，倚于君主之国之人与倚于民主之国之人分为两党，从前君主之国苛待小民不遗余力，民之不服也固宜，乃民主之国骤得大权，即以图报前仇为切己之事，是不啻以暴易暴也，且自有此举，彼此相间即如大敌。夫他国固亦有分为两班轮掌大权者，然所争者公理，非私仇也，故初无仇视之心。乃法国则不然,八十年中君主、民主两班分毫不肯相让，甚至不通庆吊，几如不共戴天，识者从旁窥之，几何不为之齿冷哉?

一句总结，李提摩太认为法国大革命只是过激而已。

此外李提摩太对他当时法国的评论已经是：“如今者法(国) 真为民主之国,大难亦芟夷殆尽,大抵日后之兴未有限量”。也就是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只是曲折道路的一部分。李提摩太时代，都知道当年法国大革命逼教士放弃信仰，烧毁教堂，难道他不知道？他作为基督徒竟然忽略这个所谓革命有灭教之罪？单凭灭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个所谓革命是一个叛乱，再加上革命的几年间，这个所谓革命把巴黎变成一个屠宰场。可见他所谓基督信仰只是他的一个伪装而已。

然而真正这本充满毒素的《泰西新史揽要》竟然成为当时官场与士人的热门书，被奉为经典。中国的变革从一开步就被误导了。不得不佩服共济会的深谋远虑，计划周详。

1895年10月17日，李提摩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康有为说他信仰在广学会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李提摩太相互协作。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