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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2021-01-24 00:52:24) 下一个

每个人都留有一份孩童时代珍贵的记忆,我的记忆就是同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

外婆出生于20世纪初,从小生活在东海之滨,生活优裕,读过私塾,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能流利的背诵《大学》、《中庸》、《诗经》、《论语》、《孟子》等有关篇章,未受过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的影响。外婆缠过足,"三寸金莲"的枷锁把她紧紧栓在家庭小天地里,跟着整个家庭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沉浮浮,没有了自我。她一生从未为自己真正的活过,要么被家庭亲情所左右,要么被社会的兴衰交替所支配。那时的中国社会风云际会,旧时代分崩离析并未帶来和平和安宁,外敌的入侵,破坏,杀戮更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每个人都被大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往前跑,像是滾滾洪流中的一粒碎石,身不由己四处漂泊,无处安生,直到这块碎石搁浅于平坦的滩涂。外婆于1948年移居上海。

我出生的那年,外婆在上海已经生活了整整十年,在这段期间她经历过多少人生变故,遇到过多少生离死別,我都是从与外婆朝夕相处中才逐渐的认识和了解。外公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国民党高官,随着蔣介石兵败大陆,他也去了台湾,留下妻儿十余人在上海。外婆沒走的原因有很多,形势紧张,时间紧迫,家庭人口众多,大舅舅病入膏肓等,这些看似都是原因,但又不全是,或许命该如此才是最好的解释。大舅舅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参加过"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抗日大后方工作,担任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国防部史政局图书馆上校副馆长,1948年底因肺结核晚期,辞去公职,在家养病。外婆并不忍心抛下病重的大舅舅和包括妈妈在内的5个正在求学的孩子远走它乡,命运之神就这样把这么大一家子人留在了大陆。1949年以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外婆变卖家里的贵重物品,出租多余的房子以维持生计,甚至靠借贷勉強度日,直到孩子一个个外出求学,有了安定的工作,有了穩定的收入,外婆的生活境况才有了改观。

我小的時候一直喜欢缠着外婆,喜欢听她讲故事,讲过去我们家发生的事情,讲我自己幼年的趣事。说到我的幼年,外婆总是含着微笑,低低的说:"有一天,我去医院托儿所接你,你静静的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当你见到外婆来了,顿时哭着站立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你的褲子都已经湿透了,臭哄哄的。那天正下着大雨,我赶緊抱着你,护着你坐上28路公交车,一路小心翼翼,怕你淋雨,怕你着凉。回到家里,外婆浑身上下沒有一处是干的,真成了一只‘落汤鸡’"。说完后我们总是相视而笑,这是我小时候许多糗事的一桩,外婆经常把这事拿来数落我,她说的亲切自然,我听了有种甜丝丝的溫暖。外婆还讲了许多童话故事给我听,特別是《石门开》的童话连环小人书,外婆那帶着海门口音的:"石门开,石门开,勤劳好汉要进来。"的朗读声,声声入心,让我永不忘怀。有时外婆会脸对着我,喃喃自語背些古诗"关关睢鸠,在河之州。窈窕素女,君子好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那时候年幼,根本不知道外婆在说些什么,只感觉外婆的声音像是唱歌般的美妙动人。除了这些传统的啓蒙教育之外,外婆还同我说了许多她家乡的风情和趣事。当年她也是风风光光的出嫁,陪嫁有二千五百步田地(二百五十步为一亩),还有许许多多的陪嫁,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后来大部分陪嫁都在抗日战争中丟个精光。说到日本鬼子,外婆显得异常的义愤填膺。她说,日本人通常都占领大的乡镇,他们就往乡下跑,有一天外婆听到河面上有机动船的马达声,便知道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便顾不得收拾細软,帶着孩子马上逃命。那次正逢端午節,日本鬼子把家里的腊肉、鸡、鸭、蛋等吃的东西都洗劫一空,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记忆。但是细想一下,有什么比保住命更重要呢?想到这些也就释然了许多。

我在外婆的抚养和呵护下渐渐地成长,但男孩子都有好动的天性,我好像有用不完的体力,孩子好动上海人称之为"老皮额",而"皮"的結果只有二个,一个是被人欺负还有就是欺负弱者,被人欺负不仅自己受皮肉之苦,还会让外婆平添一种伤痛,她希望心愛的外甥能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欺负弱者也会让她担惊受怕,寢食不安。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欺负同学的事情可谓是司空见惯,有一次,我看见女同学穿了一条崭新的裤子,就故意使拌,把她摔了一大跤。同学的父母拿着破了洞的裤子找上门来,外婆忙着对人赔礼道歉,又允诺织补好以后完好奉还。处理完这事之后还不能告诉父母,怕我被母亲責罚,一切都是由外婆默默的摆平。有些事可以瞒著父母,但有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下去的。有一回,我和弟弟想打乒乓球,就把家里的吃饭桌和写字台拼成一张球桌。家里的饭桌紧靠着壁炉,要把饭桌搬开,先要把桌子抬高半尺,我和弟弟二人胆大力小,刚把饭桌抬了起来,台面上的玻璃却滑落在地板上,摔的粉碎,这一次母亲可不会轻易饶过我们。母亲下班回家先是責骂,骂完后自然进入下一道程序,就是动手责罚。这个时候,外婆拦在我们兄弟俩面前,为我们求情。这次妈妈虽然手下留了情,但还是坚持处罚一下我們,恰好过几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西郊公园春游,母亲坚決不让我们去。同学出游的那一天,小伙伴们个个兴高采烈,列队从我家窗前浩浩荡荡地走过。我爬在窗台前,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暗暗的掉泪,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外婆看到我伤心难过的样子走了过来,抚模着我的头,轻声地说道:"外婆现在就帶你去外滩玩。"外婆想补尝一下我的缺憾,但她哪里知道,我最喜欢的还是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父母亲工作非常的忙,家里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外婆照顾,早上买菜,安排我们兄弟倆的早餐、午餐,还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从早忙到晚,我以为外婆有用不完的力气,也沒有去帮她一下,说一些贴己关心的话,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外婆把家里的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外婆告诉我,她烧菜的手艺还是到了上海之后,才慢慢开始学的,她家原来的厨师长富师傅烧的一手的好菜,特别是他红烧鲫鱼,家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喜爱吃。虽然外婆说她家的厨师好,但是我觉得外婆的烧菜的手艺是最好的。吃午饭的時候,她总是笑咪咪的看着我们先吃,我们吃了一大半她才开始动筷,她总是说,她小時候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还说了一长串的菜名,像这些菜名可以吃似的。她在最困难的時候总是想到生活中的快乐時光,这是她悟出的人生道理。

外婆一家到上海后从犹太人手中买下了我们住的房子,这栋楼房有三层,共有10多间房间。刚开始的时候,外婆把底层的若干房间租给外公的学生,成了"钱兆记运输行"写字间。全家人都住在二楼和三楼。大舅舅过世后,舅妈帶着表姐去了香港。之后,二姨妈、三姨妈、小舅舅、妈妈都外出读书和工作,家里空置的房间有好几间,外婆把房间有的租给別人,有的给乡下来上海讨生活的同乡暫住,其实所谓的暫住就是变相的久住,久住变成了想要霸占外婆更多的房间,因为隨着政治高压的来临,外婆完全处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一面,社会已经没有是非之分,人性中的丑陋也开始粉墨登场,有些同乡更是有恃无恐,外婆也只能忍气吞声,妈妈见状只能搬回来与外婆同住。外婆是个家庭主妇,没有生活收入,但姨妈都会定期寄些零用钱给外婆。每当外婆收到汇款后,我经常能见到这些人来我家向外婆借钱。他们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一副翻身作主的样子。当要借钱的时候,则换上另外一副面孔。进屋来先跟外婆聊聊天,套个近乎,说些外婆家过去的风光往事,夸奖一下外婆的子女如何有出息,如何的孝顺,说到最后都是张口借钱,她们的声音压的底底的,眼神带着求助的目光,借钱的数目往往都不大,五块,十快的,因为再多外婆也没有这个能力。当我懂事后我问外婆,这些人平时专门欺负人,你为什么还要借钱给他们?外婆告诉我,如果不借给他们,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至少他们现在会碍于面子,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冒犯举动。外婆说,他们借钱还是会还的,掉一下头寸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像我们家过去的佣人小翠,在上海落脚之后,专门在你妈妈放学回家的路上等她,把自己挣的10块钱给你妈转交给我,她也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处境困难,也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外婆总是这样对待他人,把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

外婆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费心费力,还要历经无尽的痛苦和思念,在她身上肩负着不堪重负的担子。除了思念音信不通的外公之外,舅舅的境遇也让她茶饭不思,一切痛苦都源自于她最心爱的男人。1956年,小舅舅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与林昭一起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去了宁夏教书,其实是变相的发配边疆。20多年的边塞生活,历经九死一生。外婆心心念念都是舅舅的安危,与舅舅写信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外婆眼睛不好,有青光眼,白内障。每当接到舅舅的来信,她都力求尽早回信。冬天的上海特别的阴冷。外婆穿着深色的中式棉袄和棉裤,戴着黑色的绒线帽,生着冻疮的右手紧握着笔,伏在桌上很吃力地写信。她写信的时候,我就坐在桌旁看。外婆写的信字迹工整,每写一个字都很认真。写完了信之后,她的双眼都泛着淡淡的泪光,眼眶里也布着红红的血丝。有一次看到外婆收到舅舅寄来一大包裹,里面有一大袋宁夏产的枸杞子和一封家信。外婆看完信后告诉我:这东西吃了可以治疗眼病,你舅舅要我天天吃。以后,我看到外婆煮饭,会等米饭快要熟的时候,拿一个精致的小碗,放一小把红红的枸杞子在碗里,然后把小碗放在米饭上闷上一会儿。吃的时候,外婆总是要在我嘴里喂上几颗,喃喃地:"舅舅寄来的东西你也要吃,长大眼睛好好的,像你爸爸一样做个出色的外科医生。"看着她慈目善眉的面容,咀嚼甜丝丝的枸杞,我的心同外婆一样很开心。寄信的时候,我陪着外婆去提蓝桥的邮局,总是争着要把信投入邮筒,好像在这封信里有我的一份努力,有我的一份祝福。外婆书写的信和舅舅来信的字迹都是整整齐齐,从不了草,他们把写信当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来完成,因为字里行间都沁着他们母子的心血和泪水。我当时看不懂信的内容,只知道一张信纸会引人伤心,让人掉泪。

文革中外婆的处境越来越凶险,忧伤经常挂满外婆的脸上,有时候,她也会流露出一些喜悦的心情。特别是我们家和小姨家聚在一起,二个女儿,还有我们下一代围着她,那是她难得的畅开心扉,开心快乐的时光,有时外婆还争着下厨给我们大家做她拿手的香酥鸭,这是她最喜欢做的菜肴。每年的逢年过节,居委会都要组织慰问军人家属,二姨妈是现役军人,医学专家。居委会敲锣打鼓地上门,送上关怀,送上赠品,外婆看着一大群人总是埋满了笑容,这是她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像是在向左右邻居展示自己光风的一面,也像是告诉居委会来的人,她并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拿捏的人物。因为她晚上还要去街道上举办的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白天是革命军人家属,晩上是反革命家属,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

有一次,外婆晚上很晚才回家,家里人都早已睡下了。外婆躺在我旁边长呼短叹,呜呜的抽泣着,虽然她強忍着尽力控制住自己,但夜阑人静的时候,我还是被惊醒了。我问外婆怎么了,她一把抱住我,眼泪滚入了我的脸庞,我伸出小手去擦她的眼睛,可是外婆的泪水像掘了堤似的。外婆告诉我,她晩上回来的时候,头昏脑胀,两眼昏黑,一不留神,脚下给一块铁板拌了一下,重重的摔在地上,她在路边坐了好久,才一步步艰难的走回了家。外婆说胸口很痛,我把手从她脸上移开,赶紧抚摸外婆胸口,尽力想办法缓解她所遭受的痛苦,深更半夜的,我们祖孙俩揉了哭,哭了又揉,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由我陪着外婆去学习班。当时海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临潼路长阳路的拐角处,外婆在里面接受改造,我站在屋外等她。长阳路是一条连贯东西的大路,路的二边人行道上种着间隔有致的行道树。夜雾渐浓,长阳路上来往车辆也稀少,昏暗的路灯有气无力般的照在马路上,人行道紧靠马路一侧有一长串斑驳的树影,另外半边则在浓浓的树荫下显得漆黑一片,难怪外婆回家会在这里给拌倒。街道办事处对面正对着提篮桥监狱的大门,二名站岗的兵士一动不动的站立着,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到少许的安心,但又多了份异样的恐惧。夜深人静,外婆这才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出门外,她的脸上挂满了忧郁。在路上,我的小手紧紧的拽着外婆,生怕她有什么闪失。我们祖孙俩就这样默默地回家,什么话都没说,外婆说的我根本不懂,我也不会像女孩那样说些关心贴己的话,让外婆宽宽心。外婆裹着小脚走的很慢,我能做她一根"拐杖",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我确信有我在外婆就不会再轻易摔倒。长时期的学习班并未让外婆的境遇有所改善,居委会决定要把她遣送去陕西农村,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去了大西北无疑是死路一条。妈妈急的没办法只能打电报给二姨妈,二姨妈马上从北京赶来上海,经过几番交涉,总算有惊无险,平安过关。

七十年代,外婆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舅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6年又带着舅妈回沪探亲,外婆整整有二十个年头没有见到心爱的儿子。舅舅舅妈的假期虽然短暂,却让外婆如沐春风般的快乐,逢人就会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她积郁太久,或许说出来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没过多久,二姨妈把外婆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的部队大院,门口有卫兵把守,大院里的人见到她总客客气气,尊敬有加,那里是另一番不同的天地。外婆回来后常对我这样描述在北京的生活。八十年代,舅舅一家离开宁夏调回了南方报社工作,外婆也搬去同舅舅住在一起,不久我也出了国,我再也没有能见到我最心爱的外婆。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书中写道:"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龙应台把她自己定位在內战撕杀,骨肉殘杀的竞争之中。但是千千万万像我外婆那代中国女性,她们不懂政治,她们痛恨战爭,她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出于人的本能尽力去逃生,尽力地保护自己孩子,但是结局往往令人心碎,多多少少的不幸的人都被无情填埋在历史的沟壑之中。外婆的一生不但要历经男权社会帶來的压迫,也要面对社会动荡所強加在头上种种磨难,生逢乱世,历经沧桑,劫后余生这些词语都不能完整表达外婆的人生磨难。伊壁鸠鲁哲学认为,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乃是快乐的前提。但在战乱频生,社会失序的年代里,有多少人能做到身心无痛苦,灵魂无纷扰呢?又有多少人有快乐的人生呢?

半个多世纪前,与外婆在一起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而我对外婆的无尽思念"唯是春风秋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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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hz82000 回复 悄悄话 不容易
Skhmc 回复 悄悄话 爸妈视我为路人,外婆待我如亲生,永世感恩。。。
Norstar 回复 悄悄话 感动。谢谢分享。
栀子花开2020 回复 悄悄话 我也是外婆带大的,外婆的话题总是能让人触摸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barberry 回复 悄悄话 外孙,非外甥
阳响 回复 悄悄话 好文!想念我的外婆了。我自己从小就是外婆带大的,住外婆家的时间比住自己家的时间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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