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留有一份孩童时代珍贵的记忆，我的记忆就是同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

外婆出生于20世纪初，从小生活在东海之滨，生活优裕，读过私塾，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能流利的背诵《大学》、《中庸》、《诗经》、《论语》、《孟子》等有关篇章，未受过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的影响。外婆缠过足，＂三寸金莲＂的枷锁把她紧紧栓在家庭小天地里，跟着整个家庭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沉浮浮，没有了自我。她一生从未为自己真正的活过，要么被家庭亲情所左右，要么被社会的兴衰交替所支配。那时的中国社会风云际会，旧时代分崩离析并未帶来和平和安宁，外敌的入侵，破坏，杀戮更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每个人都被大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往前跑，像是滾滾洪流中的一粒碎石，身不由己四处漂泊，无处安生，直到这块碎石搁浅于平坦的滩涂。外婆于1948年移居上海。

我出生的那年，外婆在上海已经生活了整整十年，在这段期间她经历过多少人生变故，遇到过多少生离死別，我都是从与外婆朝夕相处中才逐渐的认识和了解。外公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国民党高官，随着蔣介石兵败大陆，他也去了台湾，留下妻儿十余人在上海。外婆沒走的原因有很多，形势紧张，时间紧迫，家庭人口众多，大舅舅病入膏肓等，这些看似都是原因，但又不全是，或许命该如此才是最好的解释。大舅舅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参加过＂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抗日大后方工作，担任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国防部史政局图书馆上校副馆长，1948年底因肺结核晚期，辞去公职，在家养病。外婆并不忍心抛下病重的大舅舅和包括妈妈在内的5个正在求学的孩子远走它乡，命运之神就这样把这么大一家子人留在了大陆。1949年以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外婆变卖家里的贵重物品，出租多余的房子以维持生计，甚至靠借贷勉強度日，直到孩子一个个外出求学，有了安定的工作，有了穩定的收入，外婆的生活境况才有了改观。

我小的時候一直喜欢缠着外婆，喜欢听她讲故事，讲过去我们家发生的事情，讲我自己幼年的趣事。说到我的幼年，外婆总是含着微笑，低低的说：＂有一天，我去医院托儿所接你，你静静的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当你见到外婆来了，顿时哭着站立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你的褲子都已经湿透了，臭哄哄的。那天正下着大雨，我赶緊抱着你，护着你坐上28路公交车，一路小心翼翼，怕你淋雨，怕你着凉。回到家里，外婆浑身上下沒有一处是干的，真成了一只‘落汤鸡’＂。说完后我们总是相视而笑，这是我小时候许多糗事的一桩，外婆经常把这事拿来数落我，她说的亲切自然，我听了有种甜丝丝的溫暖。外婆还讲了许多童话故事给我听，特別是《石门开》的童话连环小人书，外婆那帶着海门口音的：＂石门开，石门开，勤劳好汉要进来。＂的朗读声，声声入心，让我永不忘怀。有时外婆会脸对着我，喃喃自語背些古诗＂关关睢鸠，在河之州。窈窕素女，君子好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那时候年幼，根本不知道外婆在说些什么，只感觉外婆的声音像是唱歌般的美妙动人。除了这些传统的啓蒙教育之外，外婆还同我说了许多她家乡的风情和趣事。当年她也是风风光光的出嫁，陪嫁有二千五百步田地（二百五十步为一亩），还有许许多多的陪嫁，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后来大部分陪嫁都在抗日战争中丟个精光。说到日本鬼子，外婆显得异常的义愤填膺。她说，日本人通常都占领大的乡镇，他们就往乡下跑，有一天外婆听到河面上有机动船的马达声，便知道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便顾不得收拾細软，帶着孩子马上逃命。那次正逢端午節，日本鬼子把家里的腊肉、鸡、鸭、蛋等吃的东西都洗劫一空，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记忆。但是细想一下，有什么比保住命更重要呢？想到这些也就释然了许多。

我在外婆的抚养和呵护下渐渐地成长，但男孩子都有好动的天性，我好像有用不完的体力，孩子好动上海人称之为＂老皮额＂，而＂皮＂的結果只有二个，一个是被人欺负还有就是欺负弱者，被人欺负不仅自己受皮肉之苦，还会让外婆平添一种伤痛，她希望心愛的外甥能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欺负弱者也会让她担惊受怕，寢食不安。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欺负同学的事情可谓是司空见惯，有一次，我看见女同学穿了一条崭新的裤子，就故意使拌，把她摔了一大跤。同学的父母拿着破了洞的裤子找上门来，外婆忙着对人赔礼道歉，又允诺织补好以后完好奉还。处理完这事之后还不能告诉父母，怕我被母亲責罚，一切都是由外婆默默的摆平。有些事可以瞒著父母，但有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下去的。有一回，我和弟弟想打乒乓球，就把家里的吃饭桌和写字台拼成一张球桌。家里的饭桌紧靠着壁炉，要把饭桌搬开，先要把桌子抬高半尺，我和弟弟二人胆大力小，刚把饭桌抬了起来，台面上的玻璃却滑落在地板上，摔的粉碎，这一次母亲可不会轻易饶过我们。母亲下班回家先是責骂，骂完后自然进入下一道程序，就是动手责罚。这个时候，外婆拦在我们兄弟俩面前，为我们求情。这次妈妈虽然手下留了情，但还是坚持处罚一下我們，恰好过几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西郊公园春游，母亲坚決不让我们去。同学出游的那一天，小伙伴们个个兴高采烈，列队从我家窗前浩浩荡荡地走过。我爬在窗台前，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暗暗的掉泪，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外婆看到我伤心难过的样子走了过来，抚模着我的头，轻声地说道：＂外婆现在就帶你去外滩玩。＂外婆想补尝一下我的缺憾，但她哪里知道，我最喜欢的还是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父母亲工作非常的忙，家里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外婆照顾，早上买菜，安排我们兄弟倆的早餐、午餐，还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从早忙到晚，我以为外婆有用不完的力气，也沒有去帮她一下，说一些贴己关心的话，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外婆把家里的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外婆告诉我，她烧菜的手艺还是到了上海之后，才慢慢开始学的，她家原来的厨师长富师傅烧的一手的好菜，特别是他红烧鲫鱼，家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喜爱吃。虽然外婆说她家的厨师好，但是我觉得外婆的烧菜的手艺是最好的。吃午饭的時候，她总是笑咪咪的看着我们先吃，我们吃了一大半她才开始动筷，她总是说，她小時候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还说了一长串的菜名，像这些菜名可以吃似的。她在最困难的時候总是想到生活中的快乐時光，这是她悟出的人生道理。

外婆一家到上海后从犹太人手中买下了我们住的房子，这栋楼房有三层，共有10多间房间。刚开始的时候，外婆把底层的若干房间租给外公的学生，成了＂钱兆记运输行＂写字间。全家人都住在二楼和三楼。大舅舅过世后，舅妈帶着表姐去了香港。之后，二姨妈、三姨妈、小舅舅、妈妈都外出读书和工作，家里空置的房间有好几间，外婆把房间有的租给別人，有的给乡下来上海讨生活的同乡暫住，其实所谓的暫住就是变相的久住，久住变成了想要霸占外婆更多的房间，因为隨着政治高压的来临，外婆完全处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一面，社会已经没有是非之分，人性中的丑陋也开始粉墨登场，有些同乡更是有恃无恐，外婆也只能忍气吞声，妈妈见状只能搬回来与外婆同住。外婆是个家庭主妇，没有生活收入，但姨妈都会定期寄些零用钱给外婆。每当外婆收到汇款后，我经常能见到这些人来我家向外婆借钱。他们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一副翻身作主的样子。当要借钱的时候，则换上另外一副面孔。进屋来先跟外婆聊聊天，套个近乎，说些外婆家过去的风光往事，夸奖一下外婆的子女如何有出息，如何的孝顺，说到最后都是张口借钱，她们的声音压的底底的，眼神带着求助的目光，借钱的数目往往都不大，五块，十快的，因为再多外婆也没有这个能力。当我懂事后我问外婆，这些人平时专门欺负人，你为什么还要借钱给他们？外婆告诉我，如果不借给他们，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至少他们现在会碍于面子，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冒犯举动。外婆说，他们借钱还是会还的，掉一下头寸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像我们家过去的佣人小翠，在上海落脚之后，专门在你妈妈放学回家的路上等她，把自己挣的10块钱给你妈转交给我，她也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处境困难，也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外婆总是这样对待他人，把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

外婆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费心费力，还要历经无尽的痛苦和思念，在她身上肩负着不堪重负的担子。除了思念音信不通的外公之外，舅舅的境遇也让她茶饭不思，一切痛苦都源自于她最心爱的男人。1956年，小舅舅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与林昭一起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去了宁夏教书，其实是变相的发配边疆。20多年的边塞生活，历经九死一生。外婆心心念念都是舅舅的安危，与舅舅写信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外婆眼睛不好，有青光眼，白内障。每当接到舅舅的来信，她都力求尽早回信。冬天的上海特别的阴冷。外婆穿着深色的中式棉袄和棉裤，戴着黑色的绒线帽，生着冻疮的右手紧握着笔，伏在桌上很吃力地写信。她写信的时候，我就坐在桌旁看。外婆写的信字迹工整，每写一个字都很认真。写完了信之后，她的双眼都泛着淡淡的泪光，眼眶里也布着红红的血丝。有一次看到外婆收到舅舅寄来一大包裹，里面有一大袋宁夏产的枸杞子和一封家信。外婆看完信后告诉我：这东西吃了可以治疗眼病，你舅舅要我天天吃。以后，我看到外婆煮饭，会等米饭快要熟的时候，拿一个精致的小碗，放一小把红红的枸杞子在碗里，然后把小碗放在米饭上闷上一会儿。吃的时候，外婆总是要在我嘴里喂上几颗，喃喃地：＂舅舅寄来的东西你也要吃，长大眼睛好好的，像你爸爸一样做个出色的外科医生。＂看着她慈目善眉的面容，咀嚼甜丝丝的枸杞，我的心同外婆一样很开心。寄信的时候，我陪着外婆去提蓝桥的邮局，总是争着要把信投入邮筒，好像在这封信里有我的一份努力，有我的一份祝福。外婆书写的信和舅舅来信的字迹都是整整齐齐，从不了草，他们把写信当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来完成，因为字里行间都沁着他们母子的心血和泪水。我当时看不懂信的内容，只知道一张信纸会引人伤心，让人掉泪。

文革中外婆的处境越来越凶险，忧伤经常挂满外婆的脸上，有时候，她也会流露出一些喜悦的心情。特别是我们家和小姨家聚在一起，二个女儿，还有我们下一代围着她，那是她难得的畅开心扉，开心快乐的时光，有时外婆还争着下厨给我们大家做她拿手的香酥鸭，这是她最喜欢做的菜肴。每年的逢年过节，居委会都要组织慰问军人家属，二姨妈是现役军人，医学专家。居委会敲锣打鼓地上门，送上关怀，送上赠品，外婆看着一大群人总是埋满了笑容，这是她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像是在向左右邻居展示自己光风的一面，也像是告诉居委会来的人，她并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拿捏的人物。因为她晚上还要去街道上举办的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白天是革命军人家属，晩上是反革命家属，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

有一次，外婆晚上很晚才回家，家里人都早已睡下了。外婆躺在我旁边长呼短叹，呜呜的抽泣着，虽然她強忍着尽力控制住自己，但夜阑人静的时候，我还是被惊醒了。我问外婆怎么了，她一把抱住我，眼泪滚入了我的脸庞，我伸出小手去擦她的眼睛，可是外婆的泪水像掘了堤似的。外婆告诉我，她晩上回来的时候，头昏脑胀，两眼昏黑，一不留神，脚下给一块铁板拌了一下，重重的摔在地上，她在路边坐了好久，才一步步艰难的走回了家。外婆说胸口很痛，我把手从她脸上移开，赶紧抚摸外婆胸口，尽力想办法缓解她所遭受的痛苦，深更半夜的，我们祖孙俩揉了哭，哭了又揉，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由我陪着外婆去学习班。当时海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临潼路长阳路的拐角处，外婆在里面接受改造，我站在屋外等她。长阳路是一条连贯东西的大路，路的二边人行道上种着间隔有致的行道树。夜雾渐浓，长阳路上来往车辆也稀少，昏暗的路灯有气无力般的照在马路上，人行道紧靠马路一侧有一长串斑驳的树影，另外半边则在浓浓的树荫下显得漆黑一片，难怪外婆回家会在这里给拌倒。街道办事处对面正对着提篮桥监狱的大门，二名站岗的兵士一动不动的站立着，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到少许的安心，但又多了份异样的恐惧。夜深人静，外婆这才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出门外，她的脸上挂满了忧郁。在路上，我的小手紧紧的拽着外婆，生怕她有什么闪失。我们祖孙俩就这样默默地回家，什么话都没说，外婆说的我根本不懂，我也不会像女孩那样说些关心贴己的话，让外婆宽宽心。外婆裹着小脚走的很慢，我能做她一根＂拐杖＂，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我确信有我在外婆就不会再轻易摔倒。长时期的学习班并未让外婆的境遇有所改善，居委会决定要把她遣送去陕西农村，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去了大西北无疑是死路一条。妈妈急的没办法只能打电报给二姨妈，二姨妈马上从北京赶来上海，经过几番交涉，总算有惊无险，平安过关。

七十年代，外婆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舅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6年又带着舅妈回沪探亲，外婆整整有二十个年头没有见到心爱的儿子。舅舅舅妈的假期虽然短暂，却让外婆如沐春风般的快乐，逢人就会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她积郁太久，或许说出来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没过多久，二姨妈把外婆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的部队大院，门口有卫兵把守，大院里的人见到她总客客气气，尊敬有加，那里是另一番不同的天地。外婆回来后常对我这样描述在北京的生活。八十年代，舅舅一家离开宁夏调回了南方报社工作，外婆也搬去同舅舅住在一起，不久我也出了国，我再也没有能见到我最心爱的外婆。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书中写道：＂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龙应台把她自己定位在內战撕杀，骨肉殘杀的竞争之中。但是千千万万像我外婆那代中国女性，她们不懂政治，她们痛恨战爭，她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出于人的本能尽力去逃生，尽力地保护自己孩子，但是结局往往令人心碎，多多少少的不幸的人都被无情填埋在历史的沟壑之中。外婆的一生不但要历经男权社会帶來的压迫，也要面对社会动荡所強加在头上种种磨难，生逢乱世，历经沧桑，劫后余生这些词语都不能完整表达外婆的人生磨难。伊壁鸠鲁哲学认为，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乃是快乐的前提。但在战乱频生，社会失序的年代里，有多少人能做到身心无痛苦，灵魂无纷扰呢？又有多少人有快乐的人生呢？

半个多世纪前，与外婆在一起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而我对外婆的无尽思念＂唯是春风秋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