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慌不忙
我的麦田
沿着铁轨，遇见欧洲 （21）
慕尼黑 （中）内心震撼，飘落空中的白玫瑰
《遇见欧洲 （20）- 慕尼黑（上）视觉冲击，跨越八个世纪的魅力》
历史的沉重在于，即便像慕尼黑这样拥有深厚建筑艺术与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无法摆脱德国现代史上一段令人发指的黑暗篇章。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是在此成立并发展壮大。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 “啤酒馆政变”，企图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进而夺取德国政权。虽然政变最终失败，但却让他声名鹊起，为日后掌权埋下了伏笔。
下图是统帅堂（Feldherrnhalle），路德维希一世于1841-1844年下令建造的纪念堂，用以表彰巴伐利亚军队的光辉战绩。三拱式廊柱模仿佛罗伦萨佣兵凉廊，采用庄重的多立克柱式和威严的青铜狮子雕像，展现王国的军威与荣耀。
在1923年的 “啤酒馆政变”中，纳粹党徒在此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网图）
1933年纳粹掌权后，统帅堂被希特勒奉为 “纳粹圣地”，设立纪念碑，并强令行人经过时必须人人行纳粹礼，以示效忠。慕尼黑也随之成为纳粹的大本营，全国总部设在布林纳街45号的“褐宫”（Braunes Haus），1945年该大楼被盟军炸毁。
朋友们知道吗？出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曾是一个落榜艺术生，年轻时曾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1907年和1908年），均因“绘画天分不足”被拒。此后他滞留维也纳，靠卖画谋生，一度生活困顿。1913年为逃避奥匈帝国兵役，他移居德国慕尼黑，继续以卖画为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假如当年美院录取了他，也许历史会被改写：艺术界或许会多一个癫狂的画家，而全世界可能少一个战争狂人。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4000多万人死于战火，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自我毁灭。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有个冷笑话：“为什么二战后会出现那么多让人看不懂得艺术？因为二战后，美术学院再也不敢乱拒收学生了。”
希特勒的画作，大家觉得水平如何？
（慕尼黑市政厅 by 希特勒，网图）
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当年慕尼黑的元首行馆，签署了国际外交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正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为避免战争选择妥协，希望通过让步示好满足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换取“和平”，捷克代表竟未被邀请参与谈判。
从左至右：张伯伦，达拉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西亚诺（意大利外交部长），网图
（原第三帝国元首行馆，现慕尼黑艺术戏剧学院教学楼， 网图）
希特勒在协定之后签署《共同宣言》：承诺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误以为避免了战争，“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
然而希特勒很快撕毁协议，于1939年3月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月之后闪击波兰，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绥靖政策不仅未能阻止战争，反而助长了纳粹的侵略野心，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慕尼黑协定》被丘吉尔斥之为"以耻辱换来的虚假和平"，“是西方民主国家向法西斯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一事件成为国际外交史上深刻的历史教训。遗憾的是，历史的警钟似乎总是被世人遗忘。
然而，即使在极权暴政的黑暗之中，也总会有人点燃良知的微光 -- “白玫瑰”小组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束。
2003年，德国评选“德国历史上十大杰出人物”，与爱因斯坦、巴赫、歌德、马克思等赫赫有名的伟人并列入榜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兄妹 --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他们是榜单中最年轻的入选者，牺牲时年仅24岁和22岁，索菲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为何兄妹俩能赢得如此崇高的声誉？因为他们象征着黑暗时代中闪耀的那束微光 -- 德国家喻户晓的“白玫瑰”小组。他们的名字，早已成为德国良知与勇气的象征。
朔尔兄妹曾是热忱的纳粹青年团成员，但随着对犹太人大规模迫害的目睹，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他们强烈地感觉到，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认同背道而驰，两人彻底转变立场。
（网图，左边是朔尔兄妹）
1942年，汉斯在慕尼黑大学发起成立"白玫瑰"小组，成员包括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如哲学系教授科特·胡贝尔（Kurt Huber）等。在大学里学习生物和哲学的索菲在同年5月也加入该小组。
他们以传单与涂鸦形式揭露纳粹暴行、呼吁民众反抗独裁，但第六份传单成为他们的"绝唱"。1943年2月18日，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发表“总体战”演讲的同一天，汉斯与索菲在慕尼黑大学的中庭抛撒传单时被发现并遭逮捕，其他的活动成员很快也全都被抓。面对盖世太保的审讯，朔尔兄妹表现得异常勇敢，两人都试图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最后包括朔尔兄妹在内的小组成员有六人先后因叛国罪被处死。
据狱友回忆，索菲·朔尔在行刑前曾说到：“多么美好阳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却必须离去……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成千上万的人，我的死又算得了什么？”
英雄去世后，他們散发的第六份传单的副本被辗转带到英国，被命名为《慕尼黑学生宣言》，在同年由盟军空投至德国各地，成为纳粹统治下德国境内最有影响力的抵抗声音之一。
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前的“朔尔兄妹广场”与对面的“胡贝尔广场”（为纪念被纳粹杀害的哲学系教授科特·胡贝尔Kurt Huber，也是白玫瑰小组领导成员之一），以及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德国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以他们命名的学校、街道或广场。
2006年柏林电影节上映了德国电影《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再现了索菲和哥哥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被审判与被处决的过程。导演马克·罗特蒙德坦言：“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这份思考，也是当今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当暴行发生时，我为何是沉默的大多数？
在希特勒高度集权统治下，德国社会集体陷入沉默，个人言论受到极端压制。朔尔兄妹和“白玫瑰”小组的成员，既非英雄也非超人，他们只是普通的大学生和老师，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们之所以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在这种集体沉默中挺身而出，只因为未泯的良知 --对受难者的同情、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自由的信仰。索菲被捕后说：“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这份良知，最终转化为坚定的反抗信念，在最黑暗的时代，迸发出非凡的勇气，闪耀出震撼人心的光芒。
许多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大地上，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寒风中举起一张张A4白纸。纸上没有一个字，却承载了无法言说的一切。白纸在沉默的人潮里微微颤动，如同多年前的白玫瑰飘落在灰暗的街道上 –纤弱轻盈，却足以打破凝固窒息的空气。历史更迭，时代各异，但在压迫与恐惧的阴影下，总会有人以脆弱的身躯，守护自由的信念。
201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慕尼黑在原“褐宫”遗址上建立了“纳粹历史文献中心”（NS-Dokumentationszentrum München）。开馆时，当时的德国文化部长莫妮卡·格鲁特斯在开幕式上表示：“清理纳粹的过去，纪念被纳粹迫害致死的人，并且让我们的后代清醒地记住历史，这对于德国来说，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永久的道德义务。”
（网图）
慕尼黑城区里的人是真多呀，市中心的玛丽亚广场上，本地人和游客摩肩接踵，步行街更是熙熙攘攘，和国内的庙会有一拼。有位女士看我们仨在自拍，笑容可掬地主动提出给我们拍家庭照。刚从瑞士到德国，警惕心有些放松，可当我看到龙儿把手机递给这位热心女士的那一瞬间，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不会是骗子吧？瞬间全身绷紧，目光盯着她，完全顾不上摆姿势了，笑容也僵在脸上。像一颗随时要发射出去的子弹，准备冲上去追人。
她拍得很认真，连拍了好几张，终于把手机还回来，我们赶紧连声道谢。她一走，我就对龙儿说：“吓死我了！”龙儿不厚道地笑了：“我本来不打算让她拍的，看你没反对，我也放松警惕了，不过我做好了随时追出去的准备。” 我翻个白眼：“人这么多，她真跑了你追个寂寞，要是有同伙接应，手机早飞没影了。”
艾玛，这防范之心不在线，后怕重重。现在想想，如此猜疑路人的好心，非常不应该，但没有警惕性也是万万不可的。
十二月是圣诞季，慕尼黑也是各处都能见到圣诞集市，气氛浓郁，热热闹闹。活泼的巴伐利亚人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寒风中人人拿一杯热红酒吃着炸薯片。俺不羡慕酒，一个劲盯着他们手中各式各样的漂亮圣诞杯，可惜路途遥远，没办法买一些带回家。
（待续）
“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多么坦诚的人性光芒。
麦姐好文章，读得懂的人自然读得懂。A4白纸和江油照相馆，也许不少人不在乎，但也有很多人不会忘记。
有学者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总统能否承受“任何与敌对势力谈判的决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绥靖指控”。那些敢于挑战“慕尼黑暴政”教条的总统，往往在政策上有所突破；而将“慕尼
黑”奉为外交原则的总统，则常常把国家带入“最持久的悲剧”。
照相的段子记得麦子说过，哈哈哈，确实挺让人担心的。最后一张片片，很有圣诞的氛围，好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