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慌不忙
我的麦田
沿着铁轨，遇见欧洲 （2）
三位天才诗人的陨落
《沿着铁轨，遇见欧洲 （1）- 13国35城，一场充满收获的旅程》
先说一句，上篇博文里提到运动鞋的防水喷雾，有不少朋友感兴趣，我已经把照片加进上篇的博文里。
我们是从澳洲的布里斯班中转卡塔尔的多哈飞往意大利罗马，罗马进罗马出，往返都是卡塔尔航空，并体验了他们高大上的Qsuite，据说是全球最佳商务舱。为避免跑题，我会在游记系列的完结篇写写卡塔尔航空、哈马德国际机场和多哈一日游。
到达罗马是早晨7点，过海关的队伍很长，轮到我们时，面无表情的罗马海关人员居然问队友要回程的boarding pass，澳洲护照到欧洲是免签的，你要看回程机票尚能理解，怎么可能有登机牌呢？当然是被队友怼回去了。
不愉快的经历没有影响我们进入罗马之后的兴奋，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想起《罗马假日》中赫本的那句经典台词：“Each, in its own way, was unforgettabl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 Rome! By all means, Rome.”
罗马，我们来了！
我们在罗马的行程分为两段，入境欧洲时住两晚，离境前再住三晚。计划是到了罗马第二天就主攻梵蒂冈，所以把酒店订在了梵蒂冈附近，持有欧铁通票，从机场坐火车直达酒店，非常方便。
以前总以为欧洲人的英语肯定不错，没想到这竟是个误解。在Booking上与一些酒店工作人员的沟通会有些费劲，有时候简直是“鸡同鸭讲”，尤其是第一站的罗马酒店，Booking上的评分高达9.3，但对方永远是我问东，她回答西，让我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临行前“关于酒店前台早上到底几点有人在岗”这一简单问题的交流差点让我崩溃，但临时更换酒店不太现实，因为这家酒店的位置最符合我们的要求：既在梵蒂冈附近，又在火车站周边。和龙儿抱怨，龙儿安慰我说：“你别指望意大利人的英语能有多好，车到山前必有路，交给我吧，肯定不会让我妈露宿街头的。”
事已至此，我也不抱什么期望了。可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房间温馨舒适，服务也出奇地好，9.3的评分还真名副其实。
到了才知道这家酒店是家族经营的酒店，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热情的大妈，操着一口浓重的德语口音，聊了几句了解到她来自奥地利。大妈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快，但人却格外友善，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介绍罗马的必去景点、公交路线，甚至还贴心地送了我们气泡酒和公交车票。最后，她笑着说：“我们公共区域有小吃、水果和饮料，你们可以当作早餐。
第二天一早，我们惊喜地发现房间门把手上挂着一袋新鲜出炉的可颂（Croissant），香气四溢，拿进屋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外皮酥脆，内里柔软，比澳洲的可颂好吃百倍，瞬间让我爱上了欧洲可颂，从那以后，可颂成了我旅途早餐的必备单品，以后会写写此行吃过的最美味的可颂，不是在法国。
海风姐在上篇的留评说，澳洲安全，不刺激。可不是，初到罗马，就倍感刺激，尤其过马路特别不适应，战战兢兢。在土澳，如果遇到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行人走斑马线是有绝对优先权的。但在罗马，车辆似乎从不减速。第一天，我们走到一个特别宽阔的路口，有斑马线但没有红绿灯，车辆一辆接一辆嗖嗖嗖，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我们有些绝望，龙儿说看起来mission impossible。突然，从我们身后冒出一优雅的老太太，对我们嘀哩咕噜说了句话，略懂意大语的龙儿说：她说follow me。然后就看优雅老太伸出右手一挡车，又伸出左手一挡，川流不息的车辆神奇般地全减速了。她来句let’s go，我们赶紧跟上，左顾右盼地过了马路，惊魂未定的我们想感谢下老太，发现她早已消失在前方人海中。龙儿打趣道：“她该不会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吧？”第一次拯救！
罗马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还特别多，后来我们逐渐掌握了罗马式过马路技巧，只有行人迈出步伐，走上斑马线，司机才会停下。等后来我们再度返回罗马时，看到斑马线，俺和队友就毫无畏惧地冲冲冲了，还招呼龙儿快点。龙儿说：“你们这么快就变成了半个罗马人。”其实心里也是有些后怕的，万一哪个司机没刹住车，后果不可想象。
到达罗马的当天我们去了位于西班牙广场（Piazza di Spagna）的西班牙台阶（Spanish Steps）。西班牙台阶是全欧洲最长且最宽的阶梯，共有138级。度娘上是这么介绍的：被称为“意大利人设计，法国人出资，意大利人徘徊，如今被美国人占领” 的西班牙台阶，实际上是1725年得到法国大使的援助修成的，名字是因为这里有西班牙大使馆而得名。
淡季，游客也不少，它之所以成为网红打卡点，或许要归功于电影《罗马假日》，片中，扮演美丽公主的奥黛丽·赫本坐在大台阶的石台上开心地吃冰激凌的场景令人念念不忘；也可能是因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曾在去世前三个月搬进了位于西班牙台阶底层南侧的一套房 -西班牙广场26号，如今成为济慈-雪莱纪念馆（Keats Shelley Memorial House ）。
推开纪念馆的褐色木门，外面的喧嚣瞬间被隔绝在外。1820年8月，济慈给他的好友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英国的冬天会结束我的生命，而且是以一种挥之不去的可恨方式结束我的生命，因此，我必须远航或前往意大利，就像一个士兵向炮台进军一样。” 1820年9月济慈远渡意大利，期盼罗马温暖的阳光能拯救他的病体。然而，命运无情，1821年2月，年仅25岁的济慈因肺结核在罗马长眠。
如今，他的卧室依然保持着原貌 （家具是根据原有的风格复制的）：一张狭窄的木床，一张朴素的书桌，一扇可以眺望西班牙广场的窗户。站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我仿佛看到那位本可能成为医生的年轻诗人伏案写作的身影，听见他痛苦的咳嗽，感受到他对生命的不舍，以及对诗歌的炽热挚爱。
原来的客厅改造成了图书馆，收藏了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三剑客济慈、雪莱、拜伦及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书籍、手稿、信件和照片等。透过泛黄的字迹，仿佛能听见诗人们在黑夜中低声吟诵，诉说着他们对美、自由与永恒的追求。雪莱在济慈去世后写下了挽诗《阿多尼斯》（Adonais），深情地写道：“他虽死去，美仍长存。”
谁也不会想到，写下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雪莱，也在短短的一年半后，在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唐璜号”时遭遇风暴，在意大利海域不幸溺亡，年仅29岁。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参加了好友的葬礼，雪莱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一起安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公墓（Cimitero dei Protestanti）。雪莱的墓碑上刻着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诗句：“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济慈的墓碑上则刻着他生前撰写的墓志铭：“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此照片来自网络）
由于时间所限，我们没有去这座公墓，但很巧的是，我在火车上翻阅朱自清的《欧游杂记》，读到九十年前，朱自清先生曾来到罗马的西南角，参谒雪莱和济慈的墓地，他在罗马这一篇中写到：“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罗马，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
命运似乎对浪漫主义诗人尤为残酷。雪莱去世后，拜伦孤身游历希腊，遇雨受寒，一病不起，竟然也客死他乡，年仅36岁。三位天才诗人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但他们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为世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宛如昙花一现，却惊艳了整个世界。在这个喧嚣动荡的时代，我们依旧需要济慈笔下夜莺的歌声、雪莱笔下西风的呼啸以及拜伦笔下那燃烧的自由之火与不羁的灵魂。
馆内静谧如昔，窗外熙熙攘攘。我们走出这栋古老建筑，从19世纪的穿越归来，正午的阳光洒在西班牙台阶上。拾级而上，眼前是一座高耸的方尖碑（它是后面提到的人民广场方尖碑的复制品，比原版小一点）和哥特式风格的圣三一教堂(Trinita dei Monti)，沿着山上的路缓步前行，可以眺望罗马城的壮丽。
走着走着，耳边传来悠扬的音乐声和歌声。循声而去，只见在空旷的场地中央，一位多才多艺的帅哥正同时弹琴、吹号、歌唱，独自上演着一场露天音乐会。我们被吸引住了，索性坐在远处的长椅上静静聆听，顺便小憩。队友听得入迷，临走前让龙儿把手里仅有的四欧硬币悉数投进了艺术家的琴盒。如厕基金被挪用，结果害得我们后面没有硬币上厕所。
演出场地下方正好对着椭圆形的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这里是三条放射形干道的交汇点，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方尖碑-弗拉米尼奥方尖碑（Obelisco Flaminio）。这座高达24米的方尖碑原本位于古埃及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庙，公元前10年，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远征埃及时将其运回罗马，作为征服埃及的象征。1589年，教皇西斯托五世下令将它迁至人民广场，成为广场的标志性建筑。
多啰嗦两句，尖顶方柱状的方尖碑本来是古埃及的宝贝，但去过意大利的人都知道，在这里，大小不一、形色各异的方尖碑特别多，这些方尖碑大多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从埃及运来的战利品，使得如今世界上拥有古埃及方尖碑最多的国家不是埃及，而是意大利。据相关资料，方尖碑的高度通常在9至30米之间，重量可达100至40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巨石需先顺尼罗河而下，穿越地中海，再运至罗马，并在城中重新竖立，整个过程不仅浩大复杂，难度也是相当惊人。
（相关资料来源于网络）
+1， 如此高度概括，好！一个26，一个29，一个36，天妒英才！
龙儿还懂点意大利语啊，做妈妈的就放心跟着便好！麦子好游记！周末快乐！
我每次去欧洲也特别喜欢吃Croissant，比加拿大的好吃太多。记得邓小平当年在法国留学时也喜欢吃。1974年他在美国纽约开联合国大会回国经过巴黎，托驻法国大使曾涛买了100个Croissant，回去以后送了一些给周恩来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