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栗可昆：从村支书到民间组织负责人
栗可昆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担任银庄村支书，是在血头村支书栗可领下台，栗卫华上台之间那段时间。那几年，正是村里艾滋病发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人都跟我说，要想知道咱村艾滋病的事，一定要访栗可昆，数他最了解情况。这位前任村支书口碑不错：“群众很拥护他，都愿意让他干，是他自己坚决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太难干了，家里困难，他得给孩子挣学费。”
栗可昆忙于外出打工，一直到2006年春节期间，我才在他家里见到他。
栗可昆自述——
1964年出生，1983年入伍，1985年入党，1986年秋从部队复员。复员后多数时间在外打工，“扛包、装卸、下煤窑、擀炮捻，生活逼的，啥能挣钱干啥。大罪没受过，小苦没少受。”1999年春上，县里派人来村里组织选举村干部，那时我在外打工没在家，被选上了，回来当支书。
上任不久，很快发现艾滋病。这里发生艾滋病比文楼早，那时上蔡人还来咱这儿卖血哩！最恐惧紧张的时候是2000年，那一年全村死亡32人。从1998年发病，银庄就开始向上级反映情况，1999年以村党支部的名义写报告，盖上公章，但是都没有回音。村里人几次“闹事”我都知道，事先都有安排，我当村支书“跟庄上人’一势’，互相通个气。”栗庄最早向上反映情况上访告状的几个艾滋病人都死了，栗可运、栗五营、栗中才，几个人都不错，他们“造福”村民了。他们见过卫生部长高强，上访也有结果，能给大家要回来药，要回来钱。当时还说是要修路，图纸都规划了。后来为建学校的事，栗勇被抓了，修路的事也不敢问了，也不修了。
群众信任，选我当支书，本来也很想好好干一场，给村里人办些事。写过一份“党员计划项目书”，想发展经济挣钱，改变村庄面貌改善群众生活，搞坑塘改造，建校修路，栽果树办养鸡场，想了好些发展生产的办法。项目书一式三份，发给了卫生部、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想法是很多很好，可都实现不了。从1999年干到2003年，勉勉强强干了四年，推了三次，最后一次，坚决辞掉不干了。
——为啥？
首先是因为各项征收太重了，对艾滋病人强征，真看不过去。回来当支书第一年（1999年），夏季完成征收任务291899.50元，欠2600元，困难户交不上。当时全村人口2400多人，2600亩地，人均缴纳100多元，按地平衡每亩征收134.64元。加上秋季，全年收上来32万多元，还差6000元收不齐。第二年差2万元；第三年差6万元；第四年不交了。在任4年共差（少交）公粮款40多万。乡里干部让我带路“突击”挨家挨户收粮款，我不干。我说你们收罢走人了，我离不了这庄。他们说“有你五八，没你四十！”（有你没你都行），让计生办“突击”。计生办有人手，都是些赖孩子，恶人，扒房拉人，弄不了的事（不好办的事，棘手的事）就上计生办。公粮、提留、计生罚款，太重了！这也是村里人卖血的原因。
辞职还有一个原因，家里经济太困难。当村支书每月150元工资，孩子上学交不起书钱。人要有自知之明，当村支书得为村民造福。看着都是病人，不忍心，想顾又顾不上，没能力。最后连自己家都顾不住了，只有不干。当年女儿考高中差4分，交不起高价。孩子只要愿上学，我得支持，得挣钱给孩子交学费。当村支书之前，我在西安打工7年，老板是做大生意的，飞机来飞机去，我们搁合得不错，十几万、几十万的货款让我去收，都放心，互相都很信任，愿意让我长干。他说，我找好伙计不易，你找好老板也不易，叫我“河南大个儿”。后来我在县城做纸扎社火，生意正好哩，每月平均收入1400元。回村当支书，生意耽误了。我现在“华锋网业”打工，月工资从400元起步，现在升到1200元了。
从栗可昆那里，我了解到这场大灾难中许多民间自救的真实故事。
栗可昆说，民间私人医生进入疫区比官方要早。村里很多病人都吃过私人医生的药，都说效果不错，特别是对拉肚子、疱疹很有疗效。“那时候来村里的私人医生很多，看病吃药都不要钱，也有一定疗效。国家当时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最早到村里的私人医生都是刘子亮带来的。“刘子亮是最早公开曝光的艾滋病感染者，跟濮存昕一起照过相。”
栗可昆回忆道：2002年收罢秋正种麦时候，村民栗可久领着一人来找我，说有人要找艾滋病村哩！那天村里艾滋病人栗可臣死亡，出殡办丧事待客，我正帮忙“掌勺”。来人自我介绍：我叫刘子亮，也算是个名人，世界上都知道我这个名字。不过像本拉登一样，不是啥好名人，作为艾滋病人在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跟演员濮存昕一起照过相。说着拿出了和濮存昕的合影照片。刘子亮说，他希望了解艾滋病村的情况，想帮助村里的艾滋病人。听刘子亮说罢，我解下围腰，说，走，家去！两个人谈了个把小时。刘子亮问清了村里情况，说他成为名人后，与社会有了许多联系，一些医生主动找到他为他治疗，还有一些民间医生希望通过他寻找艾滋病人。他想把这些关系介绍到村里，还希望把自己了解到的关于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村里当时最需要的。以后他不断带人来村里，有医生有记者。乐国球、赵猛，都是刘子亮介绍来的，人家治病不收费。那时候政府不允许外边人进村，害怕记者曝光疫情，每次来人我们瞒着乡里，村里自己接待，再负责送走。以后我两次到刘子亮家中请他来村里讲解艾滋病防治和抗病毒药物服用知识，叫村民都来听讲解。每次他都很热情。刘子亮还带北京的李丹来过，李丹办学校想招收孤儿，他来那一天遇上栗学功喝药自杀。乡里来人拦截，是栗可运、栗中才几个艾滋病人用大篷车悄悄把他送走的。人家都是来帮咱哩，一定得保证人家安全。
栗可昆说，乐国球是江西东风乡农民，把家里粮食卖了“搞科研”。他的药酒治疗，效果不错。他以当地一个老中医的配方为基础，调配出一种药酒，“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为使大家放心，吃饭时他自己先喝。他的药酒治疗拉肚子疗效特别好，当时栗立功拉肚子都拉的白脓，喝了他的药酒止住了。乐国球心气很高，一心想搞出名堂。当时与刘子亮和我商量成立“艾滋病研究所”，刘子亮名气大，负责对外联络，乐国球负责研制开发，我负责内部管理组织病人，当时还制了一块招牌挂在我家里。他往村里送过三四次药酒，都是免费发给病人。服药后需要检测CD4和病毒载量，才能了解疗效，但是没有钱，做不起检测，他也维持不下去了。最后一次来送药，说他两个儿子辍学，老婆生气。那次临走我们几个人给他对了200元钱路费。
山西晋城老周的药酒也不错。老周是一个工厂的干部，大学毕业，业余研究治疗艾滋病。他送来的药酒，一天口服两次，一次一两，一回一个人发一壶，一壶能用2-3个月，用完就再送来。不收费，说话还客气得很，连饭都不吃，烟也不抽。十来天来一次电话问用药情况。听说有病人起疙瘩，又特意送来了喷用的药。村里栗可贤、栗华中、长林家王凤兰都用过他的药酒，效果都不错。
赵猛的“洗澡治疗”也不错，要不是他，栗华中不死眼也得瞎。赵猛是个大老板，有钱，投资研发治疗艾滋病药。赵猛当时来村里是住在村民栗可杰家，栗可杰家里（妻子）卖血感染艾滋病，正求治无门。派出所、乡干部找到家来问，说以为是记者来了，乡党委书记让来看看，又说他非法行医江湖骗子。栗可杰说：“我不管你们咋说。他愿看，我愿治，你们政府又没有啥法儿！出啥问题我负责，治死治活不给政府找麻烦。”
对赵猛我也得负责，人家来咱这了，得保证人家的安全。人家赵猛图啥哩？不收一分钱给咱看病，管吃管住管路费，还担着风险。他是把病人接到北京做艾滋病各项指标检测以后，再坐船到大连治疗。栗立功当时病已经很重了，已经7天不吃饭，是赵猛的治疗组特意选的两个重病号之一。还有一个重病号是栗可峰的二姐，快不行了去的，死了送回来。去之前给赵猛签定协议，治好治不好不怨人家。她丈夫羊癫疯，3个儿子，最大的才十六七岁。家里确实难，不去也没别啥法儿。去的人治疗效果都不错，就死她一个人。人家赵猛也真够意思，人死以后开专车送回来，停村外给我联系。有人想扣下人家的车，我说那不行，做人得凭良心！在大连治疗半年，大家都想家要回来，赵猛把澡盆运回村里继续治疗，还派护士跟踪治疗记录。前些时候还邮资料过来。赵猛的治疗，很正规，人家真的是“搞科研”，一开始就请了国家正规医院的护士看护病号，还有电视台记者跟踪录像，一心想搞成功。最终报不了批号，只好停下来了。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村里人能活到今天不容易。村里事不想管了，难管。可是又一直操心村里……。”最后栗可昆这样说，有些心灰意冷也有些心有不甘。（田野手记20060129）
栗可昆常说，“钱短人长”，钱不能看太重，得先做人。他到底放不下村里的事。2006年，栗可昆成立沈丘县红丝带自救组织，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开办“希望家园”，收养村里的艾滋孤儿。随后辞去华锋网业的工作，全力从事艾滋救助工作。
开办“希望家园”出于这样一个机缘。2006年5月，我应邀参加台湾“底边社会工作坊”，会议期间，结识了台湾“关爱之家”负责人杨捷。关爱之家是在台湾合法注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致力于保护救助艾滋感染者，于2002年底进入大陆工作，且已经在河南开展艾滋病救助项目。我向杨捷介绍了银庄情况，初步确定在银庄开展艾滋孤儿救助项目意向。
7月，关爱之家派人前来银庄考察，具体商定有关事宜，不久在郑州的关爱之家签订了合作协议。签订仪式非常正式，银庄村最有学问的栗昭医生与郑州关爱之家负责人交换协议书文本，我则作为总监，也在协议书上签字。
当时我和这个村庄都正处于一种极度“敏感”的困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协议书中“台湾”两字隐去，村里的孤儿院也没有称作“关爱之家”，而是叫做“希望家园”。由于国内当局不允许接受境外援助资金，希望家园的资助者，一直被说成是栗可昆外地打工时结识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私人企业老板。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栗可昆家召开“希望家园”筹备会。突然停电，栗卫华、栗可昆、栗昭、栗华中，我们摸黑爬上栗可昆家的屋顶平台继续开会。我们就坐在后来成了“希望家园”的那所房子的屋顶上，在夏季夜晚的星空下，讨论未来的计划。大家满怀热诚和期待，希望这是开始“自己的行动”的一个契机一个起点。
两天后，关爱之家派员前来为入住孩童拍照建档。当时上海复旦大学志愿者，通过我的关系在村里做暑期社会实践，便配合着逐家逐户拍照填表整理档案资料。尽管十分小心谨慎，村里来了几个外地人还是惊动了白集镇党委政府，白集镇一位副书记和派出所长前来查问。复旦女研究生随机应变，自称是上海某企业秘书，代表老板前来考察投资环境，准备在村里投资项目。副书记立刻来了兴趣，相邀请客吃饭，“好好谈谈”。那位关爱之家大员即刻配合“表演”，充当司机角色，催促“秘书小姐”：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两人配合默契蒙混过关。这一戏剧性场面，直看得在场的栗可昆栗卫华他们目瞪口呆。
一切按照协议紧锣密鼓进行中。
第一笔善款基建资金6000元，由我转交给希望家园负责人栗可昆，栗可昆将自己的家改建成孤儿院。首先根据孤儿院的需要改造房舍厨房，再置办必须的家具和做饭灶具。村里户家大多没有厕所，希望家园修建了厕所，还修建了一个简易太阳能浴室。当上下两层的铁架床铺和十几张小小课桌安放妥当，一所乡村孤儿院落成。
2006年9月“希望家园”在银庄正式开办。第一批入住孤儿20名，关爱之家提供每人每月生活费120元。2007年10月增加到32名。2007年12月辍学3名，2008年02月辍学1名。4名辍学孩子外出打工，他们离开后，希望家园又补充4名，保持32名。
那时候乡村小学校早读，早上6点就上课，栗可昆和妻子董俊梅半夜起身为30多名孩子准备早饭，非常辛苦。他们都是非常善良淳朴的人，凭着这不算多的生活费，希望家园维持着高于一般村民家庭的伙食水准，“顿顿有菜，鸡蛋常吃，隔些天有肉。”他们充满爱心耐心尽职尽责，董俊梅细心照顾孩子们日常起居，栗可昆耐心辅导孩子们做功课，还会蹲在地上为孩子们绘制象棋棋盘。在他们悉心呵护照顾下，生活在希望家园的孩子们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除了照顾这些“家内”孩子，栗可昆还负责发放“家外” 艾滋孤儿补助费，他们是升上高中的艾滋孤儿，每月生活费100元。
“希望家园”成立一年后，关爱之家为之配备了一台电脑。这在当今信息时代，意义非同小可。栗华中告诉我，他们如何对照着贴在墙壁上的拼音图表一点一点学习打字。“整到半夜，为给你联系，一封信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发出去。”学会了使用电脑，大大加强了他们与外界的沟通联系。
2007年起，栗可昆开始协助智行基金会开展助学活动。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工作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银庄。栗可昆凭着自己在当地的亲友人脉关系寻找银庄和银庄以外需要救助的目标人群。从开始寻找救助对象并把名单提供给基金会，到后来负责发放学费和慰问品；又收集统计需要救助的”学生孩“名单，并按照要求填表造册，栗可昆耐心细致不辞劳苦。“第一批上报234人，批准实施205人。大学生报名2人，标准3000元至5000元，尚没有批准。所有这些全是尽义务。”2007年12月完成的智行基金会助学项目，一共发放助学金49000多元，“不少！给咱地方村民办好事了。做了这些事情，只报销过50元话费。一开始就说了，没有报酬。我说我不图钱。”栗可昆很高兴地跟我说：“只为给乡亲们争取点利益，不图别啥。”2008年夏季，栗可昆带队“希望家园”的孩子们参加智行基金会和关爱之家共同组织的暑期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上海，希望家园刚刚成立，只参加了2名孩子。第二次郑州，第三次武汉。每次活动都有智行基金会的资助。
智行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合法慈善团体，创办人杜聪。“旨在通过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关怀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健康的社会。”2005年夏季我在上蔡做田野调查，走访了智行基金会上蔡县办公室，了解到基金会开展的助学活动：2002年起，智行基金会在河南资助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学费，已经在上蔡县、新蔡县资助了数千名大、中、小学生。资助标准是，每学期小学每人100元，中学240元，高中1000元，大学按学年，每学年3000元—5000元。当时正值开学前夕，智行基金会上蔡县办公室人来人往，家长们来问，钱啥时到？也有人来办申请。乌龙乡半屋村村民张莲英，66岁，她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到熊村，艾滋病死了，留下一个孙女，今年高一新生。她借了邻人钱给孙女交学费，邻人的老婆死了，让她还钱。“我没办法，让人说情把学费退了，去还人家钱。”她现在等着智行基金会把钱给了她，再去交学费。张莲英哭诉说，要不是党和政府，俺咋活哩……。智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小杨，一个年轻姑娘，跟她说：这是人家基金会做好事，是私人的钱给你哩。张莲英说，那私人咋拿得出那么多钱？咱得跟人家写个感谢信！又说起百姓生活的艰难，说着说着又哭起来：要不是党跟政府……。
2006年3月，我在驻马店开会遇到一位曾经走访过的上蔡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智行基金会已经被撵走了，当年同意智行进入上蔡的副县长已被调离，“没办法，他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境外援助。”至于当年杜聪如何进入疫区现场，并且在“眼皮低下”做了两年？许多故事不能讲，人事还在进行中。只能说，下面人为了做一点事情，用自己的方法，保持自己很不易，“体制与个人是两码事。”
2008年3月，春节后不久，智行基金会来给艾滋孤儿和艾滋贫困家庭发放慰问品。此时，栗可昆已经协助他们工作一年多了。智行基金会河南负责人丁浩说：“我们现在只跟政府合作，不与任何宗教、民间草根组织联系，否则合作不长久。”这与两年前的说法很不相同，两年前智行在上蔡县的负责人告诉我：“智行基金会不跟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只与民间合作。”这一次基金会进入沈丘县，是通过周口市慈善总会的管道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而开展具体工作，寻找目标人群，提供孤儿名单、协助发放学费，则直接依靠“希望家园”负责人栗可昆——这不是民间草根组织又是什么呢？栗可昆说：“不过是踢踢政府的门槛，做事还得靠咱自己。”
2008年1月起，栗可昆又开始协助亚洲博爱基金会在当地开展艾滋病孤儿的生活救助。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艾滋孤儿与艾滋病孤儿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父母是艾滋病患，孩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后者则是孩子本身也感染了艾滋病毒，是艾滋病患儿。亚洲博爱基金会是一家美国慈善机构，亚洲博爱基金上海办事处的卫明，负责在河南开展艾滋病救助工作，他了解到我在河南艾滋病疫区做田野，联系到我，又通过我结识了栗可昆，依靠栗可昆在当地开展工作，救助艾滋病孤儿，实施净化水工程，等等。
博爱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很谨慎，每次行动都会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并一定请县民政局派人一起下去探访。卫明说：“这在双方都有要求。干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上边问起来时他们不知道，那样会使他们感到被动。”而在沈丘县的具体工作，还是由“希望家园”的栗可昆去做。基金会根据从县民政局得到的救助名单，对白集镇17名艾滋病孤儿实施救助，每月每人资助100元生活费，由栗可昆负责发放。博爱基金会的老板麦克是美国人，做事认真低调，长期生活在中国，一口地道中国话，这次先到银庄探访“希望家园”，再由栗可昆带领去探望那些分散在各个村庄的艾滋病患儿。
莫春花一家三口艾滋病：夫妇二人和8岁儿子。举家迁来莫庄投奔娘家哥哥莫召红，住娘家侄子的房，种娘家叔叔的地。叔婶艾滋病死亡，子侄们外出打工。春花婆家李宋楼庄，距莫庄7公里，更穷。春花家挖土卖地治病，一亩多地卖了3000多元，土卖完了，房也塌了，现在无房无地，生活更无着，只好来投奔娘家。春花的丈夫弟兄三人皆感染艾滋病，死亡一人，另一人在家领着几个孤儿坚守。春花8岁的儿子是博爱基金会救助的对象。麦克伸出双臂把苦难的一家人拥在胸前，亲切自然。
在另外一些村庄，房屋更显破旧，显然情况比银庄更差。银庄是重点村，国家政策惠及较多，又由于艾滋病患众多，感染者在自己村里不受歧视。而这些村庄歧视严重，感染者大都隐瞒着，不敢让外人知道。栗可昆带领我们悄悄走进受助者家庭，每到一家简单介绍情况。“这一家，两口都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只剩下俩孩子一个老奶奶，屋里没任啥，真不知他们日子是咋过哩？！”
在另外一个村子里，见到的是两个美丽的小天使，一个5岁，一个7岁。小小两姊妹从屋里走出来时，头发上别着彩色发卡，小辨子上插着鲜花，显然是尽其所有“披挂”在身上的花花绿绿的衣裙，尽显稚嫩孩童爱美天性。麦克惊叹道：这么漂亮！最漂亮的！她们的母亲闻声从灶房走出来，用围裙擦着湿漉漉的双手，不好意思地笑说：“我在一边洗衣服，她俩自己在屋里瞎闹腾……。”那5岁的小妹妹感染艾滋病毒，因为输血。栗可昆每次发放当月的100元救助款，都要请家长或者监护人签字。这时，5岁的小妹妹说我会签名！伏在小板凳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做妈妈的千恩万谢，及至告别，又是泪水涟涟。
一村一户发放救助金是很辛苦的事，栗可昆任劳任怨，还不断发现新的救助对象，第一批救助艾滋病孤儿17人，第二批增加到18人，“之后又发现2人，已申报待救助。”
在栗可昆的“希望家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关系的互动和民间底层的社会支助——
照片 3.8.135
村民刘凤英带着外孙马永强来到“希望家园”找栗可昆寻求帮助。刘凤英的女儿卖血感染艾滋病于2004年死亡，留下两个孩子，永强是老二，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女儿婆家村庄艾滋病人少，都还瞒着，在那不敢说，这些年全凭咱村帮忙，可昆没少帮俺。”刘凤英说。
栗可昆说，眼下有三条路可走：一、亚洲博爱基金会；二、关爱之家正准备在郑州收养艾滋病孤儿；三、正生学校。这三个机构都委托栗可昆帮助他们寻找需要救助的艾滋病孤儿。第一条路，一月领100元生活补贴，“100元搁家里，能吃到孩子咀里多少呢？”第二条路，不知道到要等到啥时候。不如走第三条路，送孩子到正生学校，生活、学习都可以受到照顾了。姥姥刘凤英也愿意外孙去正生学校，就是有些不放心，问能不能按时吃药？“孩子服用抗病毒药已经二三年了。”抗病毒药必须每天按时服用。
马永强是个让人看了又爱又心疼的孩子。模样很周正，两只大大的眼睛里总噙着泪，又不掉下来，看人怯怯的，问啥答啥。栗可昆与孩子一问一答——
几岁了？
7岁。
叫啥名字？
马永强。俺哥叫马富强14岁。
上几年级？
一年级。俺哥上初中二年级。
在家跟谁一起吃饭，吃啥饭？
跟奶。早上糊涂，中午面条，晚上糊涂。
奶对你好不好？
……不好。（姥姥解释，奶是个傻子，在家全凭爷爷照顾。小永强查出艾滋病，他爸不要他了，姥姥接回来，户口也迁栗庄了。之后他爸也查出艾滋病，又想要他了。孩子在这里住三年，该上学了，他爷来把他接走了，回去上学。）
学习好不好？
不真好…… 考不到90分。数学87，语文79。
老师、同学好不好？
好……。有一个同学知道了我有病，他是二年级的，邻居，跟人家说了，同学不跟我玩了。（姥姥解释：咱庄闺女那时都卖血，玉花，永强妈妈，两口都卖。那庄就这几户艾滋病，歧视，压力大，不敢让人家知道，知道了亲威邻居都不搭腔。）
学校远吗？
不真远，走路不到半小时，是王庄小学校，在村哩后边。
送你出去上学，你愿不愿？
愿。
愿到远处还是近处？
近处。
那是愿去县城，还是愿去郑州？
郑州。
为啥愿去郑州？
……
启发：是想去看高楼，还是为去吃好哩？
……吃好哩。
那咱不去郑州，去个近一点的学校，也能吃好哩，中不中？
中。
最后决定送马永强去正生学校。姥姥又问吃药有没有人照顾？还有穿衣，“早上穿衣裳都穿不好。”栗可昆告诉她，学校有“爱心妈妈”专人照顾，不用担心。又叮嘱孩子，自己也要记得吃药，千万不能忘了。孩子很乖地答道：好。
小小年纪，乖得让人心酸心疼。
于是栗可昆电话联系正生学校，对方说第二天来车接：“学校有车，方便。”栗可昆嘱咐姥姥刘凤英，回去准备换洗衣物，到卫生院把药备齐。（我在写作这本书时，统计新增艾滋病死亡名单，得知刘凤英2018年发病死亡。小永强已经回到父亲身边，“那是他自己的家”。）
2008年春节，希望家园的孩子们过得不错。智行基金会为孩子们送来了食物、文具等慰问品，还有两家慈善机构为希望家园捐赠棉衣。栗可昆说，“孩子们一人两套新棉衣，不冷了。”基金会发给希望家园里孩子们的食品，食用油、香肠、糖果等等，原本是可以留在“希望家园”的——孩子们在这里吃住，栗可昆也让孩子们“拿家去”，即使孩子们的父母不在了，也拿回去给他们的婶婶大娘姑姑，“东西不在多少，是份心意，那是孩子们现在的家，逢年过节是他们的’偎头’。”栗可昆是个重情义懂人心的人。
一个周六，村小学不上课，栗可昆带领“希望家园”的30多名孩子去县城参观动物园，说是那里新近来了大象。栗可昆说，这是早就答应过孩子们的，“说话要算数。”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到过动物园，更没有见过大象，都很兴奋。对这次活动，栗可昆特意做了录像，题目是《希望家园孩子们去县城游玩》。
录像中，孩子们排队步行在乡间土路上，然后搭乘小三轮进城。公园景致让孩子们眼花缭乱，他们兴奋地喊着：河，桥！假山！船！栗可昆一路招呼着孩子们注意安全：别跑远了啊！小心着别掉河里了！一个孩子跑过来报告说：有汽船！一个人20块。栗可昆说：可以看看，咱不坐，咱坐不起。栗可昆带领孩子们去坐儿童游乐场的小碰碰车，一人2元，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走进动物园。蜥蜴！小熊！猴子！孔雀！孔雀开屏！孩子们一阵阵惊喜惊叹。虽然没有大象，孩子们还是很满足很高兴。
游玩参观结束，孩子们围桌吃饭。县城街边小饭店里，鸡鸭鱼肉满满两大桌，栗可昆看着孩子们吃饭，说，慢慢吃，别烧住了啊！又说：这多好啊，玩玩吃吃饭！这是关爱之家杨捷阿姨给咱提供的机会，咱要感谢杨捷阿姨！要有感恩的心，要好好学习，以后还有机会到大城市去看看长见识。回去写个作文，写写感想。好不好？
孩子们齐声说：好——！
这一年“希望家园”给资助方“关爱之家”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经过我们不断和外界的爱心人士联系和沟通，使我们的孤儿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改变，还使困难户和孤儿孤老在现有的条件下得到了帮助。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创办了孤儿院，已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二、帮助一些慈善基金会寻找救助目标人群；三、协助基金会开展工作，组织发放救助物资和资金；四、在当地开展艾滋孤儿助学助养活动。……”这里的“外界的爱心人士”，主要是指台湾关爱之家，还有后来的香港智行基金会和美国亚洲博爱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机构的名称“不方便说出”，统统冠以“爱心人士”。
无心插柳柳成荫，关爱之家无意之间成就了银庄民间组织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援——这是一个组织机构得以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在“关爱之家”资助下建立的“希望家园”，成为银庄民间组织发展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延展开去。栗可昆说：我们一直往前走着。
凭着诚实诚恳与勤奋努力，栗可昆逐渐建立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得到乡亲们的信任与拥戴。“希望家园”成为当地艾滋病群体与外界联络的一个据点，一个汇通资源交流信息的网路中枢，连接着村庄内部和外部的世界。栗可昆也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民间力量的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