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嵌住”的
“察见渊鱼者，不祥！”我愈来愈感到自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嵌住”。我看到的越多，被“嵌住”的感觉越强烈。而谁又不是被“嵌住”的呢？那“嵌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来自哪里？
一 卫生部长与“五个一”
关注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人，都会知道“六个一工程”。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六个一”之前还有一个“五个一”。
“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强一行人走在河南省上蔡县丁楼村外泥泞的小路上……”媒体报道了高强到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丁楼村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报道一个多月前高强已经到访周口市沈丘县银庄村。这次高强在银庄，提出了“五个一”。
2003年11月24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来到银庄，许多村民记得当时情景。
栗新臣说——
高强来共四十辆车，从董园到白集镇，三四里路撒几十人岗。车直接进银庄村卫生室，王菊梅（副省长）、董光峰（市委书记）、栗留欣（县委书记）、王超峰（镇书记）、于文士（镇派出所长）跟着。卫生室安排挂针（打吊针输液）十几人，乡里、县里都派来医生、护士。还从乡里拉过来宣传牌子，写着关爱救助标语，“使罢（用过）就拉走了。”他们在卫生室说了有十来分钟，走了。走生产路上北官路。到公路上，两边漫地里警察“围”不住了，一个快死的妇女拦着磕头，那是胡桥的女人，40多岁，正发病，一脸疙瘩子。高强来村，她就一直偷偷跟着，岗（站岗的人，岗哨）不准她进村，就等在庄西头，见高强过来，她丈夫架着她撵上去了，乡干部拦着，推搡着，不叫近前，武警拉住她乱“搡” ，离公路有20米，她跪下了，磕两次头。老五们上去把她架走了。人轰轰叫，多哩很。高强说：“都不要动，我给大家说说。”说了有10分钟。高强讲话地方离一口机井有十米远，我护着井，叉着腿挡住，怕小孩掉里。人太多乱轰轰，看不见头里，听不清都说些啥。（田野手记20060206）
栗老五说——
高强来银庄与我们到卫生部上访有关。高强来的几天前，夏书记跟我说：“老五，等几天我让你见个大官，比省委书记还大。你要好好表现。第一，上面领导来了以后让大家不要乱，要维持好秩序，不能出纰漏。第二，你们有啥要求可以向领导反映。”之后在白集镇卫生院，夏书记召集我们几个艾滋病代表，安排我们说：“上级领导来了以后，要向首长反映你们的心里话，有啥困难如实说。”再三交待：“领导来说好说差就是你们几个的事，说岔了（说错了，说不得当了）这事我们就不管了。”那天高强来巡视村卫生室后，走到在村西头桥边，胡桥一妇女跪着哭喊，我和栗可运把她搀起来弄一边了。高强上车，去了县委小所。不一会，乡里要我们几个去县委小所，还有胡桥的刘文信。高强说：“你们一个一个发言，有啥问题，有啥困难，我们回去以后尽量给领导反映，再做商量。你们周口地区是个贫困地区，不太富裕，我回去以后向财政部要求看能不能拨点款，能给大家办点实事就办点实事。”
我第一个发言，我哭着说：“我们染上了这种病毒，无法生活，孩子上不起学，我们吃的水被污染，身体不太好，要求建一口深水井。”高强说：“别激动，慢慢说。”第二个发言的是栗可运，也提出困难和要求。后来大家都说说。最后把大家提的要求合并一起，总共五条：
第一，修一条路，上卫生院看病，路太泥泞，三轮车、架子车过不去，得抬人去卫生院；
第二，建一所正规的学校，学生上学太难，房子简陋，早已列为危房，一下雨就放假，沟里都是水过不去，有几次小学生掉进沟差一点淹死；
第三，在每个自然村建一所卫生室，吃药，打针方便，当时医院歧视，艾滋病人都不去医院，都是病人给病人打针，看病太难；
第四，建一个孤儿孤老院，年轻人病的病死的死，老人小孩没人养活了；
第五，建一口深水井。
高强说：“你们这些病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所提出的问题都不过分。”副省长王菊梅也说：“你们提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今天我已经切实体会到这条路是多么艰难。”那天她的脚崴了，在村边生产路上，路上都是泥渣渣的。她说：“路一定要修！这些要求如果办不到，你们可以给我打电话。”市委书记董光峰说，“这些事情就不需要去找王省长了，直接找我就行了，我们四大班子要一对一地帮扶，完成这五项工程。”胡桥刘文信本人没有感染艾滋病，他的家属（妻子）有，他说：“为了治病家里钱花空了，家庭确实困难。”董光峰说：“刘文信你这个事情可以直接找我，我负责到底。”
牛延东说，高部长来那回，夏书记找了银庄村我们6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事先安排好该咋说，来高级领导了不能乱说，要保持一致。这6个人里头，3个都已经死罢了。（田野手记20060209）
市卫生局某官员说——
高强来的时候，市里领导，书记董光峰，市长高太华，都跟着。从“五个一”到“七个一”（艾滋病医疗救治的7项措施），在沈丘县委招待所开座谈会，县市领导座谈，我都参加在场。白集镇一个艾滋病妇女跪拦高强。当面都说得可好，啥事都答应。事后亲眼见高强拍着白集镇书记夏新民的肩膀说：“小伙子，事情不是这个弄法！”夏新民吓出一头汗。他们俩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着，听得清清楚楚。集体闹事，领导最反感。（田野手记20060319）
后来这件事被有关部门夸张为“事件”，说：“吴仪部长到河南之前，高强副部长在河南被抱腿抱了3个小时。”当时白集镇派出所《告银庄行政村全体村民书》中说，卫生部高部长来，一些人抱腿、拦路，在外界造成了不良影响和无可弥补的损失，影响了你们村的形象。（田野手记20050322）据说，高强此番周口市沈丘县银庄之行，原本是为吴仪访问河南艾滋病村打前站探路，效果不理想，才改道驻马店上蔡县。这次提出的“五项工程”，被称为“五个一工程”，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六个一工程”的前身。
建校事件
“……在建校工程上，县、乡在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后，决定将新校在原学校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于2月15日开工，但因该行政村栗庄部分艾滋病患者强烈要求搬迁校址，并多次阻挠施工队开工，致使建校工程迟迟不能动工……，在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无效的情况下，本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对煽动组织者、幕后策划操纵者和阻工闹事的首要分子，坚决予以惩处。2月27日上午，公安机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捕了多次用广播组织群众阻工、闹事的为首分子一人，治安拘留二人。”（《驻沈丘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200411）
兴建学校是“五个一工程”之一。工作队进村遇到的最棘手的第一件事，便是“建校事件”，工作队要借此“平乱”树立权威。“情况汇报”中抓捕的“为首分子”便是栗勇，除了体现“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他的哥哥栗卫华出任村主任。
关于“建校事件”，村民代表栗可顶说法完全不同——
建学校的事不是村民们的错，这事从头到尾我清楚。先确定学校建到栗庄，是你县领导决定的，征地协议书是你领导说的，我写的，连青苗钱都付了，地也圈了，你们出尔反尔，变了，群众有意见。村小学原先是在小印庄，栗庄人多学生多，新学校建到栗庄，小印庄也同意，多数孩子上学近了。县委书记一句话，说在原校址上建新校，事情就变化了，群众反对也是正常的。打地基时候冲突几回，栗勇喇叭上喊了，被当做闹事头头给抓起来了。
栗老五说，当时有人塞传单到门缝里，内容是：“高强部长、王菊梅省长说学校必须建到疫情高发区，计划建教学楼。但是现在有人用旧砖瓦在老地方建平房，没有按照上级领导要求的办，你们要坚持正义。”上面还绘有教学楼图纸。村民们都坚持要把学校建在栗庄、滩头村两个疫情重的村。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去小印庄看建校工程，看见他们果然在用旧砖瓦下地基，都强烈反对，扒了。乡里张书记、徐书记、派出所于所长出面解决，与栗可顶等村民代表商议，达成协定。后来夏书记他们又要建在老地方，众人又去不愿意。他们说是“闹事”，就抓人了。现在建的学校用料都是旧的，旧砖瓦旧檩条。说是造价90多万，根本不值！有人用小本记的有账，沙、料、假收条等等。抓人是下的圈套。他们说咱到乡政府去说吧，村民一下去了几十口子，夏书记打电话叫防暴队去抓人。人们见事不好就赶紧跑，跑得慢的就叫他们抓住了。小美（老五妻）胖跑不动，坐在三轮车上往家逃，没逃掉。夏书记说：“凡来说事的，抓住！”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刘玉英，拘留了15天。判决要抓没有执行的还有5人，其中有我。派出所来家里问谁鼓动的？谁吆喝的？俺都说不知道。栗勇是上集上买菜，带着儿子，在十字路口被抓走的，“刁住他哩！”
刘桂枝说，听说抓栗勇之后，全村一家出一人去镇政府为栗勇请罪担保要求放人。于安杰用手机拍照，谁说的多照谁；防暴队来了抓人，扭住拉上车；镇上说谁闹抓谁！大家散了……。（田野手记20060207，20061102）
“五个一”引发一场“集体上访”
2004年过年时候，村民栗保国在县委弄回来一张报纸，上面说，周口地区的艾病村都实现了“五个一”，柏油路、自来水都弄好了，学校医院孤儿院3月竣工，艾滋病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其实连’一个一’也没有，艾滋病人得不到正规治疗，我们的生活该咋样还咋样。”村民说，当时高强部长、省里市里领导来都表过态，说“今后有问题直接找我们解决”。我们就去找他们了。
2004年农历正月十二日，银庄艾滋病病人先到周口市政府又出发省会郑州上访。这时，第一批上访精英栗可运等已经死亡。新一批上访者加上一个司机，共10人。
“我们拿着报纸去找他们”，先到周口找市政府领导，要求他们快弄，尽快落实“五个一”，“报上都登出来了，还不快弄？”特别是要求尽快解决孤儿上学、艾滋病人吃药的问题。市政府抓政法的书记接待的，没有结果。从周口市回到县里，张华（白集镇副书记，主抓艾滋病工作，当时兼任银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刁着”我们一起到沈丘县委，找不着人，我们就从县城直接上郑州了。到郑州就天黑了，几个人住在南阳路和东风路交叉口一个招待所，一人15元一天。
第二天上卫生厅，西楼接待室一个女的接待。一说这情况，人家不相信，打电话叫镇上对质。白集镇党委书记夏新民去了，要接俺们回去，问俺们啥条件。俺们实话实说：高强部长都说了要为俺们办实事，恁给俺办的实事在哪儿？报上都登出来了，说实现了“五个一”，报上说的那些哪有？还有上边发的那些救济款都弄哪了？不是说每个自然村都建一个卫生室吗？问急了，夏新民恼了。我们要求正规治疗，要求发给治疗艾滋病的药，回去还是吃不上药咋办？这些都是当着卫生厅里人的面儿说的。卫生厅接待室那女的问他：“这些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夏书记不吭气，不回答人家的问题，光劝我们回去。
我们是进去三个人谈判，有老大、老六、长山。三个人出来给大家一说这情况，大家不愿意了，说条件不答覆不能跟他回去。夏书记上卫生厅办公楼上打电话，叫县公安局防暴大队过去。米政委带队，来了三四个人。夏书记捏好的圈，说：“在这受冷，回去吧，问题给你们解决。这就开始修路，药费不够，需要多少再补助多少。给你们几个一个人补助300元，算是这一回花的车费、吃、住的费用。”说得可好。卫生厅那女的也说：“回去吧，我们给当地打电话了，会尽快解决问题。”我们就跟他们回来了。
走到沈丘县高速路口，县公安局100多警察在那等着，卢克副局长亲自带队去的，他说上级下的命令，俺不能不执行。各个乡镇派出所的人都调去了，掂住警棍拿住盾牌，包围着我们的车，大喇叭吆喝着“下来！下来！”，那天场面，要是有照相机拍下来就好了，人多得很！俺们就十来个人，他们几个人架一个，拧着胳膊按着头，打人。老六慢了一步，被拖倒在地上，一路拖着，衣服皮肉都拖烂。直接把我们弄上警车拉到拘留所里。不是代表的6个人第二天放回去，不超过24小时，3个代表被拘留。放人出来时候都得写保证书，保证今后决不再上访。
代表栗长山被判拘留10天。栗长山说——
我拘留证上说是扰乱办公秩序了。在拘留所里关到第3天，我发病了，发烧腿肿，他们瞧不了，卫生院去个人，摸摸都不敢，怕传染。咱是没钱，小孩妈有病，老娘七八十岁，小孩小，没人打点。住到第5天，一个爷的兄弟找汴路口的人说情，他们也怕出事，夏新民才让放出来。老六判拘留15天，住了4天，比我早出来一天，他花钱送礼了，姥娘家啥人找的人。栗可宣（老四）跟我一样也判拘留10天，5天放出来，他也花钱了，他上午放，我下午放。栗可宣是跟栗可领（老大）弄岔了，本来要拘留的是老大栗可领。栗可宣他死罢了。在里边吃不好住不好，一顿一个小馍，半勺稀汤。中午稀面条，晚上又是稀汤小馍。都不想搁里头受罪，家里但凡有点办法，都花钱叫人早点扒出来 。我正月十五还在里面，听着外边放炮急着出来。
我刚一到里面就叫他们跺两脚——他们拧我哩我不叫拧，申辩了两句说：“俺只反映反映情况又没干别啥，不信打电话问卫生厅那女哩！”他们就跺我两脚。在拘留所没法，出来给那女哩打电话，她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违法的！”他们不合理，他们违法，俺们又能咋着哩？我去找派出所，当时派出所所长于文仕，他说：“维稳哩，上级领导批的，咋办？”
“之后我再没有去上访了。”栗长山说，“夏新民说，现在大局安定压倒一切，只要去上访，去一个逮一个！”
我从拘留所里出来以后，多长时间都拄着棍走路。本来就有风湿病，里面潮。
其实这事俺招呼着小心着哩！从一开始，知道上访规定不能超过3-5人（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个规定？），俺过里面说事只去了3个人，“省得去人多了犯了规定。”后来，在回来路上，俺们也一直担着心犯嘀咕，可也没吊法了。他们哩车前后围着，夏新民小车在前，米政委警车在后，俺几个就说“不是好事”。高速路上在服务区，俺的车停下来，警车撵过去说快走！俺说吃饭哩，他说一会儿到家再吃！一问也贵，自助餐一个人15元，就又上车走了。到漯河还想下高速，想脱身，怕回去有啥事，警车又追上叫拐回去拐回去，说你们走错路了！俺们只好随着他们走。走到项城还犹犹豫豫想着下车 ，俺几个人说着会有啥事哩？不会有啥事罢！犹犹豫豫到了沈丘高速口，我们自己交了过路费后，听见县公安局长卢克喊说：“靠边！”他带了100多警察在收费站路口等着哩！……直接把俺们拉拘留所，不审判就说拘留我们10天、15天，第二天早起才发给我拘留证。栗长山苦笑道：没有办法……。拘留不为赖（丢人），比偷人家叫人家斗着了强。哪一天还去找他，发病时去，他娘，给他很糙！这事不能算毕，早晚一天要翻！这拘留证我留着呢！
栗长山从桌上旧电视机底下摸出他的拘留证给我看。
而县长抱怨：主要问题还是钱的问题。卫生部长高强来，省里王菊梅省长先表态，建学校修路等“五个一”工程，王菊梅拍板，说请高部长放心！像这些资助的钱，上面给十个，下面能花一个就不错了，层层揩油。那么，谁在揩油？钱到哪里去了？
银庄成为“重点村”之后，“五个一”被“六个一”覆盖，“五个一”留给银庄人的印象就是上访告状遭打压写下“决不再上访”保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