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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活下去 02. 信访: “健康体检”与艾滋检测

(2019-11-11 09:55:10) 下一个

二    信访: “健康体检”与艾滋检测

  村医栗昭说,因为要求保密,我只敢与村支书栗可昆说村里发生艾滋病这事。一年后村里发病的人越来越多,收公粮时候,村支书找我,决定再向上级反映。那一次写了好几份材料,反映疫情、要求治疗用药。送往:镇政府、镇防保站、县政府、县防疫站、周口市卫生局、河南省卫生厅等等,有的直接送去,有的是挂号寄出,都盖上村委会公章。无反馈。我是大夫,得听政府的,我不敢从我这里叫疫情散布出去,我们写信反映疫情,也只敢写“无名热”,不敢说艾滋病。

  那份出自村医栗昭之手的《几例无名热病人记录》,是我所搜集到的所有“反映信”中最早的一份,写在几页当地一个初级中学的稿纸上面,字迹很工整,还专门用一页稿纸作了封页,注明时间:农历(19)99年6月18号。可以看出,反映人对这份材料十分认真慎重。这是银庄村最早的“信访”。很正式,由村党支部开始。

  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1999年6月,先是给乡党委书记王超峰反映,又复印了给上级部门邮寄。王书记说:县里不让事态扩大,扩大了对招商引资不利,还影响村里男孩子成不了媒。他这样一说,我们又不敢说了。7月栗新臣拿着他四叔的艾滋病化验单来找我,说村里人这么些害病,害的都是艾滋病,这是证据!之前不好从村医栗昭那里说出来艾滋病,只敢说“无名热”。现在村民自己拿到了证据,就好说了。于是又和栗昭一起写材料向上反映村里的疫情,虽然还是写“无名热”,但是支持村民牛延东栗新臣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艾滋病”。其实很多人化验结果都出来了,不少人已知道是艾滋病。(田野手记20060129)

 

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按手印

  这时,村民栗新臣、牛延东、栗干臣、栗铁印等,也开始往上反映疫情了。这些人中,牛延东识字有文化,负责写信寄发,他主张反映到“最上级部门”卫生部,与卫生部尹大奎取得了联系。“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签名按手印哩!”牛延东说,不光政府方面给压力,群众也不理解,还有人砸我门哩!不愿叫人知道有病,嫌丢人,怕小孩成不了媒。所以反映艾滋病的事,同意的人签名按手印,不同意的不说他的事。

  当年写了许多“反映信”,但是大多没能保存下来。而那些散乱存留在村民手中的信稿,有手写稿、复写稿、打印稿、复印稿,收集起来,竟然还有满满一大包。

 

  牛延东和栗新臣一边翻找当年的上访资料,一边向我细数向上级反映疫情求救的经过:1999年农历六月,村党支部写资料交给乡里王书记,只说是反映“无名热”;七月栗新臣拿到他四叔的化验单才敢说是“跑艾滋病的事”;2000年11月23日村委会出证明支持群众代表“跑着”反映;2001年元月14日发特快专递寄往北京市西直门南路一号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2年3月7日向卫生部民政部等部门同时发资料,也是特快专递……。

 

“救救我们吧!”

  中共中央卫生部、民政部领导你们好: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受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身体,为新中国服务,和有病得到诊治和康复,为此,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我地的无名热病情况,该病死亡率高,密度大,在发病地方人们恐惧万分,一片凄凉害怕心理。为此请最高领导部门,救救我们吧!(1999年10月9日)

 

尊敬的省卫生厅负责同志你们好:

  辞旧岁迎新年,我心忧畏安,现将我村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番,我滩头村人数500多人,献血人数200多人,自1999年至2000年两年死亡30多人,暂且不讲,且说自2001年2月1日至10月22日死亡15人,……百米地边能有4—5例死亡,年老病死的和初发病的未计表内。请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见信后救救我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国家兴存,如饥似渴的到该地作出防疫、控制、传染和预防措施,谢谢为盼……(2001年12月1日)

 

过了一年又一年,百姓不提官不谈,

病毒携带死难免,苦日无头难到边,

年年都有扶贫在,至今没有挨着俺,

耕种就学都困难,左右全靠父母官,

得到党的阳光时,重见天日建家园,

为国为党作贡献。(2002年3月7日)

 

  中共中央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制和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负责同志:你们好!你们心(辛)苦了!

  在(再)次请求各位领导,救救我们,为我们发放救命药,使党的形象不断的展现在我村民心中……(2003年12月12日)

 

  厚厚一叠“求告上诉”信,看得我心惊肉跳。这些信件虽然称谓不当文辞不通语法不合规范,但意向明了心情十万火急。他们一遍遍呼救:“救救我们吧!”

  我听到他们呼救的声音时,已经是2004年的寒冷的冬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死去。

  这些“上访信”,台头从国家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制和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原文)到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卫生部门和最基层乡镇党委政府、防疫站领导同志,落款从个人、村民代表、全体村民到村党支部村委会。它们记录了这里百姓“挣命”的过程,也见证了一段人间灾难的历史。

 

银庄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特情汇报》

  这份《特情汇报》显然是以村委会党支部“组织”的名义,写给上级部门的一份很正式的报告,也是银庄人自己的疫情现场记述。照录如下——

 

特情汇报

  自1999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本村医生发现了多人病情,立即形成文字向当地政府作了报告,可是拖了几年,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解决,因此,我们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又有栗新臣、牛延东、栗干臣三人向中央卫生部电信联系,上级派出医务人员给我们做检测化验,当时,参加295人,经检测携带病毒而办证的198人,没有办证的97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检测的人员218人。发现我们的病情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重,于是给我们拨款5万元建立诊所,由我们村的村医组成联合诊所,在这期间上级给我们拨款3万元治疗该病,结果又被镇医院、联合诊所用去40%以上,而我们的患者只享受60%以下。我们两村的发病情况多种多样,已经死亡63人,现在携带此病毒人员和没有参加献血的人员心情都非常沉重,心里非常担心害怕发病和传染。

  如:栗合香,38岁,经多方求医花费了大量的经济,东拼西借,外债累累,最后医治无效而死亡;栗开臣等二人,家庭困难,无钱治疗,承受不了病毒的折磨,服毒自杀;王桂英,48岁,病毒现已侵入面部,长期发烧,造成双目失明,多次触电自杀未成(现电路已拆除);栗海周,39岁,病毒已侵入头部,右眼已失去了光明,日日夜夜饱受病毒的折磨,痛苦难言,现正在治疗中;栗开香,四口人,可他的家庭发生的悲剧更让人悲痛心寒,在两年内死亡三人,只剩下年过高龄老母一人,生活无法照顾;栗海民与栗海军两人,33岁、31岁是同胞兄弟二人,在两个月内相继死亡,而他们的爱人带着孩子再婚,现还有一老母在家独自生活,为了思念她的子子孙孙,造成精神失常,疯疯傻傻;牛俊友夫妻二人,在一年内相继死亡,只剩下四个孩子独立生活,长子15岁;栗海臣,44岁,因患此病而死亡,可他的妻子又是病毒携带者,精神失常,无法维持生活;栗可锋,其家属因患此病身亡,两个孩子被迫缀学,综上所述,给我们这两村造成经济困难,被迫缀学36人,长期拖欠学费的32人。

  因此,我们全体村民,强烈要求政府援助我们防治和预防药品,后来给我们一批“双汰芝”,患者服用以后,病情有所好转。我们两村全体1100多人,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和各级领导及有关单位。但是药太少了,很多人吃不上,现在情况又开始严重。

  我们全体村民,跪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申(伸)出温暖之手,救救我们,使我们的疾病得到控制和预防,让我们这些患者在党的领导下,重见阳光,早日康复,为强国富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报告单位:银庄行政村(公章)

  村负责人及代表:栗可昆 

  栗灵山、牛延东、栗新臣、栗松才、牛延亮

  栗庄全体村民

  滩头村全体村民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份报告,写“病情”,写“病毒”,写“疾病”,写“患者”,写患者的痛苦、死亡和自杀,但是依然没有写“艾滋病”。

 

“健康体检”

  2000年、2001年,河南官方以“健康体检”的名义,在银庄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HIV检测。周口市卫生局说,那是卫生部压下来,省厅没法了才来做检测:“牛延东是银庄村干部(其实只是普通村民),卖血感染艾滋病了,强烈要求政府进行治疗,跑到卫生部上访,卫生部又弄到省里卫生厅。卫生厅没法了,这才来做检测。就在牛延东家,现场采血。”卫生厅去有15人,登记的、采血的,加上我们市卫生局,有二十几口子人哩!还有县里的人配合。

  ——检测的人有多少?

  答:这个事……。回忆都不好说清了,疾控中心有资料,以单位名义写有报告。“周口疾控中心有全国最好最齐全的关于艾滋病疫情的档案资料,对所有重大事件有详细记录。”

  ——疾控中心的资料可以看看吗?听到这里,赶紧问这位局长。

  答:那不中,保密。

  这事村民栗新臣记得很清楚,他说——

  1999年农历七月俺拉四叔去检查的病,到1999年农历十一月初三上级部门来村里化验的这个病。参加这次化验,满共128个人,结果出来108个阳性,都是这几个庄的。最后本人知道的有57人,都是滩头村的人,是自己去上级政府问出来的。外面那些庄的都没去问,化验结果在县防疫站压着,他都不给你了。还是隐瞒着。

  给了我四叔化验单子的市防疫站的医生徐登龙也来了,他见到我说:“老栗啊,你可给我弄坏了,你们县里也吵我,周口市卫生局也吵我,说这个单子任何人都不叫给!”

  “那张化验单后来还是叫他们又偷走了!”栗新臣突然很激愤地说。

  ——谁偷走了?

  防疫站的人!化验单放在桌上,他们来做检查那一回,趁我不注意把单子给我偷跑了!

  ——为什么?

  他们就怕老百姓知道实情,怕老百姓拿着证据告他们!我说不把单子还给我,我还要上告!他们说,别告了,这不是来给你们做检查了么!得了就了,处理不就行了?从那以后,才开始处理。又停俩月发的药水,郑州中医院研制的。二两的瓶子,一个人两小瓶,喝的药。都愿意喝,有的给了有的没给。又等几个月,发的复康宝一号,还是郑州中医院制的,是胶囊。这还是不解决问题啊,只有临时治疗,没有抗病毒药不中。那时候发病是高潮,一年这一半拉(半边村庄)都死十几个。到2001年秋季里才算把药弄过来,那是一万块钱的药,专对这57个人的。以后陆续的,才都开始办本子使免费的药。那两年死的最可惜,2002年那一年俺滩头村一个庄死19人,是死的最多的一年,2003年那一年死17人。(田野手记20051206,20060501,录音整理 20070204)

牛延东说——

  第一次在我家院里检测,是以“健康检查”的名义,不准说是查艾滋病。参加检测100多人,大多是滩头村和周边外村的献血员,“疫情最重的栗庄只参加9人,他们都不敢化验,说是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查出来也还是不敢告知俺老百姓。我很多次到县、市防疫站去问,都互相推,可能要汇报请示上级卫生部门批准?一直到天快热时候,我传话对大家说,咱们都去问他们!大家一起到市里去问,才分别谈话对说。我可能是第一个知道的。那次去的人,一个一个谈。卫生局窦局长先找我谈,他问:你害怕么?我说:“不怕。”怕又咋着哩?他才告诉我:你是。其他人也都是一个一个单独谈。(田野手记20080328)

  2001年,第二次在村医栗树东家院里检测艾滋病,还是以“健康体检”的名义。栗树东说:那时候还对外保密,不过在村里已经公开了,都知道是查艾滋病,参加的人很多,还有外村的亲戚知道也来了。最后一批一批下发艾滋病人名单,差不多都是,银庄一个村就有三百多!有人整夜哭,不信自己有艾滋病。从那时开始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

村民刘桂枝说到这次检测——

  凡是卖过血的都去化验,拿两张照片,谁的照片不发下来,就是有问题了。都问,相片拿回来没有?那天上午的饭都没人吃,感觉就像判死刑了。知道有病了,有的放声大哭,李枝家,那天上午嗷嗷叫哭,说我不能活了,我也有这病!我们夫妻俩化验都有病,只在心里悲伤。可这病是啥病?都捂着掖着不说,群众都开始怀疑他血站了。

  ——检测过了,也没有给你们说感染了艾滋病?

  答:没有。

  刘桂枝说:那时还没发病,就在家里忧愁,有病毒自己心里知道。2001年还没过去,五营(丈夫)就发病了。那时候光对说有病,就是不说是艾滋病,也没有治病的药。五营他们去上访,要去问到底得的什么病,得要药治病啊!大冷天,下着雪,7个人,都是发病的,都是30多岁,下决心要把情况反映出去,出去要药救命。回来后发了“本子”,可“本子”上的药治不了他的病。他发病一年多,大疮长半年多,到他死,他大腿上的疮也没有长严。说到这里刘桂枝泪流满面:那一年下大雪,雪多么大幌子,他断气那一天正月初八,我们就是正月初八结的婚。16个年头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儿子5岁。孩子们哭哩啊……

  ——村里到底什么时候确定发现了艾滋病?我追问村医栗树东。

  他说,1999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

  ——那什么时候让公开了?再问。

  答: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给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村医栗树东跟我说这些话时,已经是2006年7月。

  2006年12月,周口市委组织部直接警告我: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当时我正承担一项关于河南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课题,在当地做田野研究,那是一项国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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