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 血头”
“血头”，是一个内涵和边界都含混不清的概念。无论官方或是民间，都指控“血头”是血液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那么，究竟谁是血头？迄今有什么样的血头受到了惩处？“血头”成了一场应当归咎却无以归咎的灾祸的“虚拟责任人”。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不好指称或不便指称的“代名词”，或是“替罪羊”。
我认识的“血头”有三个，一个是村支书，一个是“成分高”的地主子弟，一个曾经当过民办教师。三个人社会身份都是农民，都是“艾滋病”。
血头村支书
栗可领，栗庄人，1970年代参军入党。复员后1983年至1997年担任银庄行政村党支书近15年。周边村庄的人都知道，当年银庄村支书是“血头”，他把血站开在自己家里。
1992年11月，银庄村支书栗可领在自己家里开血站。栗可领自己的说法是“设了一个点”，实际上是项城血站开在银庄村的一个“分店”。当时项城血站站长王新民，通过村支书的兄弟栗老六和老党员的儿子栗连营来到栗庄，找村支书栗可领开分店，栗老六和栗连营都开机动三轮往项城血站运送献血员，认识了王新民。血站分店之所以开在村支书家里，还因为支书家是栗庄“第一大户”，栗可领兄弟六个，支书是老大，血站办他家，“没人敢闹事。”银庄血站开办起来，村支书的兄弟和儿子们开三轮大篷车拉人卖血，同时自己也卖血，车子上写着宣传标语：“要想富走献血路，要想发到栗庄”，横批是“献血光荣”，还有大喇叭宣传。献血人员在支书家里抽小血（抽血化验），检查合格直接运送到项城采血卖钱。每合格一人项城血站给提5毛钱，村支书、中间人栗老六、栗连营分利，当时每天来排队挂号三四百人，合格的占一二百人。支书还能挣房租，月租金300元。当时村里天天十几辆车拉人卖血，村里7辆车，外面来四五辆。支书家老四收“管理费”，一个车收5元。项城血站在支书家设伙，工作人员6人吃饭。大篷车拉人，每人车费来回3元。项城血站不单把分站安到栗庄，在其他地方办的还有。
人们描述当时情境——
远近的人都来银庄血站卖血，栗庄像个闹热的集镇，人们来来往往，拥挤得很。一下雨都穿大胶鞋，泥巴趟到膝盖。远的，比方郸城的人，头天夜里来住下，等着早上挂号。村里有人瞅机会开家庭旅店收住外面来卖血的人。白集镇集上的人来卖熟肉、小菜、烧饼蒸馍。村里有人每天来两次，提前挂一个早号，然后挂一个晚号。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左邻右舍都来。以为是好事，开始还瞒着别人，“肥水不流外人田”。每天一开张就一百多人排队挂号。如果有人验血不合格，给化验的人拿5元钱就可以算做合格。转氨酶正常要求标准0一40，有人高的到45—50都算合格。晕床、呕吐的现象非常普遍，主要是抽血过多营养跟不上，像井的泉眼已干，后边的水还没涌上来就硬抽。
当时沈丘县血站也才建起来不久，站长龚志宾开车到栗庄来抢生意，说：“项城来采血是跨县，争血源。”又说：“咱县血站有伙（伙房），饭便宜，看自行车不要钱。”大家把他撵走了。人们在自己村里化验，“不合格还可以干农活，离家离地近。”
就这样，银庄成为献血基地。人们先在村里“采小血”化验，然后一车车拉到外地抽血卖血，村支书领头。
银庄血站开了一年多，撤了。村民说，因为项城血站不要我们的血了，说我们的血品质下降。不合格的血越来越多了，化验转氨酶，要求双阴性，原来都合格，后来都不合格了。转氨酶化验不合格，有一种药吃吃就又合格了。当时村里许多人抽小血化验时用小孩子的血顶替，卖血时实际上是抽大人的血。后来干脆也不化验了。
银庄血站撤了以后，项城血站又在项城娄堤乡开分店，大家又到娄堤去卖血。当时沈丘县血站还没撤，许多被撤了的血站转入地下采血，村里人又到处跑着卖血。
血头村支书栗可领跟我说——
我当时是行政村的村支书，卖血在俺家设了一个点。因为什么要设这个点呢？这个村的群众穷，不卖血生活维持不了。为什么血站要设在咱们家里？因为那时我们村卖血要到开封、郑州，到周口市、项城、郸城等外地血站。群众卖血坐车跑到外边血站，检查合格的可以卖血，不合格的就要打回来卖不成血，白搭上路费就亏本了。在咱家里检查，不合格的，就不白跑了，所以群众都迫切要求设个点在咱家。那时沈丘县有个张如仕县长，号召群众献血光荣，说献血不损害身体健康，献血是发家致富的门路。咱县里也有血站。所以我当行政村支书的时候，我得听上级的呀，我也认为献血不损害身体，是发家致富的好门路，胳膊一伸就50块钱，拿5块钱的本（挂号检测费）能赚50块钱。交各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群众不恁急了。我那也是响应号召，发展经济。
村里群众说法不同。在一所破败的院落里，一对老夫妻哭诉——
老婆婆说：那时他是支书，罚钱，没有钱，就逼我们卖血呀！他说：“人家都能卖血，你们就不能卖吗？” 村里人都卖血。连小闺女也去卖。俺孩子死完了，没有了。都是卖血得了艾滋病死的。那时候不敢吭啊……
老爷爷说：说实话吧，那时俺村里有个支书栗可领在这办血站，叫人卖血。死的多了，这里年轻人快死完了，就剩下寡妇女人小孩子了。哪是艾滋病啊，是卖血死哩！
村民栗东安说：那时候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厉害。村支书栗可领在他家办血站，他叫群众去献血，献了血，他来收罚款。“献血光荣”的条子贴的哪都是，项城血站给他钱，献血人也给他提成。他就卖一个血也感染了艾滋病，不亏！不是报应么！
这位血头村支书弟兄六人，都感染艾滋病无一幸免。最后他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
后来村支书栗可领被银庄群众“勜”下台。直接原因，倒不是因为他开血站，而是他“加码盘剥群众”，“计生罚款、提留款太重。”
那是1996年，政府已经砍血站，一些血站转入地下，大规模的献血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大部分村民也不卖血了，艾滋病还在潜伏期没有发作，或者已经有人发作但“都没有往卖血上面想”，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村民们说起那场推翻村支书的“大告状”——
那一次村里收缴提留款，村支书擅自一亩地加收50斤麦。有人到县里问清了底数，村里有6个人出面状告村支书加码盘剥群众。去县里告状的6个人还没回来，县里电话就已经打到乡里了，说银庄有人来告状了！乡派驻村干部王超立马告诉了村支书栗可领。栗可领在村喇叭上喊：小毛孩想告我哩，胆子不小！王超等在村口，见6个人回来了，开口就骂，全村人围观。老党员老队长栗可贵不愿意了，说：骂人哩，打他（王超）！见全村人的火上来了，栗可领赶紧说好话，把王超放跑了。
栗可领是栗庄的，栗庄人先组织起来告状，两个大蓬车装不下。第二天银庄行政村4个自然村的人都参加进来，又加两个四轮车，村民群众早都对栗可领不满，全村人大告状几百口子都去了！
可巧那天朱镕基来周口地区视察到了沈丘县，县委书记刘广全说：赶快安排他们回去！明天处理。栗可领老婆的近门哥在县里任副书记，姓王，说：有哥撑着，他们告不赢！县委书记说：牵扯到谁处理谁！事后才知道，当时朱镕基已经去到李步口了。县里命令乡里：无论啥办法，赶紧拦住他们！不能告状！乡书记李申赶来村里，在白集镇路上，车被抽（掀）翻到沟里。县里又赶紧派人在马村，距县城10里的地方，截住了告状群众，什么条件都答应。派出所出面劝阻，群众又要抽派出所的车。他们赶紧派在乡里当干部上班的本村人回来劝阻，才算没有出大乱子。当时村班子就瘫痪了，栗可领被推下台，银庄村一年多没“头儿”。（田野手记20060129）
血头栗干臣
我没有见到过栗干臣，只见到村人指给我看的他的坟墓。就在银庄新建的村卫生室对面，一座很大的坟头合葬着栗干臣的父母，旁边小小的一座，埋葬着栗干臣。他们的坟墓四周，有更多的坟墓。
在栗干臣的坟墓前，村人这样介绍他——
栗干臣，血头，那时候叫血队长。滩头村人，“成分高”， 地主出身，是阶级斗争年代经常被开会斗争的人。那时献血也是不光彩的，是搞资本主义，斗私批修开会斗争他的时候，有人就说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那个本就是献血证。生产队时候交钱买工分，他一天卖俩仨，用卖血的钱买工分。他十六七岁就开始卖血，后来专职卖血，1995年停止卖血，2004年3月死于艾滋病，死时60岁，献血有几万斤。
栗干臣是全村第一个卖血的人。从他的乡邻对他的回忆中，可以推断出，栗干臣卖血的历史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栗干臣地主出身，他从小跑出去卖血，应当与这种处境有关。栗干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大集体时候，他随着栗庄20辆架子车跑运输，算是大队搞副业。一次往郸城运砂子，大伙一共挣得120元钱，栗干臣“卷跑”了。从此他在外流落8年。他家里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哥哥。大约在1960年代后期时候，栗干臣他哥“倒插门”走了，只剩他娘一人在家，他才回来了。回来说起他这些年靠卖血吃饭，跑过山西临汾、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宜阳、三门峡，过了黄河，到夏县、运城、绛县，还有好些地方他都去过。这么一说，滩头村不少人都愿意跟着他干。他就组织大家到各地卖血，一人次他提2元钱。所以，银庄4个村中，滩头村卖血最早。最开始他联系大家到各个县医院卖血，卖全血。后来卖单采，牛延荣、牛延林、栗连营等人是最早的献血员，栗连营、牛延林死了，他们没有检测，死得早，有七八年了。许多卖全血的还都活着。以后越跑越多，卖血的人也多了，跑的地方也多了，卖了十来年。栗老歪兄弟、栗连营兄弟、牛延龙夫妇、诸老二夫妇、栗绍才、刘玉英等等十几个人，界首、郸城、项城、淮阳、开封、驻马店，到处跑，全采单采都卖，最后开办血站了主要卖单采，卖血人就多了，全村青壮年几乎都卖。一直到砍血站，栗干臣还领着人偷着卖，1996年以后还通过老的关系户，也就是当地地头蛇血头，带人去陈留、西平私人血站卖血。
栗干臣本事很大，与各处血站都有关系。县里建血站也跟他有直接关系，他卖血早关系多懂得抽血技术，县中医院院长龚志宾找他联手建血站，说一起干一起分利，龚志宾当站长负责全面，他当副站长负责技术指导，抽血验血。血站建好后，龚志宾给一万元把他打发了，他不愿意，告龚志宾。后来村里卖血人感染艾滋病毒，开始发病死亡，栗干臣又成为最早“跑艾滋病”的人，带领大家上访告状。那时众人都还不愿叫反映，怕名誉赖。由于他能力强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还常常被推选为“艾滋病人代表”，到各上级部门反映疫情。他关系多有办法，从他那里还可以买到特效抗病毒药双汰芝，200元一板，栗中才病急，卖麦买药，从栗干臣那里买过。
村里人倒是不责怪栗干臣，说：领着人卖血、办血站是他，后来带头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告状，也是他。他领大家卖血挣钱，心是好的，也不怨他。卖血感染艾滋病，上头领导都想不到，他平头百姓咋能知道？他真是有本事，就是不识字，要是能高中毕业，给个省委书记都管干！老天爷有安排，人各有命。“人哩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田野手记20060126）
“血头”老楚
第一次见到老楚是在一次外省召开的有关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上。河南去的一些参会代表中，老楚显得很落寞，因为老楚当过“血头”。
在此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血头，“血头”还只是一个概念，还没有真的见到过血头。老楚满脸褶皱，看上去跟中原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多一分阴郁。他找到我似乎有话要说，但是会议时间很紧张，未及细谈。不久，在郑州又遇上老楚，老楚说，你要是去俺县调查，可多故事。于是攀谈起来，比较多地了解了老楚。
老楚是太康县人，跟河南官方承认的“全省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泰康农民郭广生是老乡。郭广生也是在外地打工献血，1995年3月8日，被查出艾滋病，遣送回河南，他当然不是河南省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老楚当过乡村民办教师，1970年代时教过5年书，“公办教师每月30元，给我6元，不管干（不能干，干不下去），顾不住家，不干了。”老楚说。不教书了，除了种地，就去打工，建筑、卖菜，都干过，后来，大家都卖血了，就去卖血。再后来查出感染了艾滋病。老楚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38岁、儿子33岁，都卖血感染艾滋病，女婿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3年了。“俺那感染艾滋病的可多了，都是因为卖血。”老楚说。老楚的大哥家的大儿子两口感染了艾滋病毒、二哥家大儿子两口、女儿都感染了艾滋病，还都不敢说。“我不害怕，一检测出来就亮明观点，可是人家怕受影响。”老楚不隐瞒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从县里到省里跑着上访。他说，我大女儿家就塌（毁）到这艾滋病上。女婿2003年死的，那时候没有一点“政策”，2001年开始治病花钱，都是自费，症状皮肤病、发烧。钱花干了，家里困难得很。上访找卫生局要求解决困难，卫生局说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找教育局。“他们根本不接材料，说这包东西是你的？拿走！”省信访局态度还可以，说材料看了，给你们县信访局写过信了，找他们去吧！俺说县里领导根本不见面。他们说，俺也见不到。现在我每星期都去县卫生局，他们只说好话，不办事。
说起“血头”的事，老楚也并不隐讳，他说，在开封卖血时间，给卖血的人“办单子，办一个使一个的钱”。单子，就是临时献血证，跟正式献血证没有关系，卖血的人想多卖一次，就临时办个单子。后来不正规了，不用“证”了，我直接带人到血站卖血，直接到血站使钱（领钱），带够50个人领一回钱，一人次给3元。这些钱用于我的来往路费、吃住、买针管。
——买针管？我一时不明白老楚说话的意思。
老楚解释道，我领的一群人卖血，我负责买抽血用的针管，他们血站只管“抽小血”化验。后来也不化验了，啥都不说了。规定每次采血400Cc，太康血站采550Cc－600Cc，每份可以分出半份，多赚钱。后来每次采两袋，说800Cc，实际900Cc－1000Cc。
——对献血者有没有健康体检？问他。
没有。老楚说。
“1994年、1995年时候，太康防疫站的人找我，想通过我把血站搬到村里，后来事没有弄成，亏得没有弄成！”老楚说。
当时老楚正忙于“跑”“督促落实艾滋病救治救助政策”。他说，太康县卫生局，我拿住他的把柄哩！他们管理全县艾滋病治疗，应该把上级政策宣传下去，各种政策规定，艾滋病人都不知道。我们县里许多艾滋病人不知道有免费药物，他们县里治疗卡能不给办就不给人家办。有一回在卫生局碰上一个人，他老婆艾滋病已经死了，他领一个小孩11岁了，就这么高（比划，很低），有艾滋病。一问，说是吃药花了多少多少钱，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吃药免费，有生活补贴。我带着他去卫生局，他们问我有事么？我说11岁孩子都快死了，发病一年多了吃药没有免费。办公室主任专管这事，立马给办了治疗卡，比我自己办的时候还顺当哩！早先那时候我还没有“影响力”。但是如果不碰上我，这个人还是不知道。俺县检测也是靠自己，自己不检测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防疫站六七岁的孩子不给检测，说“孩子太小，抽不出血。”不检测就没法办治疗卡。我给站长打电话，他说等到麦罢（麦收之后）再说。一把手都说不通！我又找卫生局上级领导，电话里说了半小时，那边又说是没有试剂了，没法检测。初筛检测，一般人跑几趟都不给做，他们卖过血，都想检测，希望检测的人，都叫住我一起去。
老楚说的这种情况，反映了河南所谓“拉网式普查”存在的许多漏洞许多问题。
老楚说，防疫站对国家政策落实的是啥？太康县全县确证艾滋病感染只有300多人，俺乡毛庄镇只有50多人，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就这，2005年发救助每人60元，说是每月每人12元，发5个月的，只发给了毛庄的不到50人，其余的都没有给——这是因为我找的多，不得不给。他们烦我也怕我，现在我去拿药啥都给，下边人还是不给。前天防疫站的一把手二把手说我：你不要以为你是农民我管不住你，下达你有宣传任务。我说，宣传资料多的很，都在办公室放着，光盘也有，你们为啥不给群众放放看看？
跟许多河南农民艾滋病感染者一样，老楚对高耀洁心怀感激和崇敬，几次跟我说很想见到她。2006年夏天的一天，我跟高老师约好，带老楚一起去拜访她。
一见到高耀洁，老楚就说：我见过高老师你的书！我拿着高老师的书找当地政府，他们一看见就害怕了，态度马上变了！然后就说起太康县艾滋病疫情有多么严重和当下政府救助工作中的种种问题。
高老师听老楚说完后，说：中国问题，第一浮躁得很；第二失去人性。我讲课说3个问题：假话、假事、假货。共产党执政后不说瞎话不行，形成制度问题。太康的事你给我联系，冬天给你们那里送衣服。艾滋病这件事，我过去，八年十年以前乞求政府，现在失望了，懒得理他们了。他们表面做得不错，实际不解决问题。在艾滋病这件事上，河南政府态度是最坏的，我6月18号去湖南，人家各级官员都出面了，我在那里受到很隆重的礼遇。老楚不再说话，只默默埋头帮助捆绑准备邮寄的书，这是许多到高耀洁家里的人常常要做的事情。
再次见到老楚，他带一群人来郑州找卫生厅、民政厅上访，要求卫生部门落实抗病毒治疗，要求民政部门落实救助政策。他说，省里规定每县要有一个艾滋病重点医院，太康县没有。艾滋病人在乡医院治不好也不让转院，熬死算了。来的一群人中，有人已经中断治疗四五个月了，在县里医院治疗一段停了，因为没钱了。转回到乡医院，病情恶化。到郑州六院治疗自费，前天来一人，花了六七千，回去了，没好转，实在掏不起钱了。“昨天我找到卫生厅反映这些问题，卫生厅有人想替他们县里说话哩，省厅想替县里遮拦起来，说咱河南省2004年没有免费政策！52号文件不就是2004年的？”事实上，这份关于艾滋病救治救助政策的52号文件，一直被严密封锁，根本没有执行，也很少有人知道。
后来，收到过几次老楚节日祝贺的手机短信。
再后来听说，老楚到广州去了，“替人讨债。”
2016年参加河南艾滋病方面的一次会议，没有见到老楚，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老楚死罢一年了。我想到老楚很多次希望我到他的家乡泰康去做调查，说“我们那里有可多刘老师想要了解的故事”。我却始终没有去，心里很难过很歉然。
那位朋友说，老楚是个好人，正派人。
官方和民间都对艾滋危机深怀恐惧，却很轻易地将罪责归咎于社会地位低下最易遭受攻击污名的人，公众舆论和官方报告对面目不清的“血头”语焉不详的指控，成为各方可以接受的说辞。把底层卖血农民或者所谓“血头”作为这场血祸的替罪羊，成了官方和民间的共谋。
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讲述的三个人，村支书栗可领、村民栗干臣、曾经做过乡村教师的老楚，作为“血头”，似乎并不那么“罪大恶极”。他们的社会身份都是农民，他们都感染了艾滋病，也都是这场血祸的受害者。甚至血头村支书，在银庄引起民愤的原因也并不是他做了“血头”。很显然，他们三人中，谁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对这场危及成千上万上十万几十万人的生命和家庭的血祸负责。
那么，谁能负责？谁该负责？怎么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