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龙兴二队的“向阳花”
向阳花说的是社员，不是有个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吗？
我们刚出城门 ，身上带着大社会环境教会的极左盲目，带着天真无知的学生味儿，一到屯里就怀着对贫下中农的深厚感情，一本正经地去做农村调查。其实，农村这个庞杂的社会对于学生是个盲区，在农村问题的认识上更是个盲点。
有的队知青脚刚落地就被当地两派人拉拢，知青不知就里，站到了某一派的队伍里，于是被对立派的人辱骂甚至动粗……我们倒没有陷入无聊的派别中，只是傻颠颠地挨家挨户“访贫问苦”（懵懵懂懂学焦裕禄）。
我们龙兴二队的老李头成分是佃农，是从老家辽宁宁城县那个盐碱地穷窝子来的。家中只有爷俩，没有女人，说是因为太穷女人病下没钱治死了。女人只生了个儿子叫李海，李海脖子长，没人叫他大号，都叫他“长脖儿”。
一说“长脖儿”很容易想到小说《暴风骤雨》里的韩长脖。小说中的韩长脖是个抽大烟耍大钱的屯溜子，我们这位李长脖可是个又憨又傻只知道干活吃饭的穷小子。
他黧黑的脸，雪白的牙，像电影《农奴》里的强巴；他个子挺高，是那种流线型身材，五官也不磕碜。他胃口特大，最著名的是有一次秋天割地，队里吃集体饭，他一顿吃了二斤九两黄米面年糕，大家玩笑说他胃里装不下的那部分全上脖子里去了。
长脖目光迟滞，疏于言笑，说话嘟嘟噜噜含混不清，所以也有人管他叫傻长脖。长脖人傻，家里又穷，二十出头了，还说不起媳妇，每天抻着长脖子干活，来去孤独。
他家的“房子”不是所有人家住的那种堂堂正正的两间或三间的正屋，而是那种最简陋的没梁没柁用不了多少材料就能盖成的矮趴趴的小屋子，东北农村管它叫马架子或下屋，是用来放粮食农具等杂物的。
这马架子个儿高点的人进门得弯腰低头，站在屋里胳臂不用伸直就能摸到房顶。房子只有一个小窗户，屋里黑乎的，进屋就上炕，什么家具也没有。最值钱的就是蕴藏在爷俩身上干活的力气，可惜徒有一身劲儿却没能为爷俩创造出一丁点财富，炕上甚至没有一床像样的被褥。
当时我们对农村的认识还停留在书报宣传和以各种文艺形式的歌颂中。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豫剧《朝阳沟》，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得幸福落满坡》……农村给我们的印象是人欢马叫，果树成行，牛羊成群的欢乐幸福的生活场景，而长脖家的惨状让我们震惊不解。
我把一床还没来得及缝上被里被面就装箱托运莫旗的新棉被套给长脖家送去了。长脖他爹感激得带着哭腔操着他老家口音一个劲儿说：“我怎么‘朴付’你啊，我怎么‘朴付’你啊。”意思是：我怎么感谢你。可怜的老李头啊，一个棉花套子有啥可感激涕零的。你们终日清肠寡肚，终年换不下那一身老黑棉袄，一辈子出门面对土地，进门面对土炕，你们一辈子为天地付出却一无所有苦难一生，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啊。
长脖爷俩在这方土地上只是个立愣着俩眼儿肩膀上顶着脑袋的人而已，没地位更谈不上尊严，没人同情和帮助，反之是换常的挨欺负。
屯里人拿他像使唤牲口一样，给个人家干个杂活吆唤长脖干不用担心搭人情；队里没人愿干的破活总会把长脖想起来。长脖好说话，让干啥就干啥，反正有工分挣就行。
因为穷，大冷天的长脖没有手套，最喜欢的一个姿势就是两只手抄进没有衬衣、没有绒衣、线衣、毛衣的空心堂子棉袄的袖笼里，把干活的工具夹在腋下，这时就会有爱调理人的人恶作剧了，从他的后面猛地把工具抽走，撒丫子就跑。挣工分的工具没了咋干活，干不了活就挣不了工分，工分就是口粮。长脖儿脖子长这腿也不短，他飞似地追过去，扑向调理他的人扭成一团抢夺工具。
这里人开玩笑喜好大动干戈，长脖好欺负就被当做靶子了，经常的那些穷极无聊的汉子撅胳膊扳腿把长脖撂倒在地。把长脖惹急了，他也不示弱扑扑棱棱对拚，有时整不过他们恼得满脸通红，细长的脖子粗胀起来，用油光锃亮的袄袖抹一把稀鼻涕，呜呜噜噜带着哭腔骂“王八犊子，操你妈！”。
长脖要是读过几年书，脑瓜不至于迟木，目光不至于呆滞。长脖娘要是不走，多给他生几个弟妹，人多势众，他就不会挨欺负，他家地位也不会太卑下。
如今的长脖也是奔六十的人了，不知他找到媳妇没，不求别的，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进家门能吃上热乎饭，也让人感到欣慰啊。
2008年回插队屯子问起长脖下落，说长脖淹死了。啊！我的心也跟着沉到水底。
原来，长脖后来和他爹投奔大杨树他们李家门的亲戚那儿了，那旮老家辽宁宁城乡亲多，相互帮衬，活得还算熨帖。
长脖有一年回龙兴屯北边的中兴屯亲戚家串门，天热就去了中兴南头的头道沟子洗澡。那天沟里的水溜急溜急的，长脖没站稳让水绊倒了。老乡说长脖那会儿已经有点魔怔了，就是脑瓜子不利索了，那指定是水急水缓他分不清爽就下去了。
长脖死时才三十多岁，八十年代中，刚赶上改革开放好光景，还没透享人生，也没说上让他进家门就能吃上热乎饭的媳妇呢，人就殁了。
队有女人的家，日子过得还算红火，热炕热灶屋子暖，鸡鸭鹅成群猪满圈。
后趟街西头王国兴的老婆在我们来的前一年被疯狗咬了，怕听水声怕见水，疯癫了一年半载的，死了，扔下一大堆小孩，最小的才两三岁。王国兴是大队副书记，在小队也干点农活，平日里话不多，走道老爱低着头，常言说抬头老婆低头汉，他心事重？庄户人家的有啥复杂情况？女人没了，三个丫头两个小子家里家外的也能成事了，还有啥磨不开的？他每每见了我们咧开大嘴笑笑，挺和蔼可亲的。我们经常去他家聊个家常，了解点当地四方八面的问题。
他对我们也还算关心，常到我们寒舍看看，教授一些生活常识干活经验等等。因为是在组织的人，说话办事儿板眼挺正，不像屯里其他人，甭管男女老少党员非党的都屁不溜腥的，没个正经，话里话外不带脏字就把你调理个结实。只有他，在知青心目中还算是有点德高望重的味道。
他大儿子去当兵了，二儿子是家里主要劳动力，老三是闺女叫秀琴，小名王丫蛋子，十四五岁带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既是姐姐又是妈，成天在家喂猪做饭操持各种家务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
王丫蛋热情开朗善良跟我们女生相处得很好。我们教会她刷牙并送给她牙刷牙膏，她果然非常认真地刷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那被刷白了的牙面出现一道道横纹。原来她用牙刷玩命横着拉牙面，我们告诉她要竖着刷牙才能把牙缝里的脏东西刷掉。我们还告诉她要学会带胸罩。她不好意思，怕别的小丫头笑话她。后来听说年轻时不带胸罩，到老了两个乳房就像两个布袋子当啷着，她就偷偷地羞涩地跟我们说，再回北京时给她捎个胸罩来。
她三岁的小弟弟自从没了娘，哥姐没工夫照料他，经常拖着两条大鼻涕张着大嘴哭咧咧地满处跑，小手小脸又皲又黑裂着口子，那可怜模样真让人心疼。我们给他送去从北京带来的抹脸的蛤蜊油，家里寄来杂拌糖块也忘不了他们姐弟。
王丫蛋常来我们屋坐坐，见到我们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儿就会很热心地相助，比如帮我们做个被褥啦，给我们送点她家积的酸菜、炒黄酱啥的。我们干活落后了，王丫蛋子干到地头肯定要返回来接我们。
姜永田，外号姜大眼珠子，眼睛确实大，脸型五官长的也挺好，有棱有角的，年轻时肯定是个“帅男”。对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算关照，总是屯里的老人了，说话办事儿的不失长者风范。
他老伴是王国兴的姐姐，王丫蛋的姑姑，她长着一张大饼子脸，有点像达斡尔族，还得了大脖子病（克山病），脖子粗得像带了个肉脖套，单眼皮长眼睛，跟她弟弟王国兴一样——嘴大。
她生有四男一女。老大姜林，可能是精子卵子碰撞得不利索，细胞分裂得不到位，两只细长眼儿往太阳穴那旮凑，那嘴大的张开能占去脸的一半。都说娘矬矬一窝，姜林他娘并不是矬得吓人，可孩子都矮的不行，没一个随他爹个儿是个儿样儿是样儿的。
姜林不到一米六，身材横宽。他有一点文化，还是党员，当小队记工员。二十好几了，因形象不济，说不上媳妇，忽见天上掉下八个北京妹妹，他心中暗喜，一见到我们就咧开大厚嘴唇露出黄板牙谄媚地笑。我们的模样儿再不济也不会尿他呀，背地里都管他叫姜大蛤蟆，说他想我们的好事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姜林的妹妹姜凤琴随了她娘的白，眼睛随了她爹的大，但不动人，腿罗圈得厉害，从背后看过去像个花瓶。因为老姜家跟王国兴家是亲戚，我们和老王家走得近自然跟老姜走得也勤，跟姜凤琴也像和王丫蛋一样来往密切。
我们没事就上老姜家炕头炕尾的一坐，唠嗑，卷烟叶子抽，有时还蹭个饭吃。最稀罕吃人家的苞米碴子粥就辣鱼酱。鱼是在江套子放个鱼篓子或撒网，冬天则炸冰凿冰逮的鲫瓜子（鲫鱼），然后用干辣椒、葱花、臭黄酱炒，鱼肉烂在黄酱里一点也看不见原食，而且被臭酱遮得尝不出鱼味，但总比没有鱼强。
到了秋天，社员家又成了我们的“粥棚”。关系处得好的人家，金秋季节总少不了我们这几个“女馋猫”的身影，吃人家锅里烀的老倭瓜、土豆、嫩棒子。那老倭瓜又干又面，极富糖炒栗子的醇厚香甜味；那土豆玉米无污染的绿色食品，真是让人爱你想你容易，今生今世再吃到你怕是难喽。
老姜大婶挺同情我们这帮孩子，老爱说：“你们舍家撇业的不易啊，遭罪啊，这是作的啥孽啊。”还时不常地对我说：“大刘呀，你看你成天喂猪打狗做饭的，造这一身油哧麻花饭嘎巴的，真难为你呀，这让你爹妈看见了，该有多心疼啊。”
李福常，三十来岁，小队会计。他不光会看秤过磅记账算账，揣摩人的账目更精到。
李会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他的乡亲们见了面就嫂子小姨子老丈人小叔子床上床下的唠那些荤嗑，见了我们低眉顺眼不苟言笑客客气气道貌岸然的样儿，从来不跟我们打趣说屁话。
他对张国忠（知青）说：“国忠啊，青年里你最能干，你上炕是媳妇，下炕是爷们。”意思是女人的活能拿得起来，地里男人的活路也强得很；又跟王葆玄（知青）说：“葆玄呀，我真佩服你，你这么有学问，放咱这旮儿真瞎了人才，可惜啊。”
他偷偷把我们挨着个儿地研究，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到每个人家里的情况。见了魏爱国（知青）：“爱国呀，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你爸当官，来到咱这地场儿，不屈了吗？”；对缩倍儿（知青）说：“你爹妈当那么大官，要不来农村，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那是啥成色儿啊。”
李福常老婆大圆脸，红扑扑的，一笑俩眼儿眯成一条缝，露出俩大虎牙。我们一去她家，她就赶紧用扫炕笤帚扑拉扑拉让三个小孩造祸的满炕渣渣烘烘的脏东西说：“快上炕，坐炕头，炕头暖和。”然后用粗瓷二大碗倒上水：“快喝水。”李福常不抽烟，她就跑到邻居家抓把烟叶子回来，撕两张孩子作业本的纸给我们卷烟，把个孩子心疼得嗷嗷直叫，她一巴掌糊过去：“撕张纸嚎啥呀，屈死的玩意儿。”那个热情张罗劲儿，让我们怪过意不去的。
李福常家东邻是李孝堂家。李孝堂是队里的车老板，长得人高马大，酒糟鼻子，满脸疙瘩肉。他仗着他爹辈份最大，是老李家家族长老，就整天不可一世的劲头，逮着谁都敢骂，拿着鞭子在空中抡得呼呼山响，恨不得见人就想撸一鞭子。最完蛋操的是这家伙调理人没轻没重的，谁要是跟他的车干活又碰巧他那天坏心眼子发作，就倒了血霉。比如到几十里地以外拉脚，跟车的人途中下车撒个尿五的，他就能大鞭子一甩，把车赶得风驰电掣，让撒尿人呼哧带喘地追，他才放慢速度，眼看追上了，他又一扬鞭子……就这么着非弄你两三个回合才罢休。要是碰上极不对眼的，连这两三个回合都不给你，您就搁俩腿拐拉着回家吧。这犊子就这么狠，比较缺失人性。
在东北农村车老板的地位不亚于生产队长，大鞭子掌在人家手里就像掌印把子的官儿，没人敢得罪。他骂咧吹胡子瞪眼，人家不敢吭声，知青可不尿他那壶。男生根本不勒（理）他，他就经常不带脏字地在女生身上“赚怪”。我们刚去时不懂这些乌七八糟的，有时傻乎乎地接话岔，被周围的哄笑才整明白这犊子在占我们便宜。再往后凡是听见类似的话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跟他们翻脸带着脏字回骂，一点也不客气留情面。往后他知道这帮“小犊子知青难奏”，也就嘴上不言语把恨放在心里了。
刘春江，外号“老倭瓜”。他老是朦胧惺忪的模样跟睡不醒似的。走道抬着头，窝着脖子，可能外号就是这么来的。他见谁都打哈哈，好像是没心没肺的那种人，别人用屁话抡他，跟他动手动脚，他也不急不恼。跟我们也贫嘴瓜拉舌的。北京人的口头语——“废话”二字，他听着挺新鲜，老想在说话时把这俩字顺进去，但不知怎么用，又怕我们笑话，又不甘心刚学到口的新名词派不上用场，只好在一句话说完后拉长了音再加上这俩字：废——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终于有一次这俩字让他准确无误地用上了。
龙兴二队除了地主富农，是人都当过队长，“老倭瓜”也不例外。但他好脾气，心计不够，能力不强，管不拢队里调皮捣蛋的人，就让他去看瓜地了。
瓜地种的全是香瓜，是我们最心仪的地方，老早就窥伺那块宝地了。“老倭瓜”讨好我们，知道学生肚子靠干油水了，馋得不行。有一次他大发慈悲带我们到瓜地吃瓜，还没到地方飘香四溢的瓜香味就扑鼻而来，把我们心撩得乐开了花。进了瓜地就一猛子扎进去不顾头不顾腚地见瓜就造（吃）。
“老倭瓜”急眼了：“嗨嗨嗨，你们这帮虎玩意儿，咋整着生瓜蛋子也吃啊。”然后教我们怎么挑熟瓜——瓜熟了不死沉，不打开就能闻见香味，表皮有裂纹的瓜又熟又甜；什么样的是脆瓜，什么样的是面瓜，一般花皮的就是面瓜，除此之外就是脆瓜。
学会挑瓜，照着老乡的动作，一手托瓜一手攥拳猛砸下去，甜蜜的瓜汁溅出来，人人贡献出贪婪的模样，吃得满脸满嘴满手瓜汁，狼吞虎咽得连瓜子也来不及吐。
“哎哎哎，把瓜子甩到地上，那是种子啊，你们咋连它都吃呀，瓜子就是娘们儿肚里的孩子啊，那孩子能随便扔吗？”“老倭瓜”又冲着这帮“虎玩意儿”大呼小叫。
“这么小的瓜子能长出这么大的瓜来？”虎玩意儿问。
“废话！瓜长子，子生瓜，连这都不懂，还大淆（学）生呢。”好歹把个“废话”用对了，同时也没忘奚落我们一下，一张嘴就吆三喝四的，拿知青不当外人，“老倭瓜”挺好玩儿的。
最后我们一个个肚子胀的像西瓜才“收工”，走的时候“老倭瓜”又给我们装了一筐瓜带回宿舍。这天晚上我们不仅没吃饭，而且“走肾”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算把身体里的瓜水卸完，把个左右肾折腾得差点成了“瘪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