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留给后代的书
花了五年时间的《画说我的一生》终于出版了。请看我设计的封面。那个拿着树枝在在地面上划拉的人就是本人。书分上下册，大16開，总共630页，644幅图画。出版公司是美国华忆出版社。亚马逊等网站有售。
蒙《记忆》杂志总编方惜辰先生以及澳洲文化领军人何与怀博士青睐，为我写文作为代序。发表如下：
从自我改造到自我觉醒——海鷗《画说我的一生》读后（代序） 方惜辰
海鸥是旅澳华文作家兼画家，这本书又在海外问世，所以，我请了两位海外著名作家为之赐序。受邀者之一，北美的一位著名媒体人，刚看了前三集就谢绝了。理由是不喜欢海鸥小时候的任性。我后悔“敲门”时太仓促，如果把海鸥获奖的小说和油画先给这位朋友发过去铺垫一下，介绍《画说我的一生》（下面简称《画说》）受欢迎的程度，也许会得改变她的印象。
话说回来，最应该给《画说》写序的，应该是我。首先，海鸥给《记忆》带来了光荣——《画说》在《记忆》上连载了28期，不但赢得了墙内的中国读者，而且为研究中国的欧美大学所关注。更重要的是，海鸥是用连环画重写国史的第一人，是她创造了现实主义的画风，是她找到了连环画的新路。作为《记忆》主编，向墙内外的读者介绍一下海鸥，谈谈我的读后感，责有攸归，事无旁贷。
一、让连环画回归现实
《画说》是一部由600多幅画组成的连环画，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海鸥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经历。画法是传统的线性白描，构图是传统的散点式，叙述方法也是沿袭传统的倒叙、插叙、旁白等文学手法。唯一违背传统的，就是这些画的思想指向——贯穿这本画册的主线，是毛时代对人与社会的改造——中学时的思想革命化，出身对她的迫害，父母挨整，姐妹插队，她在中学教书的种种遭遇。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她按照党的教导，对自己从思想一闪念到生活中一举一动的监督和改造。
改开以来，涌现的画家无数，画技画法画风林林总总，画展画集画册目不暇接，谁见过这样的连环画？谁见过如此直面毛时代的画家？谁见过如此理性的自我解剖？我有几位画家朋友，他们也直面现实，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用几年的工夫去画这种不能在大陆问世的连环画。
海鸥不想成名成家，不想在技巧上出新出奇，她只是想画出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中国。她崇尚的是现实主义。
在中国连环画的百年历史上，写实一直是个弱项。民国时期著名的连环画家也曾写实，叶浅予的《王先生》系列和《小陈留京外史》，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赵宏本的《上海即景》《天堂与地狱》《阿Q》《桃李劫》等连环画也都以揭露性和批判性受到广泛欢迎。但是，整个毛时代，这些画家全部投入到歌颂革命英雄的宣传队伍中去。他们的笔下没有了民生的苦难，只有忠君爱党的政治热情。他们的艺术细胞中，没有了正常的美感，有的只是“高光亮”的“革命美学”。后毛时代，这些画家载誉而退，他们在党多年，洗脑彻底，已经丧失了反思历史的勇气。
与张乐平、叶浅予不同，海鸥画的不是漫画；与赵宏本不同，海鸥不是用别人的脚本，而是自出机杼。海鸥的白描技法，比刘继卤、顾炳鑫差得远；海鸥的构图造型，不过是贺友直、丁斌曾的小学生。但是在写实这一点上，这些连环画名家在海鸥面前，应该汗颜。
后毛时代，尤其是“六四”之后，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良心发现，意识到不但自己上当受骗了，而且也成了制造骗局的一份子。创作《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家朱践耳，在改开后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农民并没有翻身得解放，“城乡二元”将他们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党不是母亲，而是主子，人民只是党的工具和奴仆。这种持久且不能轻易为人道的痛苦，或许也存在某些著名的老画家内心的深处。
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华人政论家冯胜平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凡是亲历文革的都是“文革人”，都有罪，都应该为十年浩劫负责。他忘记了毛时代一直受迫害的，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忘记了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牺牲了生命的志士仁人。他不知道，还有海鸥这种人的存在。
二、真实性与政治环境
为了写这篇序，我把能找到的海鸥写的书全看了。以我的看法，海鸥的小说不如评论，评论不如纪实。也就是说，虚构性和想象力不是海鸥之长，她的长项在于以非虚构方式写真人真事。我编辑过数百篇传记、回忆录和纪实性作品，长期的阅读让我麻木，以至厌倦。只有海鸥的百年家史《半壁家园》，令我欲罢不能。以至顾不上收听每天不落的自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吸引我的是什么呢？除了作者的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真实。何与怀博士说，她“可以携带她的《半壁家园》进入世界华文家族写作史的殿堂”。我要补充的是，《半壁家园》将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写传记和回忆录的人，都告诉读者，他们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即便是连北大文革的基本事实都弄不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拍着胸脯如是说。我相信大多数作者都有这样的愿望，也都努力这样做。但是，我敢断言，比起海鸥在求实求真上下的工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自愧不如。
最近，大陆出了一本很不错的书《寻常百姓家》，作者么书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教授洪子诚的夫人。此书真实地记述了她的父母家人在毛泽东时代的经历。黄子平有这样的推荐语：“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即使在非比寻常的非常年代，也是视而不见地默默流逝着，流逝了。幸好有么书仪老师用水洗过了一样新鲜无华的文字，精准幽微的细节，从忘川中为我们撷取了如许‘有情的历史’。”
“如许‘有情的历史’”竟能通过审查，让我吃惊不小。常识告诉我，作者为了它能在大陆出版，一定煞费苦心。洪子诚的序，在隐约含混之间，透露了个中消息：
因为回忆中涉及许多人和事，它们并不都适合“秉笔直书”，带着很不情愿的心情做详略增删的处理，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 ，也都让她苦恼而费尽心思。
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信条，“真实”是认定的前提，也是最高的标准。她（指么书仪——本文作者）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写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这些文字的最初读者，我对回忆的“真实”既存有疑惑，有时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必要的时候“虚美”和“隐恶”也在所难免，甚至需要。因此，在具体写法上，就常会发生争辩。这当然会影响到书中的一些叙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确立的“真实”的坐标上，有些地方的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真，而是说有所节制。
如果把海鸥的《半壁家园》与么书仪的《寻常百姓家》做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两本书的异同，作者都是毛时代的亲历者（海鸥1947年出生，么书仪1945年出生），都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文科研究生，都在细节的真实性上下了大功夫，不同的是，么书的细节“精准幽微”。海鸥的细节精准，但不“幽微”——她挑选的细节锐利、隽永，启人心智，与这些细节配套的评论，一针见血，发聋振聩，全不懂得“节制”。随手举个例子 ——
海鸥的爷爷刘荫远，当年的西安首义元勋，1949年以前，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唯一的儿子刘长菘（海鸥的爸爸）加入了共产党，致使刘荫远在国民党内颇受非议。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刘长菘大学毕业，回西安见父亲。刘荫远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你只有两条路，要么离开共产党，要么永远别回家。刘长菘毅然与父亲断绝了关系。从此，父子分道扬镳，音尘两绝。
尽管如此，海鸥的爸爸却始终得不到党的信任。他1935年入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西南联大时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做了随军翻译，因部队经常转移，流动性很大，遂与组织失联。此后再四请求恢复党的关系，无果。要求重新入党，被拒。海鸥爸爸晚年时，组织动员其入党，遭老人婉拒。改开之后，海鸥的姑姑从台湾来北京，问海鸥的爸爸：“两个党的统治你都经历了，你认为这两个党相比怎么样？”这位著名的翻译家回答：“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
“九十年代中下期，爸爸台湾的侄子来京探亲，临走时爸爸请侄子到他父亲的墓前代为祭奠，并替他转告父亲一句话：父亲，我不是共产党。”2003年，海鸥到台湾：“我跪在阳明山爷爷的墓前，替爸爸说了这句话：‘爷爷，爸爸不是共产党’。”海鸥评论：“当年爷爷曾迫使爸爸离开共产党，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爸爸选择了后者。时至今日爸爸却用这样的话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绝大的讽刺呀。”
为了这些细节的精准，海鸥录下了父亲的回忆，整理了双亲留下的信函日记，去了南京、杭州、上海、广州、安徽、西安，走访了父母两系的亲友及后人。并四次去台湾，到台湾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与爷爷有关的史料，包括爷爷的好友徐永昌的回忆 录，当年的报纸和照片，还孤身一人，深入阳明山，寻找刘荫远的墓地……。
真实性是分层级的，所谓“细节的精准”，其实就是细节能否反映出当事人的处境和心态。而这完全取决于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我无从知道，么书在哪些地方做了“详略增删的处理”，是哪些地方为“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让么书仪“苦恼而费尽心思”。但是，我相信，享有言论自由的海鸥在详略增删和措辞表达上的苦恼，不会受政治的影响，她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内化的书报审查官。换句话说，她不会降低她最初确立的“真实”的标准。
三、海鸥的自我改造
《画说》是海鸥的思想改造及转变史。改造是主要的。
海鸥有个性，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自由散漫：上课不但偷看小说，还会把鞋脱下来，第九集中有这样一幅画：讲台上，老师提问，一个女生光着脚尴尬地站着在课桌后面，桌子下面的大脚趾不知所措地翘着，好奇地四处张望，周围的同学窃笑。
把一个比胶囊还小的二极管收音机的铜丝连在暖气管上，“塞上耳机，手做托腮状，若无其事地听节目。这个简陋的小玩意只能听一个台，关键不在听什么，而在于上课捣蛋的刺激。”
她高中的“期末操行评定连年为‘中’，评语还是小学初中那老一套 ——不遵守纪律，不尊重老师，自由散漫，骄傲自满……”。“阶级斗争紧锣密鼓的时刻，我的自由随意已经不属于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思想意识问题，评语开始上纲上线，变成了‘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加强改造思想’。”
从高二开始，海鸥就投身于思想革命化之中。她要与自由散漫做彻底的决裂。她向组织交心，写思想汇报，反省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工农兵的思想的差距——
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我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听西方音乐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加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
海鸥的思想汇报成了老师批评她的口实，她的毕业的操行评语不但还是一个“中”，而且把她写得非常糟糕：“里面仍是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鉴定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她的高考成绩优异，但早在她埋头备考之前，老师就在她的档案里写下了四个字：“不予录取”。
她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在师院附中实习期间，她的自我改造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培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她周末与解放军一道挖京密运河。在铁轨旁考验自己，“体会一下欧阳海抢救列车时的情景。”——
火车已经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吓得夺路而逃。为此我心里竟难受了好久：难道我不敢去救人吗？这只是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的事情，只要稍一犹豫，就可能人亡车毁。没有人会怪罪你，但是你怎么能经受住内心的自责？追根寻源还是脑中的“私”字作怪，有私心必然怕死，必须继续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由此我学习英雄的事迹更加努力，《欧阳海之歌》看了好几遍，在他抢救火车前的那一段心理描述，我抄录下来，反复朗诵。
她要“革心洗面，积极进步，和过去一切所留恋的东西决裂。”她意识到：“更可怕的是无形的敌人——每个人心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随时随刻将我们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因此要彻底改造思想。我始终热情高涨地投入各种活动。”“我和大家一样，满怀革命理想，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向往着战争年代，渴望在非常时期献身革命。”
在第十集里，有这样一幅画：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少年，从病房门外进来，手捧着一个插着花的小瓶，递给一位梳着短发，挎着黄书包的女教师。海鸥对这幅画做了如下的说明：
一个学生病了住院。我到医院去探望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高级小病房中（他爹是某军种司令员），意志很消沉悲观。我安慰他说：“到外边走走吧，春天已经到了，草也绿了，桃花已经开了，到外面吸口新鲜空气，你会觉得头脑清醒，心胸开阔的。”他很感动，我走时他主动和我握了握手，他曾是一个不和老师说话的傲慢孩子！
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见他蹒跚地从外面走进来，拿着一个小瓶，里面装了几枝含苞的桃花，他说：“我要把春天带进病房。”显然是我昨天的话起了作用。我立刻产生了不安的感觉，在他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道路上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去进攻人家内心的薄弱环节，让他产生了不健康的感情，我决定今后宁可跟学生们谈严肃的思想，谈教条的理论，让他们感到生硬，感到暂时的失望，也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他们。
1966年初，《解放军报》连续推出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论、六论“突出政治”的社论，《人民日报》悉数转载。海鸥一遍遍地学习，“我的日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和学生开会的提纲记录，谈话的要领，全是一个中心：突出政治”。“对于我来说，突出政治就是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断绝联系，首先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然后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从此，我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思想闪念要问一下是否突出了政治。如果没有，就在头脑中展开猛烈的批判。”
然而，“小资情调”仍然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她——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开什么严肃的会，已经是1966年的5月份，文化大革命即将正式拉开帷幕。突然间从琴房传来小步舞曲的钢琴声，虽然弹琴的手并不高明，但那早已深入我心的旋律，又被激活起来。我立时觉得心都醉了，头也晕了，一切思想都被打乱了，不能思维了，人被音乐带走了。
海鸥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是，她不知道失落了什么。她所能做的，就是谴责自己的个人主义，怀疑自己不可救药。她画了这样一幅画：几个教师围着桌子学社论，一个蓝衣女性呆坐一旁，侧坐沉思，在她的后面，一女正在弹钢琴，五线谱从琴中悠然飘出。画面的上方，是蓝衣女性的想象——她手握钢枪，指着一个洋人的胸口——她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杀死头脑中的全部小资思想：
我又为自己的陶醉隐隐不安。我觉得自己像在漫天大雾中行走，总也摸不清方向，只有犹豫和错误伴随着自己，难道就这么下去吗？我又像在一个大漩涡里挣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出个人主义的泥坑。只要稍稍放松思想改造，它就冒出来，只要外界稍稍有一点诱发力，如今天的小步舞曲，它就跳出来，难道我永远要像堵枪眼一样地紧张绷着神经吗？难道我真是不可救药了吗？当天晚上我就学习毛著对“琴声事件”展开检查和批判，很快我就调整了心态：脑子中的一团混乱其实不乱，一条线就可以提拉起来，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必须毫不留情地用快枪迅速击毙。
文革来了，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报纸的海鸥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我连着几夜没有睡觉，写大字报，支持学生，和学生老师互通有无。即使没有事干了，也不去睡觉，写日记写思想总结或捧着一本《毛选》读到天明。有的时候我夜间骑车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世界要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学生造反的时代到了。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势不可挡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斗争之中。但什么是文化革命，革谁的命，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只有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和党的战略部署走定然没错。我写了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字报，又贴了《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
海鸥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回报——师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大字报，揭发她谎报出身，冒充革干子弟，质问她是怎么混入团组织的，骂她“企鹅”（因为她胖）。红卫兵抡圆了铁锹毒打她，以至打断了锹把。她的家被多次查抄，父母的全部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部拉走。
海鸥离开了师院附中，离开那些抄家打人的红卫兵。为证明自己的革命，她到外地串连，步行长征，深更半夜为造反派送情报。面对顶着胸脯的长矛，她面不改色，喝退了武斗者，保护处于弱势的造反派。……她用了二百多幅图画，勾勒出文革初期的混乱与狂热。
1968年春节之后，海鸥被分配到一个公社中学。在那里，她度过了十年的光阴，学校的混乱，家族的离散，农民的赤贫，在她笔下一一呈现。尽管她敬业爱岗，无私奉献，仍旧自我洗脑，对党和毛忠心耿耿。像后毛时代的某些作家、学者那样，她歌颂苦难，相信只有经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自己的思想才能变得纯净起来。“自觉彻
底地自我洗脑”成了她的日常功课，但是，她的潜意识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后半生中，我无数次地梦见永丰……或是房子怪异，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断了，退路没有了；或是发大水，永丰成了一片泽国，我摸索原来的道路回家，却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赶不上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最糟的是好不容易上了车，开了一大圈，发现又转回原地。总之梦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丰期间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绝望，绝望，绝望。
四、海鸥的觉醒
海鸥的思想转变，是从1976年的“四五事件”开始的。尽管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心中的毛泽东还是在神坛上，只不过在晚年时被身边的佞臣架空，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并非毛的本意。”但是，她已经停止了自我改造，回归到了理性和常识。
1978年，她以优秀的成绩，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第一批研究生。
我对研究生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第一次开会时黄先生问我们各自准备研究什么题目，我说：“我想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把大家逗笑了。我实际想说的是，中国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她首先想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既然中共中央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那么，她就应该对自己这些年的思想改造有一个彻底的反省：
我实际上是困惑的，因为否定文革就是对我这十年生命的否定，这十年我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热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几乎脱胎换骨地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文革给我们指定的标准所变的新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然后一下子这些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就像文革开始时一样，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为，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尽管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翻来覆去，我必须搞明白，为什么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民能够一呼百应地疯狂地投入这个错误的运动，这和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若是再碰上一次这样的革命（老毛说“这样的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己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从这时起，她那自由散漫的天性，升华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1981年，她在毕业论文中剖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
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并不完全科学：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一种标准，如同说吃饭是检验饭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坏的唯一标准，睡觉是检验神经功能或睡觉环境的唯一标准，从语法和理论上都说不通；如果说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法上可站得住脚，而理论上和前一命题一样隐含着唯经验主义的导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它是胡耀邦为了否定“两个凡是”的一个命题作文。1977年秋，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执笔写成第一稿之后，又经过了党内理论家多次修改，1978年5月10日发表在中央学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然后是各大报纸的转载。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邓小平有云：“《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中共党史称此文“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共”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在官方为这一哲学命题大唱赞歌，理论界紧跟，全国的知识分子为其叫好的时候，海鸥对它发出了冷冷的一问。
改开之后的历史，证明了她的先见之明：“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弊端，从理论上说与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无关系。”
直到三十年后，才有人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缺陷。
五、罹患脑瘤之后，海鸥拿起了笔
海鸥的文字在国内的《当代》上发表，在海外多次获得世界华文大奖，她的油画在澳洲两次获奖。尽管每次得奖，她都抱着“山中无老虎，?儿称霸王”的心态，灰溜溜地不愿示人。但是，这些奖项都在在证明她不是浪得虚名。
既能写又能画的人，历来不多，我们这一代（40后50后）更少。常听国内有所成就的人，在表彰大会上说，感谢党的培养，国家给了我荣誉云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暂且不论。至少这话不能用在海鸥身上——因为她的爷爷在台湾，她被排除在大学门外，尽管她努力工作，忠君爱党，得到的也永远是组织的冷眼。直到她因超生受尽屈辱，不得不去国离乡。
八十年代中国出了以曲啸为首的四大演讲家，“母亲错打孩子论”是他宣讲的核心思想。当年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一个比我小十二岁的同学，在底下嘀咕：“就欠红卫兵把他抽死”。曲啸从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调到中宣部，以局级调研员的身份，满世界演讲达2500场。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错打孩子论”的逻辑是，母亲出于爱，错打了孩子。孩子因此经磨历难，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于是，张贤亮在《绿化树》中“歌颂苦难”，徐葆耕在《清华精神生态史》中大讲“苦难铸就辉煌”。照此逻辑，孩子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端赖于母亲当年的错打。具体到海鸥，如果没有党国对她的迫害和侮辱，她就不会出国，不出国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海鸥应该感谢党，热爱党。
《画说》里没提曲啸，没提“错打孩子论”，那时，海鸥正在为保住腹中的女儿苦苦挣扎。
百度百科上说：“曲啸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在美国第一站就被爱国华侨，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揭穿其谎言，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回国。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心理崩溃。曲啸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1991年，在江苏省南通市演讲时，病倒在演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失去说话能力。”
几乎与此同时，在澳洲攻读博士学位的海鸥患了脑瘤，医生给她做了开颅手术。从此她中断学业，在打工和做义工的同时，她拿起了笔，描述了“母亲”对“孩子”的一次次“错打”，“母亲”对“孩子”的改造。她揭示了“母亲”与“孩子”的真实关系，道出了苦难的来源，回答了隐藏在“错打孩子论”后面的“迫害有功”论。
六、《画说》的意义
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时时会为毛粉之多而愤怒而惊诧。以至于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毛时代特区”，请那些怀念毛的人们搬到那里去，重过计划经济、城乡二元、阶级斗争为纲的生活，重新体验“红太阳”“斗批改”“红色暴力”“全面内战”“上山下乡”“五七干校”。
历史不会照原样重来，但它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改头换面，移步换形。
2020年9月17日，同济大学召开“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推进会”，会议拿出了《实施意见》。其提出“要以专业类别为基础单位，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研制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建立课程思政操作规范。”“从制度规范层面，进一步巩固确立上海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先发优势，重点解决教师不主动做、不知道怎么做、不能长期坚持做的问题。”
复旦、同济、上海理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纷纷推出了本校的特色产品。随后，华东师大社出版了全国首本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研究丛书。
《生物学科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第一个教学实例，就是“政治认同感”：
在生物的分子世界里，小到一个原核细胞大到一个多细胞组成的高等真核生物，分子世界均遵循它们自身规律，忠实地将母本细胞中的DNA复制遗传给后代，保障了物种的稳定性。这里，便可以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继承“红色基因”，坚持为人民服务，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红色传承相关联，达到政治认同教育的目标。通过这个知识点的讲述，教师可以将分子世界与人类社会进行类比，告诉同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
2022年4月15日，大陆出版的《新课程报 语文导刊》的“作文指导版”上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红盖头》，作者余显斌。文章大意是，爷爷随身携带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一个红盖头，那是奶奶和爷爷结婚时戴的，而奶奶是被爷爷亲手打死的——当年，爷爷帮游击队员筹集了一笔经费，可贪图享乐的奶奶想把经费带走，于是爷爷大义灭亲，开枪打死了他的枕边人。文后的“品读”写道：“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为这位亲手处决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伟大的家国之爱动容。”
海鸥经历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打着“强我中国”的旗号，披着爱国、民粹和伪科学的外衣，以更加精深和荒谬的方式，向那个以扭曲“三观”，践踏人性的毛时代迅跑。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儿女担心孩子会成为红小兵和红卫兵，正在办移民手续——如此全方位地向“红色文化”的回归，使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加入了“run”的行列。
七、海鸥的担当
1990年5月，留学澳洲刚刚一年另十一个月的海鸥，被查出脑瘤。开颅手术之后，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个来回的她，回顾匆匆走过的四十三年的岁月，一瞬间，她似乎活明白了：
回顾一生，为这个主义奋斗，为那个事业献身，到头来主义事业像倾斜的大厦，呼啦啦地坍塌下来，头脑中一片废墟。到老牛破车时才到异地寻找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依旧自虐似地背负“神圣的社会历史使命”，心力交瘁，死而后已。一辈子活得真苦真累。……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一些呢？像眼前的澳洲人一样，不去咀嚼历史，也不暇瞻顾未来，只追求此时此刻的快乐。
这本连环画告诉我们，死里逃生的海鸥，依旧在“咀嚼历史”，依旧在“瞻顾未来”。她无法让自己及时行乐，无法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澳洲人。在出院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她念兹在兹的，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毛时代的真相，警醒国人不要忘记过去。女儿对中文的陌生，使她意识到，仅仅用文字难以吸引“读图时代”的孩子们。写完了《我在中国的四十年》之后，她又拿起了画笔，再一次背负起启蒙后代的“社会历史使命”。
很多人看不起连环画，以为它不登大雅之堂。中国当代国画史上，也不见连环画一席之地。鲁迅提醒人们，西方教堂里那些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
《画说》不能在大陆出版，是国家的耻辱，是民族的悲哀，是画家的遗憾。
但，这也是海鸥的骄傲与光荣。
22-10-7初稿，10-11三改
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画说我的一生》读后
何与怀
2020年上半年，我在悉尼写了三万三千字的长篇评论《半壁家园与海鸥南飞——澳华作家刘海鸥和纪实文学写作》。这是我所有文学评论中最长的一篇了，我之所以投入如此大量精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海鸥在最近几年，连续撰写和出版了多部纪实文学大著，这让澳华文坛众多文友惊喜万分，其中当然包括我。
刘海鸥，笔名凌之，澳大利亚重要的华文作家，三十多年来，撰写和发表了随笔、小说、剧本，以及评论等许多作品，但最出色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我把刘海鸥誉为“澳华文坛纪实文学第一人”。
读者只要浏览一下我的评论，即可证明此言非虚。
例如：《半壁家园：刘辽逸家事百年》。刘海鸥追求历史真相，力图复原“半壁家园”，花费十几年时间，写出了家族的百年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读完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我不禁欣喜地感觉到，刘海鸥可以携带她的《半壁家园》进入世界华文家族写作史的殿堂了。
《夕出阳关》是海鸥为她姐姐刘海燕写的五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此书再现了她姐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惨痛遭遇。“夕出阳关”这四个字，真是再确切不过，西出阳关的海燕的前途如同夕阳西下，不仅不见故人，而且面临的将是茫茫暗夜——她不属于这个世界。
《海鸥南飞》是“刘海鸥作品第二集”，是早些年出版的《海鸥南飞》的增订本。这些相关作品收编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长篇报告文学，记录刘海鸥在澳洲的生活，堪称之为中国中年女性移民澳洲的全景式展示。
此外，刘海鸥还编辑出版了或准备出版《游必有信：澳洲家书》：这是她来澳洲以后从1988年到1994年写给父母的信件，不仅记录她个人的生活，还记录了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及澳洲社会发生的大小事件；《岁月留痕》是刘海鸥文集的第四集，收入各种各样的故人故事，其中多是回忆，忆父母，忆旧家，忆邻居，忆朋友，忆同学，忆活着的与逝去的人们。《她们的田野》是她家四姐妹合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记录了她们与共和国同步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刘辽逸日记》是海鸥父亲刘辽逸日记的汇编。刘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革过程，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她一部图文并茂的《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画面可能不完美。此书便是以她的画作配上文字，描述她自1947年1月出生到1988年6月告别北京留学澳洲，这四十年间的亲历亲闻。
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段话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把握“创作”的度，很有指导意义。刘海鸥的纪实文学写作，就完全是追述真人真事，而且不用“设”身局中，本来她就身在其中。《画说我的一生》和刘海鸥其他十部书一样，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她的家族、她的家庭、她的生活的种种往事。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她的”，而且是“他们的”，是他们那一代人集体的记忆，非常真实，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缩影。这些记忆对刘海鸥来说非常珍贵，她把它们呈现给大家，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轨迹。
这些记忆的珍贵价值显然不单对刘海鸥个人而言。2021年11月1日，专门记述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文革历史的《记忆》杂志负责人特别给刘海鸥来信说，《画说我的一生》特别受读者的喜爱，已经成为《记忆》的“镇刊之宝”。为了让这个作品在《记忆》上连载的时间长一些，编者做两次调整，先是把每期刊发的两章，改为一章，后来又将每章（30张图以上的）分成上中下或上下，分成三期或两期刊发，每期发图十二幅。因防火墙增高，网易126、163和新浪等信箱都被屏闭，很多读者收不到《记忆》，不得不让他们改用国外的或小众的信箱。这位杂志的负责人还说，相对国内的读者而言，国外的读者对刘海鸥这个作品的反应更热烈，更积极。欧美大学东亚系把它作为当代中国史的辅助教材。
可以从时代更广的角度来认识刘海鸥的纪实文学写作。
从文学史上看，每个时代总会有一种备受追捧的文体。今天，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局势紧张不安，中国国运堪忧，其复杂性有时甚至超乎常识、常理，人们很需要一些启发性的认知参照，例如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如许多论者所说，纪实文学的长处在于既可以全景式描写和叙述，波澜壮阔地呈现；也可以局部取样，精雕细刻地创作，在介入现实、描绘人心、表现精神图谱和心灵世界方面拥有小说、诗歌等文体所匮乏的优势。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体，它的基本特征是真实性、及时性、时代性、知识性和信息性，通常具备文献价值、史志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那些历史纪实，还常常带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质，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有所裨益。各种“纪实”文体的要求与特性有所不同，或者说，有所侧重。但总体来说，纪实文学的概念内涵应包括守真求实、融情于理、文史兼容等要点。这是它不同于虚构文学的独特品格，也是其评价标准的理论基础。
以“真实”为其生命的纪实文学写作，对当下中国的情形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所谓“历史”，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史实、史研、史评。加拿大的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为了防止人类走向狂热和灾难，在她撰写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一书中，从三个方面总结如何鉴别“有毒历史”。她以非凡的国际视野指出：
“当历史沦为了政治动员的工具时，就是一种被强化了的想象共同体，所有人都陶醉在这种神话之中无法自拔。”
非常不幸，历史沦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正是今天中国的现实。“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道出了独裁的要领，今天的习记新极权统治已把这一要领练成了独门绝活。他们公然提出“历史姓党”，要求历史为加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服务。于是，他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或掩盖或歪曲，不承认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实行全民族的遗忘运动。几年前，他们就曾经把十年文革浩劫轻描淡写为“艰辛探索”，近来为习某龙袍加身、个人崇拜更大造舆论准备。例如：为个人独裁和帝王世袭制找历史依据，力图论证中国历史上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领导体制，不是专制制度；用民粹主义抵制西方，提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绝不允许对其妖魔化；胡说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延缓了西方势力“血腥东扩”的步伐，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外交决策，历史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以便为习某要实行重新闭关锁国制造舆论……。
知史可以明智。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将来，人们应该明白中共这些人的套路与伎俩，应该看清他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防止这种“被强化了的想象共同体”，防止民众都陶醉在这种神话之中无法自拔，防止民族走向狂热和灾难，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她的书中号召：“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挑战甚至揭露这种神话，这种神话的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在我看来，不单历史学家，这也是摆在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包括纪实文学作家面前的任务。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10月荣获瑞典文学院颁给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在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加缪在题为《写作的光荣》的获奖辞中申明：“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那么他的艺术就决不与谎言和奴性妥协，尽管这些东西到处充斥，滋生孤独。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刘海鸥用她的勇敢坚毅，昭示了在强大的专制势力面前，一个渺小个体的巨大作用——用手中的笔，揭穿谎言，反抗逼迫。
2022年9月7日于悉尼
大家都应该象刘海鸥这样，用手中的笔，揭穿谎言。
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华人政论家冯胜平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凡是亲历文革的都是“文革人”，都有罪，都应该为十年浩劫负责。
我非常赞同这句话。
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的落后，也是文学城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