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1978-1981）
1977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招考范围除了应届毕业生外，还包括1966年以后被耽误了十年学业的历届学生。我文革前高中毕业，不在这次的招生范围，心中无限惋惜。1978年初，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天，老宋从学校里拿来一张研究生的招生简章，说你可以试试报考研究生。
看看招生简章，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都离我太远，只有哲学系还沾点边，起码《矛盾论》和《实践论》我看过，报这个专业试试吧。一看必读书，脑袋发晕，浑身冒汗：《两论》只是沧海一粟，要读马恩列斯毛和国内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著作，要读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联共（布）党史，还要考数学和英语。
妈妈带我去请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韩树英。1949年以前他在大连和妈妈是上下级关系。韩树英问我，都读过什么哲学著作，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吗？没有。读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吗？没有。《反杜林论》？没有。《自然辩证法》？没有。《哲学笔记》？没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那么至少应该读过我和艾思奇同志合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吧？也没有。韩树英摇摇头：“这些书粗读也至少需要一年，你首先要细读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后年再考吧。”
尽管专家说不行，我也要试一试。对我来说，考研究生的目标并非当个哲学家，而是换一种活法，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潜能。自从大学落榜，我对自己的能力就失去了自信。学校里好多人都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更有老师讥讽：“刘海鸥想考研究生？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管别人怎么说，既然我已经打算吃天鹅肉，好歹也要尝一尝。
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必读马列经典著作，写满了两个笔记本，记住了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时间过程结果意义，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数学题，背下了一本英语语法书。白天还要上课，这一切主要是用晚上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读通宵，只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最睏的时候迷糊一阵。
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英语单词，骑车回家时手持一个英语单词小本，一路背诵。
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完成了全部学习。整理书本带回家时，才发现我这一个多月读的书加起来竟有一米多高。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体重达到了我历史上最辉煌的数字，一百零六斤，减少了二十多斤。就为这个，考不上也值得。
应考那天，北大图书馆考场前拥着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几届的老大学生，个个气度不凡，胸有成竹。见此阵仗，我竟头一晕，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会儿。待第一门课的考卷拿到手里，心才平静下来，不难，答案都可以在我看过的书里找到。
几门专业课的考试发挥得很好，唯一知道的错误是把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纪的曙光的旦丁写成海涅。考完专业课，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英语考试允许带字典。进入考场，吓了我一跳，只见人人都带了一两本砖头那么厚的英汉词典，见都没见过，而我只带着巴掌大小的郑易里的袖珍字典。凭着这个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文章。数学也不难，感谢北大附中的数学课，我那时虽不用心学，基础也够扎实。十三年过去了，连解析几何都还能对付。
如果考题我都能答出，对那些老大学生们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试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么希望。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收到了初试录取通知。据说我考了第一，其实我的专业成绩平平，是数学和外语给我帮了大忙，这两门虽然分数也不高，但是有些考生专业成绩拔尖，数学不及格，外语零分。
复试是写一篇命题论文。参加复试那天早上，骑车经过清华大学，听见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边骑车边听了两耳朵，记住了几句关键的话。复试的论文题目竟然真是《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不知从何而降神来之笔，一气呵成写了四千多字。后来我的指导教师黄楠森先生跟我说过几次：“我真佩服你，考试三个小时的时间，你竟能写出四千字的论文，我是做不到的。”
我被北大哲学系录取了。一切都出于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发现一张招生简章，如果不是听见两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论，我也许至今与哲学无缘。
我终于在三十一岁时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对研究生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第一次开会时黄先生问我们各自准备研究什么题目，我想说的是人们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很困惑——否定文革就是对我这十年生命的否定，这十年我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热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把自己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然后一下子这些都是错误的了，现在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为。我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翻来覆去，我必须搞明白，为什么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能够一呼百应地疯狂地投入这个错误的运动，否则再碰上一次这样的革命，我难道再把自己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吗？
哲学系共招了三十几个研究生，分别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在“马哲史”班，有七个研究生，三个老大学生，两个工农兵学员，两个（包括我）高中毕业生。读研的三年中，有一个同学因为精神问题退学，一个同学中途出国。最后五个人完成学业。
我们的导师有黄楠森先生、郭罗基先生、宋一秀先生。我非常荣幸地被黄楠森先生收为研究生弟子，他看上了我复试的答卷，把我的研究方向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史，黄先生在这个领域有相当高的造诣。
我们的课程为小组授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大小逻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宗教史、逻辑学、美学、美术史、外语及第二外语（我学的是英语和德语）。没上过大学的还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高等数学等大课，以补足哲学本科的基础知识。
在小组授课中，先生们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常常有一些闪光思想和大胆论证。最敢于发表异端见解的是郭罗基先生，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精致，带着同样精致的眼镜，有一种漠视一切的神态。他授课不按常理出牌，讲的几乎都是社会政治问题，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其观点新颖大胆，敢说当时没人敢说的话。听他的课真是一种精神刺激，让我的思路大开，并有一种重新审视一切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他的这些观点后来系统地写成几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等在1979年的《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惹怒了邓小平，下令将其逐出北京，最后被迫远走他国。
黄先生的课也好，他在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派，仍是坚持真理，他的学术研究独有见地，不落窠臼。他为人平和，表达观点时不露锋芒，但绵里藏针。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西方哲学史，它给我呈现了一个人类大智慧的发展历程。恩格斯说唯心主义是人类智慧之树上不结果的花朵（大意），读了西方哲学史才发现唯心主义的产生发展不仅有花朵，而且果实丰硕。相比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能算是这棵智慧之树上的一根枝桠。然而唯心主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为政治偏见所绑架，变成万恶之源，一切坏事情的思想基础。同时，我知道了唯物主义在历史上也不是永远带着神圣的光环，他产生时就带自身瑕疵——机械性。尽管后来有辩证法辅佐，仍然难以避免武断的决定论，他的最大“功绩”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否定。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新认识，在今天已经是哲学最一般的常识，但那时它的意义在于动摇了我对二十多年来被以权威形式灌输进脑子的某种思想体系的信念，动摇了我已经形成的融化在阶级划分中的黑白思维方式。
从1978年到1981年读研究生的这三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又进入了新一轮百家争鸣的时代。新思想和旧势力你争我夺，你上我下，异常活跃。民主启蒙运动已经开始，“西单墙”就是一个象征。所谓“西单墙”最初张贴天安门诗抄，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刚一出版就被汪东兴下令查禁，理由是上面刊登了天安门诗抄，而没有老毛诗词和华国锋题词；还登载了“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有人把这期杂志的内容贴在了西单墙上，引来千万人观看，展开讨论，进而出现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字报。后来魏京生贴出批邓小平独裁路线，提倡政治民主化的大字报，事情就起了变化，魏京生被捕，西单墙被取缔，“四大”被取缔，旧势力重占上风。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有一朵浪花是自由派文人掀起。1978年我看到了一本手刻蜡板油印杂志，叫《今天》，其中的小说诗歌与建国三十年来的文学作品都不一样，我立刻被镇住了。我迫不及待地订了这份杂志，1978年12月创刊号（还附送一张照片，一束逆光的芦苇）里有很多社会批判的谈话和思考，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讲的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不同于其它悲悲戚戚发泄愤怒的伤痕文学，小说开放式地描述正常的爱的感情，以人性的魅力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以不同人物的叙述为结构，我才意识到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就被迫停刊。这九本杂志我一直珍藏着，直到离开中国。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国门终于遮遮掩掩向世界打开了一条缝隙，外面的立刻东西蜂拥而入。惠及普罗大众的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变化，妈妈在香港的弟弟我们的大舅汪华祚，就像是这个变化的使者。七十年代末他从香港来北京探望妈妈，那是他们分别几十年后第一次相见。大舅带来了一大堆港货——各种新潮衣服、蛤蟆镜、砖头式录音机、电动剃须刀、一次性打火机，还有大量的华语粤语流行歌曲磁带，从邓丽君的全套歌曲到《鬼马歌》（后者妈妈竟然喜欢听）……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大舅带来的东西，我得到了一条乔其纱长裙，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连衣裙，简直不好意思穿出来。一个同事看到了，不由分说强行拿她的一条日本百褶裙“换”走了这件连衣裙。不管怎么说，我敢于穿裙子了，从刚开始试试探探的过膝半截裙到后来自己设计和缝制的无袖连衣裙，我终于突破了蓝衣服灰裤子的束缚。
还有，一种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发型在市面上流行起来——卷发。我也未能免俗地烫了头发.
音乐对我冲击最大的可能算是邓丽君的歌曲，在她之前我曾听过上海的朱逢博唱喜儿，已经吓了一跳，绵软柔和，与文革样板戏中喜儿刚烈的演唱大相径庭，隐约觉得这不唱成了靡靡之音吗？邓丽君的歌不止软绵绵，歌词也都是你情我爱。刚从不允许公开讲爱情的时代走过来，我被这些歌曲搅合得惶惑不已，心中总有两种东西在打架——十几年来已从耳际植入大脑的铿锵强健的声音和突然冒出来的柔软优美的音调，该抗拒哪个接受哪个呢？有一次我把砖头收录机和邓丽君歌曲磁带带到宿舍给同学听，一会隔壁中文系的研究生来敲门，满脸严肃地请我们降低音量。其实我们播放的声音一点也不高，夏天各宿舍都敞着门，歌声四处流荡，看来困惑的不止我一个。
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冲击是交谊舞。1979年北大学生会贴出一张告示——某月某日在第一食堂举办一场大型交谊舞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交谊舞会，同宿舍西哲史的女生们兴奋不已，跃跃欲试。丁同学周末回家跟人学了三步四步，回到宿舍拉着我们一个个地教。舞会那天，室友们早早打扮整齐，相约而去。我也特别想去，哪怕是看看热闹也行，又自惭形秽，顾虑重重，怕自己被人笑话，更怕自己的身份不合时宜。前思后想，终于没敢去。舞会后我们系研究生有党员干部批评：竟有党员参加交谊舞会，又表扬了我们马哲史研究生没有一个参加。这么一来，我只好收回了跳舞的那颗心，继续假扮一个马列主义的卫道士，尽管心里无限羡慕那些在舞场飞来飞去的大胆女孩。
从“门缝”挤进来的外国电影给我打开了又一个世界。文革中有一种电影叫“内部参考片”，专门放给毛泽东江青，还有高干及其子弟过瘾的。八十年代初观看“内参片”的范围扩大了一些，爸爸也能得到一些内部电影票，给了我。我第一次看的“内参片”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它给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原来美帝的歌曲那么好听，原来美帝也表现那么纯洁的爱情，原来美帝也反法西斯……那些穷凶极恶的面孔隐藏在哪里呢？还有我们称为苏修的四部煌煌巨制《战争与和平》，表现战争中人性的《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我们落后了世界有多远多远呀！
性开放对中国人也是一大冲击，北大一些学子也有点闻风而动的冲动。一天我在校园里骑车，碰上同向而骑的一个研究生，就聊起天来。他告我：“我正在研究性问题，在性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落后西方五十年。现在西方人对性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可以经常更换性伴侣，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而且不牵涉道德问题……”他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想了一下：“我认为性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如果爱情发生变化，那就可能有两种结果，离婚或产生婚外情。”他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应该深入地谈一谈。这样，你今天晚上到我宿舍来，我们宿舍没人，我们好好聊聊。”看着他激动得迫不及待的样子，我噢了一声就骑走了，心里“哼哼”冷笑两声。
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0年的竞选。那年上面似乎在进一步退两步地试图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其中一步就是选举法的重新修订——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一小步在全国多所高校的师生们掀起了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北大更是当仁不让。
北大的“三角地”立时活跃起来，许多热心有见识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站出来竞选，在三角地发表他们的竞选宣言。一时间大字报、答辩会、民意调查热闹非凡。讨论的议题从评议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评价毛泽东、改革之路、人性解放……已经远远超过了人大代表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胡平参加了竞选，他的竞选宣言是《论言论自由》，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极大，为此他在大食堂召开了千人答辩会。
我没有十分关注学生的竞选活动，不是因为反对，而是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用当时时髦的语言说就是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
有一天我们马哲史的研究生被党支部叫到学校保卫处，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赞扬了我们在竞选中所持的态度（不参与，不支持），又要求我们注意观察那些竞选活跃分子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汇报。我又闻到了文革的气味，我保持沉默。
胡平成功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只此一届，上面的政改试验又到了退两步的阶段，此后不再有自由竞选活动，而胡平毕业后竟然没有单位敢接收，最后终于分配到一个不对口的小单位。几年后胡平出国，现在是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
转眼就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选题时黄先生说：“你复试写的《论检验真理的标准》很不错，你就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吧。”两年的学习已经使我在认真思考每一个命题。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并不完全科学：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一种标准，从语法和理论上都说不通；如果说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法上可站得住脚，而理论上和前一命题一样隐含着唯经验主义的导向，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这是我论文的基本思想。
黄先生很支持我的观点，并给我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使论述更臻完整。
1981年的七月我在妈妈家写论文，这一年遇上罕见的酷暑，巨热而且闷湿，我和妈妈干脆打赤膊。我写，妈妈帮我抄。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完全靠手写，汗如雨下，胳臂下垫了厚厚一层报纸，以防汗水打湿稿纸，终于在七月的最后一两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天气立时凉快下来，我的论文也完成了。
论文答辩时，中国马哲界的“泰斗”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质疑，不记得是什么问题了，只记得我侃侃而谈，一个问题也没难住我。我通过了答辩。
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弊端，从理论上说与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无关系，但至今没有人（也可能有，我没看到）反思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如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无声无息。
写完论文就是等待分配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非常抢手，我没考虑去什么单位，离开农村中学我已经十分满足。我觉得自己其实不适合学哲学，没有严密周全的头脑，没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逻辑混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读上三五页就睡着了，读读睡睡，睡睡读读。读完了，问我讲的是什么，不知道。至今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早已化为一团烟雾，在眼前消散。脑子里只模模糊糊留下几个哲学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箴言。
但是我非常感谢当时北大的自由空气，感谢当时北大教授的开放思想，从这里开始，我的“思想改造”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过去十几年洗脑的否定，我终于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自己，尽管这又花费了我若干年的时间。
下一集： 二十五《母亲的力量》
三个小时四千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