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遇见那些人 刘克阳
因为爸爸的妈妈关系，我有偶遇名人的机会。这些名人大多是文化界的名人，因为爸爸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圈子。
这些人我都无深交，有的只是照面而已，记录下来为他们做个速写。
吕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有人敲门，我听见跑去开门，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进院子，我不熟悉这个陌生人，但是在大街上见过他，我赶紧叫爸爸出来，我知道是找他的人，爸爸迎出来，把他请进书房。
他走后，爸爸叹息说：“这是吕荧，神经兮兮的……”我成年之后才知道吕荧的事。这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才子，晚爸爸一年进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是翻译兼编辑。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撤销其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心口如一的吕荧不满这种做法，立即登台发言，提出“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应等同于政治问题。”当场遭到斥责，被赶下台。面对两主席团的众多风头人物茅盾、周扬、丁玲、老舍、冯雪峰等，就是他单枪匹马奋起直言，然而这么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在十几天后被定为“胡风分子”。几天后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之后屡遭隔离审查，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导致精神分裂。1969年3月5日在清河农场冻饿中逝世，终年55岁。
现在人人称颂吕荧仗义执言独胆英雄，却悲惨地抛弃在人生边缘，不明不白地丧失生命。我见到他两次来到我家，他知道爸爸是一个正直的人，也许是想跟爸爸说说心里话，诉诉苦闷，但是那时候他已经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了。
罗晓虹。我最初见到她是六十年代初在公交车上，我和妈妈在车上遇见她，妈妈跟她打招呼，简单说了几句话，我记得她说去找女儿，女儿要和同学一家去北戴河，她不放心，也不同意。印象中她又矮又瘦，一个非常普通的南方妇女模样。下车后，妈妈告诉我说，这是妇联的同事罗晓红。
妈妈和她不是一个部门，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当时关系并不密切。直到文革后，她们都从干校回到妇联大楼里，这群无事可做的人们每天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虚度时光，后来把老太太们分为若干党小组，妈妈和晓红阿姨分在一个组里，天天见面，两个广东老乡用广东话聊天，非常投缘。
晓红阿姨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一个年轻女子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屈指可数。解放后晓红阿姨一直是蔡畅（全国妇联主席）的秘书，直到文革。
一次晓红阿姨邀请妈妈去她家做客，我陪着妈妈去的。她家住在海淀的一个军队的干休所，进到她家，只见是很大的一个单元，没有装修，整洁无华。阿姨只用一句话介绍她的家“我的屋子里有79块玻璃，打扫起来很麻烦。”我确实吃一惊，可见屋子之大。中午吃饭，饭菜很简单，只有两个菜，我看见对面坐的晓红阿姨吃的是前一天的剩饭，我说：“阿姨，别吃剩饭……”阿姨女儿赶紧说：“不用管她，她每天都是这样，怕浪费了。”晓红阿姨关切地对我说：“不够吃，让女儿到食堂去买馒头。”饭后，阿姨和妈妈用广东话聊天，我能听懂，阿姨说她还有一个儿子，因为当年干地下工作，无法带孩子，送给她哥哥了，后来哥哥全家到了香港，现在定居美国，儿子回北京看过她，阿姨苦笑着说：“他叫我姑姑。”“算了，长得也不好看。”骨肉分离，近在咫尺，不能相认，阿姨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晓红阿姨离休后，每年拿出自己工资的大部分捐给灾区及贫困地区的孩子，阿姨早年参加革命，但是工资并不高，她一直坚持把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群，直到她到去世前，她的慷慨无私的义举在全国妇联是头一个，感动无数人，同时带动更多人去帮助贫困的人们。
晓红阿姨100岁去世，她的讣告上写她的职务只有四个字“蔡畅秘书”。晓红阿姨，她只是普通人，但是她在我心目是大名人。
老舍。我小学三年级的春节，文联举办迎春晚会，先是演节目，上台表演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舍演节目是说笑话，报幕员一报下一个节目是老舍说笑话，台下就响起掌声和笑声，老舍穿了件中山装，快步走上台，跟大家打招呼，问候新年好。他讲的是一个懒媳妇过年包饺子，嫌麻烦，结果给全家只包了一个大饺子，把婆婆气坏了。他的笑话还没说完，全场就被他幽默的段子逗得哈哈大笑。残酷的文革逼死了老舍，一个让那么多人开怀大笑的人凄凉地以投湖自尽的方式走了。
冯雪峰。爸爸和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初期的同事，爸爸刚到北京时候就与冯伯伯同住在东总布胡同出版总署的宿舍。冯伯伯是1950年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刚成立的当时中国最大出版社的社长。爸爸那时负责外文组的一些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与冯伯伯交往多，关系很好。196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一早，爸爸叫上我和姐姐，说：“走，今天和冯雪峰一家约好到东郊去打草籽。”能够和爸爸到郊外去玩，可是一件难得的兴事。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跟爸爸出发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但爸爸和冯伯伯这些知识分子享受着国家特殊供应，每月有烟、糖、点心等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的食品。当时我虽小，但我还懂得他们并不需要到野外去打什么草籽呀，所以想，他们也跟我们这些孩子一样，不过是找借口出去玩玩。后来才明白冯伯伯家和我们家一样养了鸡，人的粮食有定量，鸡就没有吃食了，所以去打草籽，为了喂鸡。出了城，到了朝阳门外的野地里，远远地看见冯伯伯和何阿姨已经站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儿子。冯伯伯和何阿姨和我们打招呼，但冯伯伯并不接近我们小孩。我很纳闷，星期天两家人聚会，怎么冯伯伯绷着脸，与我们不即不离的样子，让我心里挺别扭。说是来打草籽回去喂鸡，但他和爸爸并不当真打，比划了一会儿，爸爸和冯伯伯找了棵大树，在树荫里坐下来，两人一边抽烟一边聊起了天。从我这个孩子的眼光看，他们的关系很融洽，不然怎么会跑到这么老远来闲聊呢。这样和冯伯伯一起去打草籽还有几次，冯伯伯这样的大人物也不免俗，为了家里的鸡，来到几十里外的荒草地里打草籽。
1970年夏天，我到湖北咸宁干校去看爸爸妈妈。咸宁每天四十度的高温把我热得昏头转向，痛苦难捱。我在干校住了一个星期就呆不住了，急着想离开那儿回北京。那时我是多不懂事呀，干校那么多叔叔阿姨都希望我给他们带信回北京，目的是想让我替他们到家里看看亲人，我什么也顾不上一门心思要走。临离开十四连时，爸爸送我上路，并交给我一封冯雪峰伯伯写的信，嘱咐我到北京后把信送到冯伯伯家，爸爸把冯伯伯家的地址告诉我，叮咛我不要忘了。那时，冯伯伯的“走资派、大右派”的帽子还没摘，那么大年纪还和大家一样挑粪种菜，他不爱说话，特别是不和我一样的孩子们说话。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是让爸爸把信交给我的，我知道他看见我到干校了，为了不因为他的“身份”影响到我，尽量不与我交流。
回到北京后，我到北新桥冯伯伯家，找到何阿姨，把信交给她。我说我是刘辽逸的女儿，刚从湖北干校回来，告诉她冯伯伯还好，何阿姨微笑着谢我，她请我到屋里坐。我看了一眼她家低矮阴暗的住房，简直没有坐的地方，我没有进去，就告辞出来了。我记得爸爸曾非常惋惜地跟我说过“老冯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人，老红军……”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冯伯伯已经被打成右派，剥夺了一切职务。
1976年2月初，一个寒冷的晚上，爸爸没有按时回家吃饭，七点多钟回来了，他摘下棉帽，看着我悲愤地说：“我刚去了协和医院，今天是和雪峰的遗体告别，唉……你知道吗，今天只有七个人到医院和他的遗体告别。”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得知冯伯伯是1月31日去世的，冯伯伯去世在中国黎明前黑暗日子里，他的不白之冤还没有得到昭雪，他的委屈还没来得及诉说，他就离开了这个对他不公平的世界；他的五十多年的出生入死的战友，相濡以沫的朋友，共事多年的同事，视如手足的亲属大都没能和他告别，见最后一面，他们大都无从得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一个善良、坚强、不屈不挠的革命老人就这样悄悄走了。爸爸作为朋友、同事含着悲愤默默为他送行了。如果不是爸爸的关系，我是不能近距离接触这位红军时期的领袖人物，我心里默念：“冯伯伯，走好。”
康克清。她是妈妈的同事。解放初期妈妈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那是全国妇联的前身“儿童福利部”。直到成立全国妇联，妈妈分配在“保卫儿童委员会”，康克清当上了妇联书记处书记。
那是1950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康克清在“儿童福利部”是领导，大家尊重她，因为她是朱老总的夫人，但是农村出身的她跟大伙相处融洽。妈妈她们称她“康大姐”，我们经常能见到她，妈妈让我们叫她“康妈妈”。康妈妈被干部们的孩子喊，实际上她一辈子没有生育过孩子，但是她确实看见同事们的孩子非常喜爱。她知道我妈妈有四个女儿，最喜欢我，每次看见妈妈身边的我，就拉过去搂在怀里说：“这是我的女儿……”妈妈站在一边只是笑不吭声，我惊恐地害怕她带走我。直到她当上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后，小卧车接送，我才少见到她了。
妈妈在我大了一点的时候，一次讲起康妈妈的事，还是在“儿童福利部”的一次党小组会上，康妈妈忍不住提出“家里困难，申请补助。”她坦言说：“老朱家乡来了好多亲戚，住在我家，长期住着不走，即要供给他们吃喝，还要每月给云南、四川老家寄钱补贴那里的亲属、战友，几个前妻的儿女和他们的亲属都要一一打点，两个人的工资全部用光，还不够。”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个“国家副主席，军队总司令”老婆的要求。最后还是经过“研究”，给康妈妈补助了200万元（合现在的200元）。
但事情远非200万元那么简单，随后而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大大小小的“运动”扑面而来，有“好事者”把康妈妈吃“补助”的事情提到桌面上批判，“高级首长家庭还吃补助，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的……”康妈妈成了众矢之的，无地自容，交出来吧，200万早已进了乡亲们的腰包了，不交出来，以后运动怎么过关……好在之后康妈妈当选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才“逃过一劫”。
冰心。记得一次民进市委组织的春游，爸爸邀我一起去，好像是去潭柘寺。我走进面包车厢，抬头找座位，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最后排，我一看便知是冰心老人，旁边坐着她的女儿。我和爸爸坐在她俩前面的座位。爸爸跟老人打个招呼。老人和女儿低声谈话，说话的声音只有她们母女俩互相能听见，车内仍旧很安静。冰心先生上车后坐在最后一排，空出前面的座位让后来的人方便入座。显然她们母女是早就到了，不迟到，低声交谈，坐在最后面，方便后来的人。她的文明举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李光羲。还有一次也是民进组织的春游，那次我们全家都随团去了，人们陆续上了大巴车，我看见李光曦夫妻也上来了，大歌唱家乐呵呵地主动跟大伙儿打招呼，非常平易，当然也问候我的父亲。到了公园，我们和他们夫妻又遇见了，李光曦停下来跟我们寒暄，我提出跟他们俩照相，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照了两张相。没有架子，礼貌得体，与现今的所谓“明星”大相径庭。
茅盾。文革还没结束，我从山西回到北京，赋闲在家，到爸爸出版社遇见茅盾的儿媳妇陈小曼，小曼是爸爸外文部的同事，小曼热情地嘘寒问暖，邀请我有时间到她家去。我知道“她家”是指她的小家与茅盾先生同住的地方。茅盾先生只有一个独子，所以小曼一家一直与他在一起。
一天无事，我到了东四头条文化部的后院。文革前是几位部长、副部长在那里居住，现在只有茅盾先生的一座独栋的小楼还有生活气息。我敲开门，是保姆开的门，茅盾先生也站在门口，经过文革他已显苍老了，身穿简单的家居服，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一看就是位可亲的普通老人。他身边站着两岁的小孙女，我听小曼说爷爷最喜欢这个孙女，晚年与她做伴。他看见我，不认识，我赶紧自报家门，他表示知道，请我进屋，这时小曼也迎出来。随后小曼带我在楼里转，上了二楼，不言而喻是爷爷的书房，玻璃书柜围着三面墙。小曼又带我到楼外边的一间大房子，打开门，原来是一间藏书屋，里面一排一排大书架，存放着成千上万的书籍，一看便知是各个出版社赠送的图书，我很想借几本书，又一想借老先生的书不太好吧，就放弃了。
李希凡。九十年代我陪爸爸去人大会堂领取鲁迅文学奖，有家属陪同领奖人的就我一个，我的目的是想见识一下文学界的翘楚。
坐在我身边的是李希凡，当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研究红学专家了，五十多年前二十多岁的他和蓝翎共同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在全国掀起文学界的大辩论，两个“小人物”就此让世人瞩目。尽管在红学研究上他被老毛赞赏，卷入了主流政治及意识形态之中，对他的评价毁誉不同，但毕竟还算是一个历史人物，我拿出笔记本，请李希凡先生签字，他很流利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字很工整漂亮。他再不是当年的小人物了，戴有各种头衔，但是坐在我旁边的他已经是老人了，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在大会堂领取鲁迅文学奖，是他这么多年来坚持文学艺术研究所获的成果。
